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文构思已是许久，始终不敢下笔。恰在此时，因公东渡扶桑，说来也巧，此行就我一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乘的又是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班机，邻座全是碧眼金发，语言不通，只好闭目养神。 平生未历此境，半是寂寞，半是惬意，我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凭窗下视，水天一色，浩瀚的大洋，无边无际。突然出现了几个白点，还拖着一丝银线，初不知为何物，凝视良久，方知是大海中的航行的各类船只，真是太渺小了。 这些白点，给我带来了灵感，我们的《金瓶梅》研究自述，不是像它们一样渺小吗？小的只是淡淡的一丝白线；《金瓶梅》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巨流中，不也仅仅是一丝小小的溪涧？虽则是渺小的一丝，却自有其航行轨迹，那就去追踪一下吧！ 一 1938 年，我出生在江苏省丰县复兴河畔的刘晓营。虽家境清苦，却是诗书门第。在此穷乡僻壤，我却能看《学灯》《东方杂志》，这都是父亲带回家来的。 我的二祖父是晚清秀才，补过禀，擅骈文，我就是从他的手中最早看到了线装书。 《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不少篇章，我至今仍可背诵。 二祖父和家父是我的启蒙老师。尤其二祖父办的私塾班，我年龄最小，但要求严格，书背不出来，手心就要挨板子。他有《随园全集》，喜袁子才诗文。 特别是他给学生讲《聊斋》，称颂蒲松龄之伟大，现在想来，仍使我惊奇。从此，我与中国古典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7 年，家母让人把我带到南京，就读于市立第二中学鼓楼初中部。1948 年又转到苏州，在苏州美专附中读书。 全国解放后，父亲在三野政治部文艺干部训练班任教，我又到白下路市立三中上学。不想1950 年家母病逝，我无人照料，又到了部队。当时小号军装穿在身上，上衣也要过膝。 十三岁的我能干什么呢？名为文工团员，充数而已。好在不离家父身边，我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和爱好，一天也未放弃。 1956 年，我从南京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才算找到了我理想的归宿。由部队迈入北大，换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清幽燕园，湖光塔影，漫步其间，更激发了我刻苦攻读的决心。一年过去了，正当我为了拿到五分废寝忘食地苦读的时候，反右斗争开始了。 想不到以左派自封的我，在反右后期，因恋爱而惹祸，升温成「政治问题」，株连了他人。 经过这次劫难，就好似在大海中搏击得精惫力竭的我，被冲上了海滩，躺在沙粒上，多么想尽情地沐浴在阳光下呵！我太疲乏了。而唯一可以陶冶我性情的便是书，于是便躲进图书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恰在此时，吴组缃老师开设了《中国小说史》这门课；中山大学的王季思先生因编写文学史，进驻北大专家招待所，同时给我们讲授《中国戏曲史》，这是自浦江清先生去世后，第一次开出这门课。 是这两位老师，确立了我一生的研究道路。  《王季思从教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封面 二 刚进大学，靠着点「四书五经」的底子，立志于先秦文学。当听吴、王二位先生的课之后，古典小说戏曲给了我更大的诱惑力，兴趣愈来愈浓。 1958 年，集体搞研究，蔚然成风，大学生亦在其列。我们班成立了瞿秋白文学研究会，曾编历代歌谣，又把《儒林外史》某些章节改编成电影剧本，名为《范进与周进》，我都参加了。 其后，全年级集体编写《中国戏曲发展史》，我和李文初同学负责洪升、孔尚任两章。 《戏曲史》虽未公开出版，却也铅印成两帙。洪升一章改写后，在《北京大学学报》刊出。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孔尚任与桃花扇》。 五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就文科而言，师资力量雄厚，阵容整齐。在我毕业前后的近十年间，所受教益，难以胪列。 