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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潜心学医 初立治病救人之志 我1964年高中毕业时报考北京中医学院，是班主任的建议。因为在中学时期，我的身体还是比较瘦弱的，当时，班主任老师认为我不适合学工科，而学中医会有利于自身保健，同时，治病救人亦是一件善事、乐事。我听了班主任老师的话，毅然走进了中医学院。因为我们这一届学生是先学中医后学西医，所以，一进校首先聆听的是程士德老师讲《黄帝内经》、刘渡舟老师讲《伤寒论》、印会河老师讲《温病学》、席与民老师讲《中药学》、王绵之老师讲《方剂学》……这些有名望的中医老师不仅课堂教学深入浅出，能调动学生兴趣，而且门诊治病疗效显著，深受患者好评，这些都成为我好好学习、立志当一名真正能为病人解除疾苦、受人尊重的好医生的动力。 我读大学期间，正赶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因此六年时间里，真正用于业务学习的时间不过三年多。尽管是那样，因为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工、农、兵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开门办学啦、复课闹革命啦、三夏三秋在农村劳动啦，还是经常不断的。特别是在农村劳动期间，经常会遇到农民生病，我们作为医学生，理所当然要主动去为他们服务。 二、有缘深造 愿习越人入咸阳之妙 1978年，中医学科首次招收硕士研究生，我从报纸上得知这一信息，便积极报考。那年10月，我有幸被中医研究院中医研究生班录取。读研期间，又得到岳美中、赵锡武、任应秋、刘渡舟、王绵之、金寿山、凌耀星、潘澄廉、万有生、孟树江、李今庸、方药中、谢海洲等全国德高望重的名老中医、专家教授的当面教诲，并对四部经典医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学习，确实受益匪浅。读研第二年，进入专业学习阶段，我被确定跟随西苑医院著名儿科学家王伯岳老师学习。先师王老，出身于三世医家，从小又受到川医名师指点，更加之自幼聪慧好学，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过目成诵，医经典籍、各家学说，勤求博采，群经皓首，孜孜不倦，临证治病，妙手回春，所以被京城群众誉为“王小儿”。王老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他常教导我们要重视经典著作如《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神农本草经》的学习。他认为，不学好《黄帝内经》则临床辨证无“法”可依，不懂仲景学说，则临证施治无“方”可循。《伤寒论》上承《内》《难》，下启后世诸家，是理、法、方、药齐备的临床实用医学，从《伤寒论》入手，结合临床再精研《素》《灵》，自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王老学识渊博，医术精湛，临证经验丰富，学术造诣深邃。他善治临床各科杂证，尤以中医儿科著称。对于儿科本业，他尤其崇尚钱乙之说。对于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他反复研读，对于宋以后的许多名家之作，如《活幼心书》《保婴撮要》《婴童百问》《幼科发挥》《育婴家秘》《幼幼集成》《幼科铁镜》《金鉴·幼科心法》等，他都进行过详尽的研究。先师常说，中医各种学术流派学说的形成，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各有所宗、各有所长，各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共同丰富了中医学这一伟大宝库。尤其是金元四家学说，在整个中医学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医理论和中医临床都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同样，对于中医儿科学术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先师将金元四家学说的精神灵活运用于儿科，从理论到临床，都有独到的理解和阐发。 除金元四家学说外，先师对于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都非常重视，并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尤其对于温病学说在儿科临床中的应用造诣更深。他常对我们说：“小儿之病十之八九属温病，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儿科医家都有精深的温病学术造诣，而很多温病学家又同时是儿科高手，如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是。叶天士的名篇《三时外感伏气篇》，就是王孟英根据叶天士原著《幼科要略》删节而成。据史料记载，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是其门人收集整理而成，只有其中的《幼科要略》部分才是叶氏唯一亲手撰著的传世之作，故被后人评为'字字金玉，可法可传’。” 先师还经常强调，作为一个儿科医生，其实应该是全科医生。因为小儿病，从胎儿期、围产期，以至于长大到十三四岁、十五六岁，实际上涵盖了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各科的病症。所以，业专儿科，还应旁及各科，博览各科专著，掌握各科治疗要领和常规处理，这样才能在条件不允许分科就诊的情况下给患儿以及时的正确的治疗，而不至于因自己不懂而贻误病情。 