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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官”、“冗军”一直是历朝历代的重要难题之一，“冗军”还好说，直接裁掉多余的军队。 但对于“冗官”来说，世家大族相辅相成，却不是那么轻易就能甩掉的包袱。 尤其是宋朝的“冗官”相当严重，归根结底，还是朝廷“公务员”的福利待遇。  宋朝的开端中国古代的官职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官员的官职，多数是分为两部分：爵位和职称，如两汉时期，大将军长平候卫青。 简单的官职，也代表着人数较少的成员，而这种官职制度的划分，另一方面也代表了这个朝代的风气。 到了宋朝，官员分别由差遣、本官阶、散官、勋官、爵位，贴职等组成。 不但职位花里胡哨，非常复杂，整个官僚体系也异常臃肿庞大。 这也就造成了“冗官”现象。 但一切的开始，还是要从基数过大的朝臣说起。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般而言随着王朝的灭亡，普遍面临着残酷的自上而下的大换血，前朝官员体系基本上也会随之崩溃。 但是宋朝却是一个例外。 赵匡胤兵不血刃的进入了皇宫，唯一反对的范质被其他官员质问：我朝无主，须有天子 就这样，赵匡胤装作被迫上位，对于归顺的大臣，都选择了留用，甚至对皇室宗亲，外戚等也一样高官厚禄优待。 面对前朝柴氏孤儿，周世宗柴荣的幼子，大臣们都劝说赵匡胤杀了这个孩子，以绝后患。 但赵匡胤却说，我已经当上了皇帝，何惧一个幼童，于是就放了他一条生路。 由此可见，“前朝余孽”都能留下，更何况是大臣呢？  而且在《水浒》中的柴进，圈养了大量的门客，这在任何一个大一统朝代，都是统治者无法容忍的行为。 即使这只是一部小说，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宋朝对前朝官吏，异于其他王朝的特点，体现了对仕人的包容。 不断扩招的科举制度排除前朝大臣外，宋朝也需挑选自己新朝的臣子。 科举选拔是最直接的办法，宋朝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它对整个科举制度进行了系统化的优化。 比如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因为系统的漏洞，发生了舞弊情况。  宋朝为了杜绝请枪手，舞弊的情况，采取了考场封闭化处理，入考场进行身份验证，还开创性的运用糊名制度。 并且为了杜绝走关系，还要求公务员的弟子 考中后还要进行复试。 从上而下的优化，让科举制度为宋朝的人才选拔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我们目前耳熟能详的宋朝名人，诸如三苏，王安石，寇准，范仲淹等等。无不是通过科举，走上历史舞台。 不过，正因为制度的完善，导致科举的门槛也非常高，能中进士者，无一不是人中龙凤。  但是这种学霸级别的人才终究是凤毛麟角。 为此，宋朝首先对选拔人员数量进行扩充，宋朝初年只有甲乙两等，后来分为三等。 甚至对于屡次考不中的人，还允许进行复试。 比如在咸平三年（1000年）特奏名者九百余人。 不仅仅如此，宋朝还允许读书人“毛遂自荐”，也就是制举，虽说不是常科，但是也极大的增加了读书人做官的机会。 只要是过了“及格线”的人，都往官场上塞，这也是造成官员繁多的原因之一。  夸张之极的荫补制度对高级官员弟子的特殊照顾，这个在历朝历代都不新鲜， 可要说荫补的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宋朝绝对要独占鳌头，宋朝对荫补进行了数量化的规定。 也就是说，荫补的数量直接和官员的职位挂钩，高级官员，比如说参知政事，也就是宰相，不仅仅可以荫及自己的子女，甚至是自己的门客，也在范围之内。 总而言之，每一个当官的朝廷都分配了名额。 甚至高级官员退休了，也有荫补的名额，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而在特殊的时期，皇帝登基、皇子诞生这些重要的日子，宋王朝也会对官员进行额外的荫补。 史料记载，宋朝对高级官员荫补数量最多的一次，数量高达四千多人！ 宋王朝的数量庞大的荫补策略的初衷，是为了笼络优待士大夫，从而维护王朝的统治。 但是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就像一座大山压在宋王朝的头上。  对老年公务员的优待政策宋王朝推崇道教，比如宋真宗赵恒有个年号，叫做大中符祥，就带有浓厚的道家文化特色。