游国恩先生之讲《楚辞》，博引旁证，翔实深厚；林庚先生之授《唐诗》，一堂说「木叶」，同学们为之拍案叫绝。 朱光潜先生之《美学》、任继愈先生之《佛学十讲》，就连朱德熙先生之《语法理论》，都使我听得入迷。而北大固有的相容并蓄，博采众长，各种学术观点并存的传统学风，更给我深远影响。 冯沅君、陆侃如、夏承焘诸时贤，都请进了我们的课堂。特别是一些专题讲座，如聂崇岐先生之《历代职官考》，何其芳、吴组缃先生同讲《红楼梦》，每周两次，一人讲一堂，更使我终生难忘。 在我的治学道路上影响最深的，是向达（觉明）先生。我受他的教诲是在毕业之后，当时正专心研究洪升和孔尚任。 一个偶然的机会，阴法鲁先生告诉我向达先生处存有一幅装裱精美、洪升用金字写的寿序，弥足珍贵。于是，一天下午，我去拜见先生。 我在学生时代已久闻先生之大名，知道他博学雅识，学贯中西，在敦煌学、版本学、目录学，尤其是唐代西域文化、少数民族史上都有很高的造诣。 先生拿出这篇寿序，金子辉煌，耀人耳目。序存一页，前阕。先生一字一句，读给我听。 根据他的研究，这是洪升写给苏州巡抚宋荦的，时在康熙三十一年之后。接着询问我研究的课题，又把邓之诚先生为编《清诗纪事初编》所作卡片千余张交给我，叫我仔细看看。 初次造访，先生诲人不倦、对学生的真挚之情，使我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 一坐三个小时，该吃晚饭了，我告辞出门。先生送到门外说：「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我抱着卡片，连蹦带跳跑回宿舍。时在1962 年3 月。 1961 年北京市委决定开办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1961 年，我毕业后留校做助教。从32斋搬进一人一间的29斋助教宿舍。 这里与何先生的燕南楼寓所，隔楼相望，近在咫尺。斯时，先生虽被错划为右派，身心俱受摧残，却怡然达观，不以为然。 世俗子以白眼相视，我对先生却愈加崇敬，踏破门坎，朝夕相问。直到1965年为止，三年有余，说是他的研究生，可；说是私淑弟子，亦可。 先生以「南洪北孔」为题，告我如何收集资料。他要求我先把清代顺、康、乾三代的正史、别集、野史、稗乘，通览一遍，记下与洪、孔有关的史料。 从作家的家世、生平、交游入手，作品系年，因人立传，因事纪年，乃至月、日，尔后方可谈到「研究」二字。 由此引发，先生从国内外公私藏书特点，到版本、纸张鉴定；由宁波天一阁，到南京八千卷楼、上海嘉业堂以及陵氏庋藏被日本男爵买走变为静嘉堂，详加介绍。从敦煌写本到宋刻元椠、明之活字本，而且翻箱倒柜，拿出他的珍藏秘籍让我寓目，加深印象，完全把我带进了一个古老的文化世界。 纵览古籍，神游书苑，摩挲实物，心与古会，清贫学子之苦，尘世扰攘之劳，不复关情，平生之乐无逾于此者矣。就连我与《金瓶梅》结下姻缘，也是先生带我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当翻阅《尺牍偶存》《友声集》时，发现了张潮给张竹坡的三封书信而发端。 文化大革命起，先生由北大搬到北新桥，我也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先生仙逝，我恰不在京，未能最后看望我终生难忘的恩师一眼。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泪下。总结先生的教诲，只有四个字：为学老实。 几十年来，我正是遵循先生的这一教导，由点到面，由面及代，一点一滴，一步一步，对明清小说戏曲作了一些研究。看起来很笨拙，但我内心却觉得很充实。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 三 我按照先生的要求，先是在北京翻阅史料，连清华大学的三十万册古籍也不放过。 他们不开架，暑假我就帮助他们整理。仗着年轻力壮，在地下室整整呆了两个月。天热气闷，我就赤脚光背，只穿一条短裤，仍汗如雨下。 原来不让我看书的图书管理人员也被感动了，连中午饭都买给我吃。边整理边找寻我需要的史料，徐咸浴的《世德堂诗词乐府钞》三十卷，就是在那里发现的。 其中记载了与孔尚任有关的珍贵史料，以确凿的文献证明《桃花扇》中的名曲〔哀江南〕，原来出自徐咸浴的手笔。其后，我又自费去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笔歌》就是在天一阁发现的。 短短几年，所作卡片十大捆。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从1962 年起，开始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建设》等报刊上发表论文，至文化大革命止，约十余万言，其中以研究孔尚任的文章居多。  