先师这一“精研经典，师法仲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治学特点，对我的影响十分深刻，特别是在我研究生毕业时，先师赠我一首诗： 上溯灵素下汉唐，更喜仲景与仲阳。 金元四家成妙谛，勤求博采实青囊。 这首诗至今激励着我，为我确定了明确的专业方向和奋斗目标，使我从此立下了习秦越人“入咸阳之妙”，学钱仲阳“为方博达、不名一师”，继承先师之志，为儿童的身心健康作出毕生贡献的鸿愿大志。 三、再拜恩师 深悟经典经方之妙 研究生毕业后，我被留在北京西苑医院儿科，在先师王老身边工作了三年，后因工作和家庭的需要，于1984年7月调回兰州甘肃中医学院任教。那时候，甘肃中医学院刚刚成立不久，中医招生人数不多，儿科学的课时有限，《黄帝内经》教学又缺乏师资，我大学的老师周信有教授建议我进《黄帝内经》教研室。我觉得这样也好，一来承担《黄帝内经》教学，对经典医著下一番工夫研习，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高；二来课余时间，我还可以坚持中医儿科临床实践，并不会因此丢掉专业。如此，尽管忙些，实际一举两得，对我还是个鞭策，于是便毅然允诺。 周老自幼学医，博学众览，他曾有一句格言作为座右铭：“凡为医者，须略古今，博极医源，精审详究。学不精则不明其理，学不博而欲为医难矣。”他不仅对《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等中医启蒙书烂熟于胸，并认为《温病条辨》《医宗金鉴》等书实用价值很大，实乃学医者必修之重要书籍。尤其是他长期从事《黄帝内经》教学，对《黄帝内经》进行过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认为学习和研究《黄帝内经》就是要研究它的学术思想，研究它认识问题所运用的整体观、系统观、辩证观等思维方法，研究它的理论体系及其对医疗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的重要原则。所以，他强调，“攻读《黄帝内经》是每个有志于中医事业者的必由之路”。 周老对《黄帝内经》经意的阐发，内容丰富、实用，见解独到、新颖，认识精辟、深邃。他将自己毕生研究《黄帝内经》的学术成果及治学经验汇总成《内经讲义》《内经类要》和《内经精义》等著作，对后学者学习、领悟《黄帝内经》发挥了指南作用。 周老教学之余，从未间断过临床诊疗工作。他常说：“临床诊疗是中医药最重要的实验室，中医不能没有临床，离开了临床，中医就搞不出新的东西来。”他立足临床，对《黄帝内经》经意的阐发，别有洞天，其概括性、实用性很强。尤其对《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的分析，全面透彻，切合实用。 199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继承传统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的师承教育，我又有缘拜甘肃中医学院老院长于己百为师。于老是继王伯岳先师之后，我正式投拜的第二位恩师。于师亦自幼聪慧好学，他18岁随父学习中医，并为人治病，受其父影响，非常崇尚仲景学说，于临证时善用经方，取效神奇。上世纪50年代，于师又以同等学力考入兰州大学医学院，进行系统的西医学知识的深造。从此，他集中西医学知识于一身，于临床、于教学都如虎添翼。于师一生致力于中医事业，从基础到临床，从教学到科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 随于师学习、侍诊，使我对仲景学说有机会进一步拓展运用，故也使我进一步体会到仲景之学乃医家之圭臬，仲景之方乃医方之鼻祖。临证治病，运用经方，必当先明立方之旨，遣药之义，而后详察病机，细审药性，辨体之虚实，别病之轻重，揆度权衡，斟酌增损，方能使其方其治与理合、与症对，而不背仲景之意，奏效桴鼓响应。 诚然，中医为学要勤于临证，中医理论博大精深，光凭研习书本是远远不够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但是，中医为道，更当要大医精诚，心存仁义。晋·杨泉《物理论·论医》曰：“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如此乃为良医。”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冤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如此可为苍生大医。”这些都是说，作为医生，必须修德为先。诚如清·吴鞠通所言：“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足以败，断无可成。” 我的恩师王伯岳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一生谦虚谨慎，严以律己，为人直朴，光明磊落。他一生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享誉蜀、京。他为人治病，曾有约法三章：一是不定诊费，不计报酬；二是不定时间，随到随看；三是不议论同道，不说人短，不道己长。他的书斋，既是卧室，也是诊室，同时也是给研究生、进修生讲学的讲堂。室内墙壁上悬挂的“慈幼堂”三个大字横匾和“开门问疾苦，闭户阅沧桑”的条幅，正是他功擅儿科、慈爱为怀、济世救人、精益求精的象征，也是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的真实写照，特别是他老人家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医非营业，药以救人”，至今都是我一生难忘，并为之力行的座右铭。 节选自《名老中医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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