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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位于中国的中北部，黄土高原的东部，北接内蒙古草原，是古代游牧区与农耕区交错接壤的地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65——589），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复杂多变的时期，复杂是指在原有的汉代版图上，特别是在黄河流域，涌进许多新的民族，民族之间互相争斗，矛盾凸显；多变是指西晋八王之乱后，晋室南渡，北地沦丧，导致匈奴、羯族、氐族、羌族、鲜卑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了北方，分裂割据，朝代更迭，此兴彼亡，史载其时“内难兴于戚属，外祸结于籓维。刘渊一唱，石勒继响，二帝沉沦，两都倾覆。” 山西地区，由于地处游牧区至农业区的过渡地带，堪称诸民族汇聚最密集地区。史书记载，东汉以来，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不断有大批南匈奴人降附汉朝，被安置于今山西境内。如东汉末南匈奴三万余落（户）来降，曹操分为五部，“皆家于晋阳、河涧之滨”；内附者除匈奴外，还有乌桓降民。据谭其骧先生研究，山西境内设七八个郡，都有匈奴杂居，北部诸郡，甚至“胡多于民”。
两汉时期，在山西留下许多遗迹和遗物，遗迹如长城和数以千计的汉墓，如广武汉墓群、平朔汉墓群、天镇汉墓群。1983年始，山西的考古工作者配合朔州露天煤矿建设，陆续发掘2000余座汉墓，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均为死者生前的生活实用物品。包括各类陶器、炊具、酒具、钱币、铜器、铁器、玉器、漆器、铅器、木器等。出土器物中，出土的文物，陶器占70%左右，以壶、罐、灶、鼎、盒等组成了特有的汉代随葬器物的组合特征。铜器占20%左右，有礼器、食器、酒器、兵器、印章、铜镜等，其中的雁鱼灯是难得之珍品。其他杂器占10％左右，包括铁器、玉石器、漆木器、铅锡器等。在这批墓葬中，还发现了一些带有匈奴鲜卑民族特色的墓葬，出土了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物近百件。 胡傅铜温酒樽 在右玉县，也出土过汉代器物，如中陵胡傅铜温酒樽等铜器，酒樽通体鎏金彩绘，中原器型与草原装饰浑然一体，技法罕见。器身虎、象、鹿、马等动物图案形象生动，更显富丽堂皇。口沿刻铭文“剧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 尤其是右玉善家堡，出土过许多游牧民族墓葬，善家堡墓地出土的器物，主要有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器、铜器、工具、器和装饰品。兵器和其它器具品种多样，如刀、矛、斧、腰带、镇等，一反春秋战国时期以铜为主要质料的特点，进而变为铁制品，这是我国北方地区到汉代才出现的重要文化特色。铜镜残片具有东汉后期“长宜子孙”镜的鲜明造型特征，五株铜钱也显示出东汉桓帝前后的时代风格。据发掘者研究，善家堡墓地的上限不早于东汉后期桓灵之际，下限约当魏晋时期。 善家堡墓地的出土器物，与中原同时期汉族文物相比，无论从种类方面，还是从造型特征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与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匈奴文化及鲜卑文化相比，却表现出强烈的共性，反映了较为一致的文化背景、生产和生活方式。夹砂大口戳刺纹罐，是内蒙古完工、札责诺尔、嘎仙洞石室、南杨家营子、伊敏东站、孟根楚鲁墓地和吉林榆树老河深墓地最具代表性的陶器，它们大多被用作炊具，器表常常残留烟迹。这些两汉时代的墓葬遗存，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和论证，现已基本得出共识，确定它们为汉代鲜卑族文化遗存。反映出墓主人是来自北边的游牧民族。 忻州定襄七岩山的西晋《登高碑》也记载：“鲜卑□须鞬泥，□□大檀□□之曾孙也。率□万四千家，以先众夷，屈□内附为官奴。”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对照，正相吻合，证实了北方游牧民族不断进入并代的历史，同时说明北朝文化是汉代北方多民族文化的继续和发展。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全国政治格局经历了一个由统一走向分裂，又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开始和完成这个历史过程的主体力量，都是聚集于今山西的北方少数民族。如最初打破西晋统一局面者，是避居吕梁山区的匈奴酋帅刘渊。公元304年，刘渊在左国城（今吕梁方山县）率领内附匈奴登基称王，建立匈奴汉国，后改成赵国（史称前赵），攻城略地，掀开了“五胡十六国”（公元304——439）分裂战争的序幕。
