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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杜公馆。 近日我写了一些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文章，我的朋友讲，你在西郊宾馆，丁香花园工作的时间不长，倒写了这么多有关西郊宾馆，丁香花园的文章，你在东湖宾馆工作时间那么长，怎么不写些东湖宾馆的文章呢？ 是啊，“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邓丽君唱的这首流行歌曲，风靡华人圈；现在是“东湖故事多，充满喜和惊”，虽然我不会唱歌，但是，我写出其中故事的情节，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会风靡华人圈的。
这是因为东湖宾馆曾经是“上海皇帝”杜月笙的公馆。 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在1949年解放以后，这里是共产党的内部招待所，接待重地，也是东湖集团的发源地。 在各个时期，接待过许多重要客人，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于此。这里曾经也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撕开那神秘的面纱。所以，我想，写出了这里发生的故事，也是历史的痕迹。 今天其它且暂不说，就拿我从1999年12月，到2009年6月，这十年工作的时间来讲，在东湖宾馆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故事倒还真是不少呢？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倒是蛮有趣，精彩的。 在1999年12月3日时，集团总经理找我谈话，叫我到东湖宾馆工作，还鼓励我，说我是科班出身，懂业务等，溢美之词不少。我可不能当补药吃啊! 这天我在日记中写道：“我在机关工作16年了，到基层去，今后工作是很辛苦，一年四季没有星期天，但是可以接触社会，锻炼自己”。不久，我和领导一起，来到东湖宾馆，在班子会上宣布了，第二天，我到东湖宾馆报到，去上班了。 我的办公室在四号楼，好家伙，刚上班的这些日子里，来办公室来找我反映情况的人，可谓是络绎不绝，应接不暇。我怕惹上是非，就躲地远远的，以后就索性到宾馆大堂办公了。 每天一早，有时，就拎了布口袋，有时，拎了塑料袋，里面有宾馆送来的报表，文件，以及每天重要客人情况，我的日记本，工作手册等，就在第一线，所谓的现场办公了。 现在想起当时的场景了，就感觉到，当初这种工作劲头，实在可赞，也蛮滑稽的。 每天在酒店大堂里，众目睽睽，一览无余，人来人往，鱼龙混杂。可以这样说，几乎天天有人，天天有事，有人，也有故事，有些人和事，终身难忘，这些难忘的事，颇有趣味，我现在把这些写下来，立此存照，也算是在此工作了十年时间的收获和成果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看看这些文章的话，那是再苦再累也甘心情愿了。 邂逅杜月笙的家人 我在这十年工作之中，经常会有“陌生人”到宾馆来，这些不速之客，不是住客，而是“游客”，在宾馆里外走走，看看，转转；有时，他们来了，也不打扰和惊动人；有时，就走进大堂坐坐；有时，在花园里走一圈，看这看那，和园丁们聊聊天，问这问那，就走了，当有人问起，他们说，自己是从国外回来的，回来观光，看看，这些人来怀旧，我只要在场，都热情接待。 海外游子，叶落归根，来到杜公馆看看，更是不一样感触，算是旧地重游吧，他们一般年纪蛮大了，有些举动有趣，奇怪，有时，在酒吧坐一会儿，一口标准老底子的老牌上海话，谁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何方来客，何方神圣？ 但是，仔细观察，可以看出他们与常人的不同，气定神闲，那一身的打扮，更显气质非凡，骨子里高贵，流露出豁达，透露出的信息，无意之中，这些说话的语气，你感受到那种特有“老克勒”的腔调，一览无余。 我一看，就知道，这些人是蛮有“档子”的，是有点来头的，不是杜家的后代，就是和杜家沾亲带故的，或者是他的徒子徒孙的后人，以及好奇人，仰慕者。
