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高明领导者的两个关注点

周总理：开会之前，斯大林同志找我们谈话。他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

问题1：为什么斯大林这等猛人，关注点是性质？

毛主席：性质关系等问题，是发展问题的起点，虽不能把他看作发展本身，如果忠于辩证法的，至少应从里面看出发展的动力，看出具体的矛盾。

毛主席对性质的认知，是发展问题的起点，从性质关系，可以看出发展的动力、看出具体的矛盾。

某种角度上说，性质，是涉及怎么建立全局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全局覆盖哪些人、敌我怎么分的问题。

毛主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所以说它是发展问题的起点，这样理解似乎就有些通了。

比如，

毛主席：瑞金时代组织最纯洁，但有一个缺点，形式纯洁，却孤立了自己，政权不稳定，要搬家。搬到延安，组织不纯洁了，表现了灵活性。说共产党没有灵活性，我不相信。从延安起组织不纯，不纯，日子就好过了。

这段话，就是暗含着对敌我的认知问题，

1）瑞金时代最纯洁，因为只认识一部分人是朋友，其他人都当作敌人，故纯洁，但来了个二万五千里的大搬家。

2）延安时代的不纯，因为扩大了朋友的范围，只认极小一小部分人是敌人，然后日子就好过了。

什么样的性质，就会建立起什么样的全局，而从全局考虑、服从全局的需要，

1）才能定出正确的任务，这样的任务和这样的全局是相互符合需要的。

2）假如定出的任务，只符合局部的需要、甚至很小的局部的需要，而不是全局的需要，那么全局就要糟了——因为没有抓住全局、全局的需要没有满足。

所以说，性质涉及对全局的认知、和对覆盖对象的认知。所以，斯大林主抓了性质问题，毛主席更是把性质关系问题视作发展问题的起点，更是在毛选开篇就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通过判断事物的性质，从而把事物联系起来，建立起一个更大的全局。比如，

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

各地发生的摩擦现象，其理由不一、时间不一、对象不一，但其性质是一致的。从性质上就就推出了一个更大的全局，只有在更大的全局上，才能有力的应对这个问题。

又如，

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讲话，说皖南事变只是所谓军纪问题、局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是日寇与亲日派推到投降反共的一方面。

这就是识别其具体的性质——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基于这些性质，就可以构建一个更大的全局、引动各方力量对蒋的压制。

如果不从性质上着手，就被蒋的说辞所骗，没有足够的抗争、甚至真正的对手都没认对，其结果就是自己被温水煮青蛙。

1）而这个问题，局部是解决不了的，也只有上升到一个更大的全局，在更大的全局里才能解决。

2）在这样的全局上，充分的、足够的需要就有了对应的任务，任务、需要和覆盖对象相匹配，才能有足够的力量来解决，于是全局的风险性这面就被大幅的消减了。

所以，一种答案是：

不同的性质，会建立起不同的全局，不同的全局对应不同的任务、需要和覆盖对象。而如果没有抓住真正的全局，那么自己就只能成为别人的局部，其结果是成为别人的营养和肥料。

问题2：为什么斯大林这等猛人，关注点是高潮还是低潮？

毛主席：在客观有利时而弄得不好，在客观不利时而不使事情弄得不十分坏，这是主观的原因。然而大发展，必在客观有利之时。

所谓客观有利，高潮时无疑是客观有利的时候，低潮时无疑是客观不利的时候。

比如，

周总理：中国党在策略的运用上所犯的错误是：在革命处于高潮应当进攻的时候，不善于进攻，如在武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应当退却的时候，不善于退却，如在广州起义时期。

进攻时，是为了扩大战果、甚至进一步实现了目标；而退却时，是为了减少损失、保存自己、保存住目标。

比如，

毛主席：因之我无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

胜利时，当然是有利之时，这时就是要扩张战果；而当敌人增援时，当然是不利之时，这时就是要保存战果、应付风险面，这是基本的。

无疑的，杰出的人，能在有利时、通过进攻扩张战果， 而在不利的时候、通过另一处形式来放大战果。

1）比如，在解放战争中，有没有扩张战果的机会？胜利即是形势有利、高潮的时候，怎么可能放弃扩张战果的机会呢？所以百万雄师渡长江。这时是以“歼灭”和“夺取”来放大战果。

2）比如，长征结束后与东北军的较量，就是以“和”与“归还”来放大战果——迎来了西安事变，进而在西安事变中进一步以“和”与“归还”放大了战果——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正如，在西安事变中说的，

毛主席：便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

这就是把放大战果与全局相联系、触到覆盖到全局。

所以，高潮时通过“进攻”、“歼灭”、“夺取”来放大战果，低潮时的一种放大战果的方式是——“和”与“归还”。

所以，杰出的人，往往有又“好大喜功”的风评，“好大喜功”正是重点于扩张战果的表现。比如，当时的民主人士，就评价毛主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卑视过去，迷信未来。”

所以，一种答案是：

高潮和低潮，就决定了放大战果的方式不同，所以，斯大林关注的是高潮还是低潮。

综上，高明的领导人，关注的是，

1）怎么建立全局！

2）怎么放大战果！

正因为他的全局更大、更完整，所以能提出正确的任务、覆盖不同的对象、满足全局的需要；正因为他把战果不断的放大、与全局相联系、才能触到覆盖到全局，所以说是高瞻远瞩、又说是伟大的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