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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篆书实用性基本丧失。就目前来说，行草、楷隶等书体比篆书实用范围要广。五体之中，篆书实用性最小。实质上，篆书如果真正要繁荣，离不开实用，正是实用性成就了篆书复杂而完备的体系。甲骨文为卜司专用，钟鼎文乃铸造在青铜器上，体现了对鬼神的尊崇，《石鼓文》是为统治者唱赞歌，歌功颂德的最终结果，就是连小篆和诏版也都离不开实用，小篆是书同文的结果，诏版是颁布法令时急就所用，无一不是以实用性为前提。秦朝之后，篆书只在较为隆重的场合使用，范围狭隘，更进一步来讲，秦玺汉印之所以达到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根本原因即在于篆书在当时是实用书体，运用得心应手，后世篆书冷落，篆刻成就自然无法相提并论。傅抱石先生在《中国篆刻史述略》中说：“与篆刻相生相成的'铭刻’艺术，魏晋以来突然的衰歇。篆刻所赖以成立的篆、隶书法，六朝以后被软化渐变为楷书、行书、草书的发展。篆刻既和铭刻书法脱了辐，丧失了有力的凭籍，自然陷入沉滞的命运之中。”
二是篆书对书家修养要求更高。篆书有对字义的了解和字形释读要求，进一步来说，篆书对受众要求也要高一些。晋人之后，书法不再是耕樵渔读的隐士风流或官宦专营的宫廷文化，无不打上实用烙印，行草楷等书体滥觞，后世习篆书很少，产生大师则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刘熙载认为可以有“草圣”，而无“篆圣”或“隶圣”。回顾整个书史，擅长行草书一类的书家占大多数，有成就的篆书家则是凤毛麟角。秦李斯之后，直至唐李阳冰才振臂一呼。清代金石考据兴起使篆书复兴，虽然波澜壮阔，但真正出类拔萃、风格独特者不多，如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加上民国时期的齐白石才四家，由此可见之难。 三是书体本身特征决定。篆书与楷隶书一样，属于静态书体，表现情感上不象行草书一样明显剧烈，相对平和。魏晋以来，篆隶衰歇，六朝以后渐变为楷书、行书和草书，割断篆、隶书对于书法传承的影响，自晋至唐宋元明，基本上都以二王为范，篆书罕有涉猎。篆书远离世俗人情，仅仅限于某些碑额以及墓志铭使用，以示庄重，大多需要以行草来表现真实的胸臆。篆书本身有凝固性。从汉字结体构成来说，行草已经符号化，以抽象而具有动感的线条来表现情感，存在多种风格交融发展的可能性，在表现在风格上有千变万化的不同形态（当然，行草书写法也有一定的规范性）。只要是行草书，不论是何种风格，只要吸收应用恰当，大多可以实现水乳交融，但篆书相对来说，自由性要小的多，尤其就结体来讲，都是凝固的。同样是金文，前后时期大有不同。商代与西周前期古拙茂朴，不太规整，西周中期排列渐趋整齐，已有装饰化倾向。就整个篆书体系来讲，不同系列间的篆书严禁串用，目前已有一些改变，大小篆可适当通用，用金文来弥补缺少的少量甲骨文获已默许，但仍然有风格兼容的要求，在形貌上不能有大的冲撞。篆书因为本身凝固性特征，有风格塑造的高难度。 四是社会环境影响。在整个社会走向市场化的今天，电脑冲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书法总体而言，已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更不用说篆书了。面对这样的需要修养，需要时间和精力来磨练的书体来讲，自然热情不会太高。每一种书体都有相应的时代特征，篆书已是远古的足音，今人想要超越前贤很难。就清代来讲，也只是一种回归，并不能说是超越。清代篆书昌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整个社会金石考据之风的盛行。相对应的，当今篆书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社会氛围，篆书成为没落的贵族风情。从整个社会潮流来说，社会分工是总趋势，人类正是经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而从蒙昧走向文明。现代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在这样的形势下，篆书学习者就更少。 在书法学习中，楷书与隶书同时练习容易发生冲突，而习行书与篆书不但永远不会有矛盾，还可以相摩相荡、相得益彰，篆书难在静中求动，行书难在动中有静，流动和凝重是辨证统一的，首施一端只会徒劳无功。如果在练习行草书时结合篆书，可医治浮怯之病。实际上，不但以篆作草，甚至以篆作隶，或以篆作楷，都不失为高古的回归。傅山说：“不习篆隶，纵然写到最妙处，也只是俗格。”有一点要说明，如果将写字当成爱好，或者说仅仅追求字写得美观流利一些，不习篆书，情有可原，如果是书法锤炼，则篆书必涉，而且还要花大力气。篆书创作虽然难以超越前贤，但对于学书者来说，高古、凝重“篆意”应该是既定的追求目标。篆书笔法虽简单，作为书体之祖，应该受到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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