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为什么能不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呢？其中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对应毛主席的三个顶级分析办法。 第一、基于最坏可能性准备毛主席基于最坏可能性来做准备，从最坏可能性做准备，就不会被对方表面的言辞所惑，就使事情不发展进到最坏可能性。 对方的言辞和行动，往往隐含着几种可能性，比如， 并请注意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之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
通过分析命令中的几种可能性，对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那就可以避开最坏可能性。 而从最坏可能性考虑，不抛弃好的可能性，做出的决策就是， 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如此，就不给对手借刀杀人的机会，同时又符合了抗日的目标。 第二、判断事物的性质毛主席判断了事物的性质，而性质而看出具体的矛盾和其本身发展的动力，从而不被对方的言辞所惑。 毛主席：性质关系等问题，是发展问题的起点，虽不能把他看作发展本身，如果忠于辩证法的，至少应从里面看出发展的动力，看出具体的矛盾。
由性质而判断矛盾，由性质而抓住发展问题的起点。 01、抓住机会 我以为是有了改变的，从战争与屠杀政策改变到改良与欺骗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消灭政策改变到争取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为甚么有这种改变？资产阶级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也和我们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一样，观察问题应从这一点出发。
正是通过判断蒋的政策性质的变化，从而敏锐的捕捉到了背后矛盾的变化，抓住了机会，从而推进了第二次的国共合作，为我党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开辟了道路。 02、避开危险 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讲话，说皖南事变只是所谓军纪问题、局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是日寇与亲日派推到投降反共的一方面。
正是通过对性质的识别，并基于性质来执行对事情的发展，从而有力的应对了事态的发展，扼止了事情向更坏可能性发展的道路。 03、推动前进 战争的性质是根据于战争的政治目的而定的。
所以， 十年二十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被“围剿’地位，没有进剿敌人，进攻敌人。抗战时期，我们也还是处于分散防御地位。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这是革命的进攻，不要说“反攻’，反攻带着防御意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战争在初期是自卫性质，我们那时的方针是迟滞内战现在要消灭蒋介石，已不是自卫性质。
通过判断战争性质，从而采取跟战争性质相适应的策略，而根据战争性质的改变，就变自卫为消灭蒋，从而有力的把战争进程推入解放全中国的目标、而不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划江而治。 04、扭转局面 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
正是判断当时长征上半期的行动性质，变跑为进攻，从而挽救了红军、也挽救了党，并且创建了更多的根据地。 又如， 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 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
正是从性质判断，从而把孤立的现象联系起来看，进而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通过坚决的抗争，使其不发展到投降和反共的全国化。 05、判定界限 事物在量变过程中，他们性质不变，这时在性质说是相对静止的，然在量说始终在运动。
量变过程中，性质并没有改变。而当所有量变都发生后，就发生质变了。 比如，在群众运动中， 过分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因为所有的量变还没有完成，在量变过程中，性质不变。当认定为所有的量变完成了，即是性质改变。所以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06、扼止发展 第二个否定的结果，再归于最初的东西，然而性质与数量变了。
所以说， 尤要向粤桂军队说明反共和投降是一回事，要他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
如果执着于反共，就不能抗日，因为两线作战非常困难，另外，如果把反对力量消灭了，那么国内就再没有能阻挡他的了，那时他就可以自由的投降了。而为了投降，就必须消灭反对力量，这是投名状，也是在新主子面前建功的方法。 反共是第一个否定、投降是第二个否定，当投降之后，一切的性质和数量就都变了——所有之初偏抗日的人都将被否定。这就是第二个否定的结果，再归于最初的东西，然而性质与数量变了、既是最初变了（因判定标准发生变化）又是现在也变了，所以又说，反共和投降是一回事。 比如，乌克兰反俄是第一个否定，投降欧美是第二个否定，其结果就是二次大战里发生的事情的性质和数量就都变了——英雄和小人身份位置互换了。 07、施加外力 然而同时须承认事物变化的本身的能动性，这是事物变化的决定的东西。机械有可动性，水有化汽的性质，生物有进化的性质，因此动力，热，环境等外因才能起作用。决定事物变化的必然性的，不是外因而是内因。
根据事物本身具有的性质，而来施加外力、创造环境，从而使事物发生变化。 比如东北军本身有抗日的性质，所以才能合作。比如俘虏本身有反战的性质，所以才有对应的俘虏政策、最终瓦解敌军。 比如， 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但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所以，毅然从上海这种大都市入到井冈山，开始干革命。 08、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
是研究矛盾的性质，所以 我们与民主政团及地方军人的合作，应服从于国共合作国共合作是第一位的，决定性质的，其他合作是第二位的，次要性质的，如果二者发生矛盾，应使第二位服从第一位，这是基本原则，必须坚持。
这就判定了问题、检验执行中的问题、纠正执行中的问题。 又如，正是从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调查和研究，所以强化了东北军抗日的性质、使一切矛盾让位于抗日，最终引发了西安事变。 又如， 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懂得了矛盾的性质，然后就看清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心环节，从而着重解决了这个环节，就使得其他环节也顺利解决了。 这就抓住了主要矛盾。 09、制定政策 只须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明了自己所遇困难的性质，坚决地执行克服困难的各项根本政策，我们就能达到目的。
即由性质，来决定政策，实现目的。 比如， 中央估计了它们的两方面的性质，即私有的性质和合作的性质。
正是有合作的性质，所以加以保护，而不是完全否定和打击。 10、划定界限 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
这就迫使执行的时候，要划定界限。 比如， 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
否定性质搞错了，矛盾就针对错了，矛盾没解决，工作就没有能做好了。 11、扩张战果 对于暂时性质的，就早做准备。 林彪杨爱源二部在此区域，亦属暂时性质，无持久可能。判断该地域只能支持数千人的游击战争。
这就使准备的方向不发生错误，并不在那个点上扩张战果、而从能持久可能的点上扩张战果。 这就使工作变得高效。 第三、逆敌人需要毛主席判断了敌人的需要，抵住压力、不被敌人压迫去做符合敌人需要的事情，也即敌人支持的、我们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支持。 即使他们怎样不承认自己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然而在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比如， 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区，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与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
这是长征中决定红军进军方向的，而逆着敌人的需要来，就不使我军陷入孤立、失去发展潜力。 而这三点相结合，就可以挡住99%的阴谋诡计、不给敌人诡计展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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