《小说戏曲论集》 刘辉 著 四 我第一次看到《金瓶梅》这部书是大学时代。 当时苏联留学生B‧K‧塔瓦罗夫在天津旧书肆上买到广文书局经删节后出版的《金瓶梅》，四册。 暑假回国时海关不让他带走，我是他的辅导员，就转送给我。印象淡薄，书也早已散佚。 集体科研编《历代歌谣选》，民研会的陶钝先生主其事，找我们座谈了几次，印象最深的是叫我们找找江绍原先生，并在他的带领下访问了仍住在八道湾的周作人。 这位鲁迅先生的胞弟，其时已老态龙钟。他的日本夫人跪请我们进屋，弄得我手足无措。而他一口浓重的绍兴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其次就是提到《金瓶梅》，说那里面也有歌谣，应当抄出来。回到学校找书，遇到麻烦。 1957 年影印的《金瓶梅词话》，中文系的教授才有资格买。系资料室有一部，控制极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让看看，自然不是一字一句地认真阅读。 真是名符其实的一目十行，至于补以入刻的那二百幅图，对不起，早收起来，翻都不准翻。 吴组缃先生讲《小说史》，《金瓶梅》谈得很概括，倒是周扬同志的一次报告，给 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报告中心是谈毛泽东思想，包括他的文艺思想，是时代智慧的集中。 谈到《金瓶梅》，他有个很好的比喻。大意是：《金瓶梅》描绘的明代现实社会生活，相当全面，也很深刻，好似一个烈日曝晒下的大粪缸，臭气熏天。而作者又拿起一根棒子，在那里尽心搅拌，更无法使人忍受了。比喻得很形象，使我对《金瓶梅》有个总体把握。 由于看不到原书，研究是提不到日程上来的。 我初次认真阅读《金瓶梅词话》，已是1973 年了。 我从谭天健同学处借来，静静地读了两遍，我被它描写社会生活之深刻所吸引，尤其和明代其他长篇小说相比，自有其不朽价值，便下决心要研究这部奇书。但颇少暇日，又手头无书，这个决心也就搁浅了。 待到1982 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编纂完毕，我才真正腾出空隙来，潜心研究《金瓶梅》。其契机，想不到来自赵景深先生。 因编《戏曲卷》，我结识了赵老，他是分编委副主任，我去上海总要拜望他老人家。 他的研究生陆树仑、李平、江巨荣，又是我的好友。他们每周都在这位慈祥的长者家里聚一次，问学切磋，气氛融洽，只要我在上海，每次必到。 赵先生藏书颇丰，尤以小说戏曲居多，他的学生都可以借走，只要登记一下即可。 影松轩本《第一奇书》，就是赵老借给我的。我始终未能忘怀张竹坡，他毕竟是我的同乡。 当张潮给他的三封书信公布之后，我觉得应对他的生平作一番探考，为此，我才结识了黄霖同志。  影松轩本 赵老也认为这个课题很好，一是《第一奇书》在《金瓶梅》研究史上影响最大；二是对张竹坡的生平、家世当时还是一片空白。所以，他嘱我写一部象样的《张竹坡评传》出来，并慨然允诺影松轩本供我长期借用。 直到赵老辞世后，才把这部书还给他的家属。幸运的是王利器先生也把日本友人送给他的据慈眼堂本和栖息堂本影印的《金瓶梅词话》，让大连图书馆复印了一套给我；邓兴器同志也把1957 年影印本借给了我。 书为罗合如先生所藏，邓是他的贤婿，罗先生去世后，藏书给了邓兴器。这样，在我的案头，就有了三部不同版本的《金瓶梅》，可资比较。 书在手头，自然看得细。我仍用笨拙的老办法，分门别类，边读边记，半年下来，居然卡片盈箧。 我为我的研究，制定了两个读书计划，一是把国内现藏的各种不同《金瓶梅》版本，凡是能够找到的，都钻窟窿打洞亲自看一遍。 看书之难难于上青天，线装书难，善本书尤难，带「金」字的更是难上加难。 这方面我可能是个幸运儿，北京大学所藏，因是母校，图书馆的诸公多是熟人，比较顺利；首都图书馆冯馆长恰有一面之识，而当时新任社科部主任的阎中英同志，又是我的学长，也算好办；唯有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我还较熟悉，而绝大部分《金瓶梅》藏在柏林寺分馆，就难办了。 那里的线装书藏量可观，目录上竟无一部《金瓶梅》，我知道这是秘不示人。 于是，我走了另一个快捷方式，先请总馆的熟人把他们的藏书目录和购书目录，凡是《金瓶梅》，都抄了出来，再请总馆办公室主任黄润华同志陪我去柏林寺，按图索骥，总算一部一部都搬了出来，让我翻了个底朝天。 最可记录下来的是郑振铎所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原书虽有残缺，还算完整。 