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文明源流丨张庆捷、张喜斌、王普军

Kath2633 20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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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文明源流

山西位于中国的中北部，黄土高原的东部，北接内蒙古草原，是古代游牧区与农耕区交错接壤的地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复杂多变的时期。复杂是指在原有的汉代版图上，特别是在黄河流域，涌进许多新的民族，民族之间互相争斗，矛盾凸显;多变是指西晋“八王之乱”后，晋室南渡，北地沦丧，匈奴、羯族、羌族、鲜卑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了北方，分裂割据，朝代更迭，此兴彼亡，史载其时“内难兴于戚属，外祸结于藩维。刘渊一唱，石勒继响，二帝沉沦，两都倾覆”。

今山西地区，由于地处游牧区至农业区的过渡地带，堪称诸民族汇聚的密集地区。史书记载，东汉以来，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不断有大批南匈奴人降附汉朝，被安置于今山西境内。如东汉末南匈奴三万余落(户)来降，曹操分为五部，“皆家于晋阳汾涧之滨”;内附者除匈奴外，还有乌桓降民。据谭其骧先生研究，山西境内设七八个郡，都有匈奴杂居，北部诸郡，甚至“胡多于民”。

两汉时期，在山西留下许多遗存，如长城、广武汉墓群、平朔汉墓群、天镇汉墓群。1983年始，山西的考古工作者配合朔州露天煤矿建设，陆续发掘2000余座汉墓，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多为逝者生前的生活实用物品，包括各类陶器、铜器、铁器、玉器、漆器、铅器、木器等。出土器物中陶器占70％左右，以壶、罐、灶、鼎、盒等组成汉代特有的随葬器物组合;铜器占20％左右，有礼器、食器、酒器、兵器、印章、铜镜等，其中的雁鱼灯是难得之珍品;其他杂器占10％左右，包括铁器、玉石器、漆木器、铅锡器等。在这批墓葬中，还发现了一些带有匈奴、鲜卑民族特色的墓葬，出土了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物近百件。

在右玉县，也出土过汉代器物，如中陵胡傳铜温酒樽等铜器。酒樽通体鎏金彩绘，中原器型与草原装饰浑然一体，技法罕见。器身虎、象、鹿、马等动物图案形象生动，更显富丽堂皇。口沿刻铭文“剧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

右玉胡傳铜温酒樽

尤其是右玉善家堡，出土过许多游牧民族墓葬。善家堡墓地出土的器物，主要有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器、铜器、工具、兵器和装饰品。兵器和其他器具品种多样，如刀、矛、斧、腰带、镇等，一反春秋战国时期以铜为主要质料的特点，变为铁制品，这是我国北方地区到汉代才出现的重要文化特色。铜镜残片具有东汉后期“长宜子孙”镜的鲜明造型特征，五铢铜钱也显示出东汉桓帝前后的时代风格。据发掘者研究，善家堡墓地的上限不早于东汉后期桓灵之际，下限约当魏晋时期。

善家堡墓地的出土器物，与中原同时期汉族文物相比，无论从种类方面，还是从造型特征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与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匈奴文化及鲜卑文化相比，却表现出强烈的共性，反映了较为一致的文化背景、生产和生活方式。夹砂大口戳刺纹罐，是嘎仙洞石室、南杨家营子、伊敏东站、孟根楚鲁墓地和吉林榆树老河深墓地最具代表性的陶器，它们大多被用作炊具，器表常常残留烟迹。这些两汉时代的墓葬遗存，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和论证，现已基本得到共识，确定它们为汉代鲜卑族文化遗存，反映出墓主人是来自北边的游牧民族。

众所周知，西晋以降，北方政治格局经历了一个由统一走向分裂，又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开始和完成这个历史过程的主体力量，都是聚集于今山西的北方少数民族。如最初打破西晋统一局面者，是避居吕梁山区的匈奴酋帅刘渊。公元304年，刘渊在左国城(今吕梁方山县)率领内附匈奴登基称王，建立匈奴汉国，后改成赵国(史称前赵)，攻城略地，掀开“五胡十六国”(304-439年)分裂战争的序幕。

130余年后，结束这场漫长分裂痛苦的，是定都平城的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拓跋部。东汉魏晋时期，北方匈奴衰落，乌桓鲜卑崛起，特別是鲜卑拓跋部，几经磨难起落，进取不止。386年，拓跋珪16岁时，恢复代国，不久又改国号为大魏，史称北魏或后魏。到398年，迁都平城(今大同)至太武帝拓跋焘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先后败后燕，攻大夏，克北燕，灭北凉，降后仇池诸国，最终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分裂带给北方的浩劫，开创了北朝社会经济的崭新局面，历史正式进入南北朝时期。

北朝时期，山西有两个城市非常重要，一个是北朝前期的平城（今大同)，一个是后期的晋阳(今太原)，两个城市一前一后，在北朝发挥了重要作用。平城位于今山西北部，是山西最北的城市，直接与游牧区相连，自古为军事重地，汉代是匈奴经常出没之地，匈奴围困汉高祖刘邦的“白登之围”就发生在这里。北魏定都平城以来，扩大京畿范围，迁来许多降民，人口不断增加，最多达150万，平城一度成为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市。北魏相继推出三长制、均田制等稳定社会、促进农业、发展经济的政策，扭转了汉魏以来社会经济不断下行的状况，使得北方得以休养生息，再次回归到发展轨道上。另外，通过认同汉族官制礼俗，推动民族融合，为迁都和北魏孝文帝深度汉化做好准备。

晋阳位于山西中部，军事意义极为重要，从北魏后期起，成为北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不仅是中原的北大门，而且是控制北方的战略要地。北魏后期起，这种作用特别明显，尔朱荣、高欢集团，都是依靠晋阳和掌控并州精骑进而控制朝廷、争夺天下的。