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大量的道观在宋朝遍地开花。 在汴京的叫做京祠，在京城外的叫做外祠。 为了体现对道教的重视，宋朝还让朝廷的官员担任应宫使者，也就是管理者。 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官员兼任，表示荣耀，但是后来就形成了传统，更加制度化。 于是宋朝规定：凡是六十岁以上的州员（南宋是七十岁）因为年纪大，精力不足以担任职务的，可以申请去担任宫官。  类似于现在我们的官员去人大，政协养老。 这样长此以往，这个老年公务员队伍也越来越庞大。 人家常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宋朝是新的不断增加，旧的也要拼命留下，给朝廷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也充分验证了北宋名臣文彦博那句：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百姓知天下也！ 官职分离制度平心而论，宋王朝的这些对士大夫无上限的优待的政策，确确实实对文人阶级有激励作用。 宋朝文风鼎盛，照耀千古，杰出的文人层出不穷，和这个政策有着最直接的影响。 以至于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那句：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 这就是宋朝对官员优待的结果。  只不过，官职的赐予往往也意味着权力的分割。 但是权力只有这么大 ，朝廷当官的人却有那么多。 前朝的遗老，科举的新人，现任的子女门客，老去的公务员。 如果这么多人都要权力，朝廷去哪里找那么多权力？ 于是，宋王朝就玩起了花样——创造性的发明了官职分离制度。 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朝代官和职往往是一体化的。 担任了某一个官职，就可以行使什么样的权力。  可是宋朝的官员的官和职是分离的，在元丰改制之前，宋朝的官员一般有三个头衔：官，职和差遣。
官是虚衔，决定俸禄收入的多少，职只是一个荣誉虚职，真正有权力的，是差遣。 但差遣一般是临时性的，皇帝可以灵活掌控差遣，派你去做这件事时，就给个差遣名分，干完就撤回。 于是，宋朝的官员，看中的是登台阁，升禁从，以及要紧的差遣。 至于爵位，封邑什么的有名无实的东西，有没有其实无所谓。 比如北宋名臣包拯，曾任枢密副使，礼部侍郎，给事中。 其中枢密副使，是差遣，是包拯的具体职务，给事中是他的官。 这种复杂、繁多的管制，虽然分散了大臣权利，加强了君主君主集权，但带来的“冗官”现象也十分明显，也是宋朝面对不断膨胀的官僚体系的无奈之举。 宋朝一方面要照顾优待官员，同时又要解决权力无限分割的问题，才推出官职分离制度。 但是，自古以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无上限的优待士大夫，只会导致官员队伍不断膨胀，造成了“冗官”的事实， 官职分离制度，给官不给权。 事实上又造成了职务的混乱，直接导致的最直接负面后果就是行政效率低下。 宋王朝自以为能够完美解决官员数量不断增加，和权力实际有限的矛盾，实际却导致了冗官和行政效率低下。 元丰改制面对朝廷冗官现象突出，行政效率低下，财政负担庞大的局面。 宋王朝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后果和弊端。 于是在宋神宗元丰年间，颁布了《寄禄格》，使得官员的实际职务和官职相对应，裁掉一些闲散部门和官员，来减轻朝廷的负担，这也就是历史上的元丰改制。 自古以来，把赠送给人的利益想要重新拿回去，无异于用尖刀去割肉。 毫不例外，宋神宗的元丰改制，遭到了全体朝廷官员的一致反对。 即便是宋神宗用铁腕手段强力推行，也仅仅是体现在中央层面，但是对地方上的冗官和行政低下的现象，却是无能为力。 面对已经成气候的庞大的官僚体系，想要一次性解决问题无疑是不切实际的。 相反，元丰改制加剧了朝廷的内耗。 宋王朝对读书人的优待，想要打造“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想局面，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一味的纵容，一味的赐予，一味的优待而不加限制，导致的结果肯定是尾大不掉，注定会反噬自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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