而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此书被一位青年管理人员偷了出来，并撕下了几页带有性描写的部分。监守自盗，必然酿出大祸，后被判了刑。 他们目录不公开，管理较严，自是有情可原了。 我没有预料到的是一去柏林寺，竟然安营扎寨待了三个月，这便是文龙评本的发现所致。 这个评本是我无意中发现的。说无意，是我查阅此本时并没有带着发现新评本的目的。因为戴不凡先生在著录《在兹堂》本时，说是《第一奇书》的最早刻本；据我所知，国内藏有此本者，寥寥无几，所以我特别注意。 开始在〈寓意说〉中，看到一段墨评，我没有介意。逮到翻阅正文，发现每回后面都有评语，并间有眉评、旁评，心里才豁然开朗，这不是继张竹坡之后另一新评本吗？我的狂喜心情是可以想知的，大有「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慨。 狂喜之余，我又发怵了。线装书只准拍照，不准复印，何况是《金瓶梅》；我自带照相机拍，又不允许；请他们拍，价格昂贵不必说，而且只准拍几张作为书影，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抄了。 可惜这位文龙先生蝇头小楷，密密麻麻，有的字颇难辨认，抄的进度很慢。加之离家又远，每天风雨无阻，中饭只是方便面充饥了。 北京看完后，又去上海、天津、南京、徐州。上海图书馆所藏，多亏黄霖同志引见。 在查阅了几十种版本《金瓶梅》之后，我实施第二个读书计划，即对早期记载《金瓶梅》的史料，一一甄别。 我多年养成一个坏毛病，前贤说的话，不管你是什么大家，不让我经眼，我从不盲从轻信。 譬如，孙楷第先生著录首都图书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本时，说无评语，其实评语俱在；存图百幅，也不对，是一百零一幅，另一页为「回道人题」。 又如《如意君传》，郑振铎先生说刻于万历间，实误。 只要查一查黄训生平，读一读嘉靖刻本《读书一得》里的〈读如意君传〉一文，即可了然。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里的一段话是真是假，只要找到两种不同编排的《山林经济籍》，亦可迎刃而解。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的记载，是出自本人手笔，还是后人附纂，看看〈万历野获编分类摘录〉，就可得出符合实际的答案。 遗憾的是，我不再是三十年前的我，虽不能自称垂垂老矣，但也过了「知天命」之年。早已缺乏那种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劲头，再也没有东奔西跑到处寻书的体力，更没有精力把嘉靖至明末所有正史、文集、野史、稗记都通览一遍。 我坚信，如果有人肯付出这个劳动，那么，在《金瓶梅》成书及其他主要问题上，会有收获的。 每想到这里，我只好怅望青天，眼里溢满了泪水，叹喟岁月之无情。 读书之计划得以实现，我才陆续写出了〈从词话本到说散本〉〈《金瓶梅》版本考〉〈论《新刻绣像金瓶梅》〉〈《如意君传》之刊刻年代及其与《金瓶梅》之关系〉〈《山林经济籍》与《金瓶梅》〉〈《万历野获编》与《金瓶梅》〉等等，粗略统计，已有三十篇之多。 均就耳目所及者，为之抉择爬梳，藉供留心此一方面史实者为之捃摭，于所不知，谨从盖阙，非敢妄出空言。 有关黄训生平之考实，〈读《如意君传》〉的写作年代，《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回道人题」，甚或文龙手批《金瓶梅》，以为或可以稍省览者翻检之劳云尔，大雅君子或不以为非欤！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哟！  《金瓶梅论集》 刘辉 著 五 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山西发现了《金瓶梅词话》起，古典小说研究领域中就增添了一个部门，近世诸贤鲁迅、郑振铎、吴晗等相继撰文，论述纂详，日本、西方诸国的汉学家们在版本、探源、资料整理以及研究传播方面都作了有益的工作。 国内近十年来的《金瓶梅》研究，更有了长足发展，蔚为壮观，时贤谓之「金学热」。 有关《金瓶梅》作者、成书、创作主旨、艺术等方面，均有宏篇巨制，为之推要阐明。 若余之不学，本不足以语此，仅在成书、版本上作了点滴探索，并世君子视此为「金外学」─盖雕虫小技之谓尔。 虽是无当宏旨之琐屑微末，惟想求证《金瓶梅词话》不仅不是中国第一部文人作家独创的长篇小说，而且也未经文人作家之加工写定。 不从小说发展史的氛围里研究它们独特的发展规律，而是孤立地指出一部作品的作者来立论，如《金瓶梅》作者，无异于缘木求鱼，不着涯际。