有一次，我在大堂，正好有几个人走了进来，其中有位大概知道我是经理，就对我说，这是杜维善先生。我一听，马上迎了上去，杜维善是著名古钱币收藏家，爱国侨胞。
大概就是在2004年的这一年时候，他又捐了不少古钱币给上海博物馆，这次，是他第二次捐了，经过这么大世面的人，曾经上海滩“大亨”的公子，钱，对他们这些曾经有钱，看到钱的人来讲，已经是“小菜一碟”了。 见老人走过来，我就和老人聊了起来，想请他坐下喝杯茶，坐一会儿。老人和善，平和，他说：“不麻烦你们了”。 接着说道：“这栋楼改造过了，从前是三层楼，现在是五层楼了”。
他走到大厅的边门口，又说：“大门的进出，原来是在（亨利路）新乐路上的，现在（杜美路）东湖路上了”，他的陪同说：“风水破坏了”。 老人不吭声，四周看了看，连连说;”认不出了，变样了”。老人大概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连坐也没有不坐，非常客气，和我打着招呼，就告辞了，看到老人远去的背影，我感慨万分。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经常去外滩，为事业奔忙着，有时，乘着71路公交车，沿途看到在延安东路河南南路口上有一栋大楼上，上面有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写的“中汇大厦”的大字招牌，这栋大楼曾经是杜月笙，任中汇银行董事长的办公室，那时，在上海滩，虽然说中汇银行的规模不大，但是，由于是杜月笙任董事长，所以名气很响，能量很大。 1959年，陈毅市长指示，将中汇大楼划给上海博物馆使用，并且亲自书写了“上海博物馆”五个大字。 我就自然而然地联想起来了，这栋大楼的原来的主人是杜月笙，现在是他的儿子来了，把古钱币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早在1991年，他把自己珍藏一批珍贵古钱币，无偿捐给上海博物馆，就是捐献在他父亲曾经办公的这栋楼里。 2004年，这是他第二次捐献古钱币了，这次他一共是捐献了2000多枚，捐献的古钱币更珍贵，更稀有，可谓是价值连城。 以后，我在上海博物馆信息及新闻报纸中知道，老人在2012年，又捐献了身边几乎所有古钱币，给上海博物馆。 从第一次1991年捐献的中亚古钱币，到2004年又捐献的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最后一次是到2012年，他又将丝绸之路沿线国所有的稀有珍贵古钱币，全部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这样，上海博物馆贵重钱币系统就基本完整的收藏了。 杜维善先生这三次捐献出的这些古钱币，可谓是无价之宝，价值连城，有人说，这些钱币价值有几个亿，现在升值了，到十几亿，甚至几十亿了，何以能用钱来衡量呢？老人收藏的这些钱币可以留给子孙后代，但他已看淡这一切，何谈钱财，名誉地位？
对老人的壮举，爱国的行为，上海市有关部门还授予他“白玉兰奖”，以奖励他为国家，上海博物馆做出的杰出贡献。 我和杜家的儿子邂逅巧遇了，还有一次，我也碰到他的女儿杜美如，她是杜维善姐姐，他们都是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生的，这个杜月笙的“掌上明珠”，解放前，东湖路就曾经叫杜美路，这是绝对“结棍”，这说明了父亲对她疼爱有加到了什么地步了。
她的到来，徐汇区政协，统战部有关领导，也尽地主之谊，为她接风，她话不多，似乎心有余悸，她是带着阴影出去的，如今，还在适应的过程中，她在东湖宾馆几乎也没有多说什么话。 2017年末，杜美如和丈夫，又回到了上海，如梦一般，又来到了阔别近70年她的故乡，在杜公馆，相会了关栋天等京剧演员，以及故交，等朋友。 1949年离开上海出去时，是“妙龄少女”，如今，已是耄耋老人，步履蹒跚，垂垂老矣，虽是“风韵犹存”，但毕竟岁月不饶人，“一朝春尽红颜老”，真是“人生苦短，尽是苍凉”啊！ 我在上海旅专读书时的同学王胜，1981年学校毕业分配在上海宾馆工作时期。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末期，希尔顿连锁酒店集团，在阿联酋开了中餐馆，为了开拓海外市场，上海宾馆公派了他为总经理，带着厨师，服务员以及管理人员去经营管理这家中餐馆。
