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各篇标题，情况非常复杂。人物纪传，据以标目者即有姓、名、字、号、官位、封爵、谥号等等，有时用“子”、“生”指代人物，有时名字并用，有时国名而兼人名，有时一篇之中命名方式也并不统一。这一现象，前人已加注意，现略作分析如下。今本《史记》，书前附有目录（各篇正文前题目与此同），《太史公自序》也载有一百三十篇总目，而两者不尽相同。评论《史记》题目，首先要对这两个不同的标题系统作适当的甄别。
卢文弨曰：《史记》、《汉书》书前之有目录，自有版本以来即有之，为便于检阅耳。然于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记》之目录也。班固之《叙传》即《汉书》之目录也。乃后人以其艰于寻求而复为之条例，以系于首。后人又误认书前之目录即以为作者所自定，致有据之妄訾謷本书者。……明毛氏梓《史记集解》，葛氏梓《汉书》正文，其前即据《自序》、《叙传》为目录，亦为便于观者，而尚不失其旧，在诸本中为最善矣！（[清]卢文弨：《钟山札记》，见《卢文弨全集》，第7册，第273页。） 卢氏的话，剖析《史记》、《汉书》目录的源流，自能言之成理，最明显的例子，如《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太史公都自称作“今上本纪”，而今本书前目录标“孝武本纪”，就明显不合《史记》本旨。但书前目录，也并非一无可取。《汉书·司马迁传》载《史记》各篇目录，明言根据“迁之自叙”，却也有不同于今之《自序》而同于书前目录者，甄别《史记》目录，应该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严格地说，《史记》题目的原始面貌，现在已很难完全恢复。好在篇名不同的只是少数，有的也并不影响对《史记》命篇的理解。由于《史记》题目指称方法不同（篇中行文也多有与之相类者），后人对此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说法。陈平而曰陈丞相，卫青而曰卫将军，岂非有得于纪官之意乎？周勃而曰绛侯，韩信而曰淮阴侯，岂非有得于纪爵之意乎？大梁王而曰彭越，九江王而曰黥布，岂非有得于称名之意乎？张叔、田叔之称叔，其与书字也同一辙，贾生、郦生之称生，其与书子也均一义。吁！继《春秋》之后而存《春秋》之例，舍迁史吾谁与归！（[明]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第1册，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第85—86页。） 任国铨著《史记世家列传或名或字或官爵例说》一文，认为“《史记》一书，创立体例，观其《自序》，隐然比之《春秋》。《春秋》闻见异辞，笔削寄意，迁意宗之，故世家列传，名字官爵，例不一也。”（《尊经书院初集》卷十）他列举了许多例子，论证《史记》称谓，寓有褒贬之意，此不俱录。 南宋黄善夫刻本《史记·五帝本纪》 应该说，《史记》自比《春秋》，用意至为明显，他们对《史记》标题作此联想，也很自然。他们所举例子，按他们的结论来理解，也大多可以说得通。但将《史记》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却很难解释圆满，而且各篇之间也很难平衡。如李将军与卫将军、骠骑并称官，李斯、刘敬、张释之等同称名，穰侯、留侯、平津侯、魏其、武安侯俱称爵，作者是不是将他们彼此等同？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为什么独夏侯婴称滕公，其他人都标以姓，周勃既纪其爵，又列其名，其义何在？扁鹊、商君、黥布、万石等名称，又如何解释其中含义？这些问题，用褒贬说来解释，恐怕比较困难。正因为这个原因，便产生了其他不同的说法。史迁创列传之体，列之为言，排列诸人为首尾，所以标异编年之传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齐者，或爵，或官，或直书名，虽非《左氏》之错出，究为义例不纯也。或曰：迁有微意焉。夫据事直书，善恶自见，《春秋》之意也。必标目以示褒贬，何怪沈约、魏收诸书，直以标题为戏哉！况七十列传，称官爵者，偶一见之，余并直书姓名，而又非例之所当贬。则史迁创始之初，不能无失云尔。必从而为之辞，则害于道矣。（[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上册，第161页。）（《史记》）有随意标题而心无成见者，如萧、曹称相国，而留侯、绛侯称封爵，郦食其称生，而石奋称万石君，魏公子称信陵君，而平原君称赵公子胜是也。盖作史之初，体例未备。《北齐书》仿之，或称高敖曹，或称高昂，或称邢邵，或称邢子才，或称杨愔，或称杨遵彦，亦随便书之。（[清]袁枚著，王英志编纂校点：《随园随笔》，见《袁枚全集新编》，第13册，第29页。）章氏认为《史记》体例有失，袁枚认为随意标题，仍然没有说清《史记》题目不取一律的真正原因。《史记》作者为各篇所取的题目，说穿了并不复杂：他是根据当时各人较为通行的名号来名篇的。这一点，只要参照武帝以前人所著文章就不难得出结论。如汉初陆贾所著《新语》、《楚汉春秋》，提到不少人的称号，其中有五帝、秦始皇、项羽、吕太后、太公、周公、孔子、越王句践、仲尼、陈涉、留侯、绛侯周勃、郦生、滕公、淮阴侯等，对于理解《史记》篇名，很有帮助。下面再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如淮阴侯韩信谋反被杀，《史记》以“淮阴侯”标名，后人多据此推阐《史记》的“微言大义”。李景星云：“不曰韩信，而曰淮阴侯，不曰李广，而曰李将军，只一标题，已见出无限的爱慕景仰。”（李景星著，韩兆琦、俞樟华校点：《四史评议》，第100页。）任国铨《史记世家列传或名或字或官爵例说》也说：“夫淮阴侯诛而具爵，著高、吕之寡恩也。”这些议论，实在似是而非。贾谊《治安策》（《陈政事疏》）云：“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陈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又云：“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汉]贾谊撰，彭昊、赵勖校点《贾谊集》，岳麓书社，2010年，第126、127页。）陆贾《楚汉春秋》，也屡称淮阴侯。（王利器：《新语校注》附录二，中华书局，1986年，第182—189页。）观贾谊、陆贾之文，则不仅韩信称淮阴侯可以无疑，且《史记》称韩信（指韩王信）、黥布（本名英布）诸人名号，也各得其解。