早在明末，屠本畯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 沈德符亦云：「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已是「相传」和「闻此」，根本无法确指。 经过近四百年的推测，迄今时贤已提出有三十余人的一长串《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岂非叩盘扪烛？再争论若干个世纪，恐怕都不会有个美妙的结果。我作如是观。 我所以认定《金瓶梅》不是文人作家之作，不仅仅局限于这一部小说，而是立足于整个明代成书的长篇名著，来探讨它们共同的发展规律。不仅小说，还应旁及戏曲。 宋元话本、评话不消说，宋元南戏、元杂剧前期之作，无一不是出自民间艺人、书会才人之手笔，徐朔方先生把这类作品概括名为世代累积型集体之作，我是非常同意的。 几年来我连续撰写了几篇中国小说戏曲比较研究的文章，有一部分都是与《金瓶梅》成书密切相关的。 其实，早在明末清初，丁耀亢已明确无误地指出，《金瓶梅词话》是部「话本」。 明代长篇小说之成书，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一个词话发展阶段。根据不止一种明代记载，《水浒传》《平妖传》的成书过程，都有过一个词话阶段，只是早已失传不存了。 唯有《金瓶梅词话》，可说是中国宋元明三代通俗小说发展中唯一现存的词话本，是长篇小说词话本仅存的活化石。 世代累积型集体之作的刊刻传布，必经文人作家的加工写定。 从宋元民间集体的短篇、长篇小说，发展到文人作家独立创作的小说，必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历程，其间必有个过渡我把这个发展历程总结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文人加工写定─作家文思独运：文人加工写定恰处于过渡环节，承上启下，不可或缺。 然而现存《金瓶梅词话》之珍贵还在于它保存了集体创作的原貌，而未经文人作家的加工写定。 它的刊刻，显系书贾射利，匆匆拼凑不同钞本而成，连钞本中的批语都误作正文入刻。 至于大量采录、抄袭他人之作，行文粗疏，破绽百出，情节重复，前后照抄，讹误错乱，俯拾即是，更是有力的内证。 它的加工写定，待《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出，方算完成。因为，我们所说的加工写定，不是指个别文字的圈点或修改，而是从回目、情节到人物、事件、结构，进行一次全面的加工、润色、删改、增补，只有《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本，才名符其实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写定者是谁？我认为是李渔。 我的这一系列观点，已分别有专文详论，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十年来，国内《金瓶梅》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与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国家采取了明智而审慎的政策，相继批准出版了各种版本的《金瓶梅》，为我们创造了安定的研究环境和优良的研究条件。 同时，我要特别感谢一批肯于牺牲自己的研究，而为研究者提供服务的同志们，徐州《金瓶梅》研究群体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吴敢同志的组织领导下，他们相继在徐州主持召开了国内第一届、第二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以及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对推动《金瓶梅》研究事业的兴旺发达，作出了贡献。他们的辛勤劳动，必将载入《金瓶梅》研究史册。 从大学毕业从事研究工作起，到现在整整三十年。三十年的岁月一晃过去了，回首自己走过的道路，不胜惭愧之至，学无所长，毫无建树。 写这篇自述，可为自己立一个里程碑，一以鞭策自己；一以求同仁监督共勉，其目的不过如此而已。 一九九〇年九月改定于徐州  本文作者 刘辉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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