一次他回国，我们相聚时，从他口中知道，杜月笙的女儿在约旦首都安曼也开了一家名为“中华餐厅”的中餐厅，经营谋生，而且，餐馆开的很好，在当地名气很响，餐厅经常在华人报纸上，刊登文章介绍，和电视台的采访。 当时，我听了就蛮吃惊的，赫赫有名杜家小姐，这样的名人之后，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家闺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千金小姐，居然也做起小餐厅服务员的工作，自食其力。 大家知道，开饭店，这是很辛苦的工作，没日没夜，端盘子，擦桌子，洗碗，进货，采购，什么脏活累活，她都干，电视台曾经采访过她，她用一口标准上海话侃侃而谈，其中的一句“从前，上海滩有铜佃的人多的是，但是，在我爹爹手上用掉的铜佃，没有一个比伊多”的名言，风靡华人圏。 她用这句话来称赞他父亲，是“人心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的“儒者”，是要朋友，重情义，轻钱财的豪爽，侠义之人，真是恰到好处。 现在这位名叫美如，当年那个千金小姐，起早贪黑，忙前忙后，居然去开一家小餐馆度日，惨淡经营，令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每当在政权更迭，历史巨变的时期，总是有些背井离乡的昔日精英们，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为了生存，也只能是竭尽全力，奋力拼搏。 如今，这位杜月笙的千金小姐，可谓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在异国他乡，凭着自己的双手，和丈夫一起，惨淡经营，一家小餐馆，谋生，赚钱，过日子。 写到这里，有时感到蛮有趣，我会想到，一个曾经是上海滩，黑道上大亨的后代，竟然是如此慷慨，耗尽家产，倾其所能，把自己全部家当，在世界各地，去收购古钱币，历经千辛万苦，去找寻找丝绸之路沿线国，系列的古钱币。 到了如今，这些钱币升值得令人咋舌，甚至已经到了价值连城的程度了，他反而很淡定，若无其事，这是何等的气度，心境。他把这些钱币，前后共三次，竟然全部捐献给国家，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了，这样的境界，是常人很难想象，很难达到，做到的事。 我的文章，“东湖宾馆故事多”之一，就到这里了，我想到了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的歌曲，那是一种“担当生前事，何记身后评”的豪迈气概。 第一篇文章到这里结束了，我再想写第二篇。 题外故事 等了半个多世纪，杜美如夫妇和一双儿女、女婿以及两个外孙女一家7口人第一次在大陆团聚。杜美如经常说：“回家就是开心。” 1949年2月6日，杜美如与弟弟杜维善握着父亲杜月笙好不容易搞到的两张机票离开上海时，从没有想到竟离开了这么久。 这次回到上海，一下飞机就感慨地说道：“我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2017年底，杜美如再次去到上海，终于回到了她的家——杜公馆。上一次回上海时，杜公馆已因延中绿地市政工程而被拆除。 有位华裔加拿大人出高价买下了全部建材，由专业人士拆卸并存放在一处仓库内。如今，杜公馆在嘉定移建复原，杜美如夫妇才得以重返故居。 两人惊讶地发现，杜公馆高高的门匾上，赫然雕刻着四个字：竹苞松茂。虽然并不醒目，但杜美如却一眼就看见了。因为松茂，正是她丈夫的名字。 这座房子是杜月笙在上海滩刚发达时亲自设计建造的，那时世上既没有杜美如，也没有蒯松茂。 杜美如想起父亲过世前还在为没能看到自己出嫁而难过，原来冥冥中他早已预知了丈夫的名字，为两人牵下了红线。 “从抗战时就这样，我逃难时只带照片，不带美元。”杜美如女士如是说。眼下，她把自己身着戏装的照片又带回到杜公馆，笑着说：“其实不用穿戏装，我的人生也是一出戏。” 无论曾经多么风光、多么耀眼，而今都已成为了历史，随风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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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丈夫一起回大陆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