一百三十余年后，结束这场漫长痛苦分裂的，是定都山西的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拓跋部。东汉魏晋时期，北方匈奴衰落，乌桓鲜卑崛起，特别是鲜卑拓跋部，几经磨难起落，进取不止。386年，拓跋珪16岁时，恢复代国，不久又改国号为大魏，史称北魏或后魏。到398年，迁都平城（今大同）。至太武帝拓跋焘时，经过几代人努力，先后败后燕、攻大夏、克北燕、灭北凉、降后仇池诸国，最终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停止了分裂带给北方的浩劫，开创了北朝社会经济的崭新局面，历史正式进入“南北朝时期”。
北朝时期，山西有两个城市非常重要，一个是北朝前期的平城，一个是后期的晋阳，两个城市一前一后，在北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平城位于今山西北部，是山西最北的城市，直接与游牧区相连，自古为军事重地。汉代，是匈奴经常出没之地。汉高祖刘邦在这里发生过“白登之围”的故事。北魏定都平城以来，以此为大本营，扩大京畿范围，迁来许多降民，平城人口不断增加，最多达150万，成为黄河流域最大城市。并相继推出三长制、均田制等稳定社会、促进农业、发展经济的政策，摆脱了汉魏以来社会经济不断下行的惯性，使得北方得以休养生息，再次回归到发展轨道。另外通过认同汉族官制礼俗，推动了民族融合，为迁都和北魏孝文帝深度汉化做好准备。
晋阳位于山西中部，军事意义最为重要，从北魏后期起，晋阳成为北方最重要城市。不仅是中原北大门，而且是控制北方的战略要地。北魏后期起，这种作用特别明显，尔朱荣、高欢，都是依靠掌控并州精骑和晋阳而控制朝廷、争夺天下的。
平城、晋阳的重要性在考古资料中也有充分反映，近数十年来，随着配合基本建设，我省的考古工作者在平城遗址和晋阳遗址范围内，发现许多重要遗址和墓葬，出土数以千计的器物，其内涵富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如平城附近发现了方形和圆形毡帐模型、煮饭的铜釜和壁画狩猎图等，均可以反映北方游牧民族逐渐汉化的演变过程。另在太武帝时期墓葬壁画内，醒目地绘着毡帐星布、牛车马群、席地而坐、宰羊饮酒的宴饮场面，反映的生活场面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生活。而在文成帝时期的墓葬壁画中，除保留驱狗放马、弯弓射箭、集体狩猎的游牧生活场景外，开始出现养殖耕牛，从事农业生产的画面。而到北魏孝文帝时期，墓葬出土物中，反应农业生产的器物、画面数量日益上升，以往的集体狩猎等场面逐渐减少。两种生产形式上下浮沉的情况，反映出两种生产方式的渗透融合及其农业生产逐渐为主的趋势。
在晋阳城遗址及其周围，同样能看到当时民族汇聚和东西交流的遗存。如晋阳遗址附近发现的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即是一例，娄睿出自鲜卑，本姓匹娄，改姓后简称娄。寿阳出土的顺阳王厍狄回洛墓、太原出土的北齐大将军贺拔昌墓，其墓主都是来自鲜卑集团。斛律金父亲《斛律那瓌墓碑》的发现，证明太原地区，还活动着一些高车部落。即使太原出土的北齐武安王徐显秀墓，其壁画和出土陶俑，相貌服饰，均有差异，显然来源于不同民族，反映出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曲折与历史趋势。
北朝物质遗存方方面面，类别上讲，有遗址、石窟、墓葬以及形形色色的出土器物等，涉及北朝的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和艺术诸领域，从这些物质遗存的时代变化可以清楚看到北朝文明的发展主线以及特点。 就出土遗存来看，北朝前期的服饰、器用、毡帐、车具等衣、食、住、行遗存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色彩，随着时间推移，器物中的草原文化色彩日渐淡化，一种吸收了草原文化的新的汉文化最终走向主导地位。 北朝文明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黄河流域几个世纪的历程，其中最突出的地区，应当就是山西及其周围地区。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粱、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制度如此，文化也是如此。谈到北魏或北齐，首先需要注意山西出土资料，而山西考古出土资料，系统展示了北魏至隋唐的文化演进。 北朝考古资料，携带着北朝社会多方面的信息。这些器物，单独欣赏，可见当时的形制特点、时代水平、生活方式、工艺美术、制作技术等，集合起来观察，则可见时代发展每一阶段体现在物质遗存的特点，而将分散的器物放入长达数百年的历史长河，则可见每一类器物的源流演变与整体文化的发展脉络。 （文章来源：《史志学刊》2015年第1期，原文标题：《山西在北朝的历史地位——兼谈丝绸之路与北朝平城晋阳》，作者张庆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山西省委直接联系高级专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明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山西省北朝研究中心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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