平城、晋阳的重要性在考古资料中也有充分反映。近数十年来，配合基本建设，我省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许多重要遗址和墓葬，出土了数以千计的器物，富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如平城附近发现的方形和圆形毡帐模型、煮饭的铜釜和壁画狩猎图等，均可以反映北方游牧民族逐渐汉化的过程。在太武帝时期的墓葬壁画上，醒目地绘着毡帐星布、牛马成群以及席地而坐宰羊饮酒的宴饮场面，反映了典型的游牧民族生活。在文成帝时期的墓葬壁画中，除保留驱狗放马、弯弓射箭、集体狩猎的游牧生活场景外，开始出现养殖耕牛、从事农业生产的画面。而到北魏孝文帝时期，墓葬出土物中反映农业生产的器物、画面数量日益上升，以往的集体狩猎等场面逐渐减少。两种生产形式此消彼长的情况，反映出两种生产方式的渗透融合以及农业生产逐渐为主的趋势。

北朝物质遗存方方面面，从类別上讲，有遗址、石窟、墓葬以及形形色色的出土器物等，涉及北朝的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和艺术诸领域，从这些物质遗存的时代変化可以清楚地看到北朝文明的发展主线以及特点。

就出土遗存来看，北朝前期的服饰、器用、毡帐、车具等衣、食、住、行遗存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器物中的草原文化色彩日渐淡化，一种吸收了草原文化的新的汉文化最终走向主导地位。

北朝的考古出土资料，携带着北朝社会多方面的信息。这些器物，单独欣赏，可见当时的形制特点、时代水平、生活方式、工艺美术、制作技术等;结合起来观察，则可见时代发展的每一阶段体现在物质遗存上的特点;而将分散的器物放入长达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则可见每一类器物的源流演变与整体文化的发展脉络。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山西在北朝时期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甚至是一大历史亮点。

山西与丝路的联系由来已久。清代末期，灵石县境内曾出土16枚古罗马钱币，由钱币文字可知，这是罗马皇帝梯拜流斯至安敦皇帝时代(14-143年)所铸，据研究者分析，应是胡商(外国商人)入华时携带来的。在平朔汉墓和广灵汉墓中，都出现了胡人俑。然山西与丝绸之路保持最密切关系的时期，莫过于北朝。北朝时山西与丝绸之路的关系，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对全国乃至隋唐都有很大影响。

广灵汉墓胡人佣

在平城遗址和晋阳古城遗址及其周围，至今遗存着大量有关丝路或者西方文明的遗迹和遗物，最著名的当属云冈石窟，是佛教通过丝绸之路直通平城的最大物证，中西因素相互结合，气势恢宏，独一无二。在平城遗址内，还出土了许多外来器物，如鎏金高脚酒杯仿波斯银盘、玻璃碗、银质耳杯、镶宝石金戒指、波斯银币、外来造型的狮子石灯、各种粟特伎乐俑和牵驼俑、丝绸之路东传乐器等，都充分显示出丝绸之路与平城的重要关系。环视黄河流域，北朝时没有哪个城市的遗址出土过如此丰富的外来器物。

东魏、北齐时期，晋阳是北方军政中心，“齐氏別都”，“霸业所在，王命是基”，胡商辐辏，商贸发达，自然成为丝路东端之留下许多胡人活动的记录与遗物。

据碑刻、墓志资料记载，北朝以降，晋阳定居着许多粟特人，见于墓志的粟特人就有翟娑摩诃、翟突娑父子，安吐根，翟楷，虞弘及其父亲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虞弘。

胡商是丝绸之路的主要过客，其踪迹可由墓葬壁画和出土骆驼胡商俑反映出来。如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是一个壁画墓，在墓道壁画中就有胡商驼队图，绘四人五驼组成的一个商队，满载货物。为首一人深目高鼻，似大食人形象，右手牵着驼缰。右后又有一驼，驮着装满货物的大囊袋。两驼间，一人高大修长，浓眉深眼，似为波斯人，手牽一头驮着货囊的骆驼。两驼右侧还有二人二驼，相随前进。

除粟特人外，并州还有许多柔然人、高车人与突厥人。柔然衰亡前后，许多柔然人与高车人迁徙到并州北部。在出土文物中，我们还能看到突厥(或柔然)人的形象。

粟特人在山西的遗存很多，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带来许多西方生产的器物。这些器物可以粗分为五类，分别为金银铜器、石刻绘画、陶瓷器、玻璃器和珠宝。

二是引进玻璃器制造技术和葡萄种植技术。

三是丝路艺术传入。最著名的是佛教石窟和乐舞，云冈石窟是最佳例证。

山西北朝文明的源头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传统的汉族文明，秦汉以来，汉族文明已经在这里扎根繁衍，北魏太武帝攻占河西后，将大批文化人迁徙到平城，使山西地区的汉文化教育和环境优于其他地区;另ー个是游牧文明。两种文明在这里汇聚碰撞，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融合，孕育了新的更加富有生机的北朝文明。

民族融合的道路漫长又曲折，有流血，也有收获，最大的收获就是各民族文化互相碰撞与吸收，给传统汉族文化注入新鲜活力，引导北方生机盎然，经济发展。在北朝文明中，我们注意到，统一和多民族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元素，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甚至远来的西域诸国人，全部自称属于华夏民族，最终融入汉文化中统一已由汉族的观念升华为各族的共识与政治目标。这种新历史观是隋唐统一的精神基础，追溯它的来源，与拓跋部定都平城、统一北方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北朝，便不会有一个多民族的开放统一的隋唐，也不会出现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