韩信画像 又如，《史记》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四人合传，樊、郦、灌三人皆称姓氏，独夏侯婴则否，初读似乎觉得不伦不类，其实古人经常如此称呼。《楚汉春秋》云：“死活不衰，绛、灌、樊哙是也。功成名立，臣为爪牙，世世相属，百世无邪，绛侯周勃是也。”（或以为绛灌别是一人，实误。汉初无功勋卓著堪与樊哙、周勃相提并论而名绛灌者。若有，《史》、《汉》当为立传。）贾谊《陈政事疏》云：“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周勃称侯名而其余三人列姓氏，与《史记》标题相类。《楚汉春秋》又云：“滕公者，御也。”可知汉初习惯以滕公称夏侯婴。《傅靳蒯成列传》标题，傅、靳二人称姓，而“蒯成”则为侯名，与《樊郦滕灌列传》命名同出一例。再如战国时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四公子齐名，《史记》于孟尝等三人都以封号标目，而信陵君传标为“魏公子列传”，前人也多有论述。李景星云：“四君之中，以魏公子为最贤。太史公作四君传，亦以魏公子传为最出色。标题曰'魏公子列传’，与《自序》合，正所以殊于其余三君也。他本或称'信陵君列传’，未免不达史公之旨。”（李景星著，韩兆琦、俞樟华校点：《四史评议》，第72页。）何焯论《魏公子列传》云：“于四君之中，独书之曰'魏公子’者，以为国之存亡所系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上册，第218页。）他们分析《魏公子列传》的内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未必与标题有什么联系。《高祖本纪》载高祖诏令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魏公子列传》云：“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据此知“魏公子”亦为信陵君汉初流行之称谓。
《信陵君救赵》 古人对人物的称谓，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可能含有某种尊崇褒奖或贬抑，有的则可能纯粹是一种习惯，一种代号。如孔子、老子、孙子、孟子称子，当与他们在后世受到尊敬有关，贾生、郦生称生，情况也相类似。但是，流行称谓中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并不能完全代表作者自己的观点。况且，有些称谓很可能仅仅是因为习惯如此，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如果说留侯、绛侯、淮阴侯称爵，是表现作者的褒扬或肯定，那么，管蔡、淮南、衡山王也称爵，又当如何理解？魏其、武安侯二人合传，如果说窦婴称爵表现了作者对他的同情，那么作者称田蚡封爵又是何意？其他人物称名或称字，称官与否，也大致如此。
盖《史记》上记轩辕，下包太初，驰骋数千年，历代人物通行之称谓不一，且由来已久，若强为统一，反显别扭，故顺其自然，从众随俗，采取通行之名号。这样做的缺点是不够统一，但要统一又谈何容易！观班固《古今人表》记历代人物，姓名、字、谥、官爵、封号等无所不有，实因习惯相沿，彼此认同，如贸然改称，反生歧义。《史记》以通行称号命名，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就是标题本身也成了史料的一部分，后人从《史记》篇名可以考见汉初这些历史人物的称谓。《史记》各篇行文，这种情况也很普遍，对此也可作同样的理解。《史记》为纪传之祖，太史公创作《史记》之时，并无成例可循。司马迁以当时流行的名号作为纪传标题确实比较特别，然而并非从心所欲、漫无章法地随手标目，也不是“为例不纯”。从后来的史学实践看，班固《汉书》统一标举姓名，形式更为整齐划一，后世遂成定例。但若用后代史书来规范《史记》，则未见恰当。（本文原载《〈史记〉导论》第十章第四节，原标题为《〈史记〉标题》）
《〈史记〉导论》 赵生群 著 大32开 精装 978-7-101-15950-9 65.00元 1.文献与史论结合，文献基础扎实，论述条理清晰，集中展现作者多年思考所得。 2.体大思深，穷根探源，全面系统揭示《史记》的成书与价值。 3.经典著作修订重版，修正讹误，增补绪论，核对引文，添加图片，精益求精。 《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在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都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本书从《史记》的成书过程、内容、体例、取材、史料运用与价值、述史框架、书法、史学理论、编纂、《史记》纪传与传记文学等方面，探讨《史记》的创作方法和过程等。在熟稔《史记》的基础上，作者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详细梳理与认真辨析，于前人旧说去粗存精，于己立新说详明其故，自成一家之言。
本书为作者在《〈史记〉编纂学导论》（凤凰出版社2006年初版）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本次再版，对正文进行了增删润色，增写了绪论，重新核校全书引文并完善出处，另相应添加了部分图片，以使本书臻于完善。 赵生群，1957年生，江苏宜兴人，文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文献学系主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品牌专业主持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研究会副会长、“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纂工程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献研究。中华书局《史记》修订项目主要负责人。 
（统筹：一北；编辑：思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