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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浅谈汉语诗歌中的节日描写 路羽

 澳大文化论丛 2023-03-10 发布于江苏

要:节日及相关意象成为了串联及承袭过去、现在及未来汉 语诗歌作品、汉语文明习俗的重要链条。古典诗歌和新诗都拥有一定程度上共通的文化心理积淀及文化心理结构。汉语诗歌中节日描写的承继,赋予了现当代汉语诗歌一定的根源性的魅力与气度。诗人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处去寻找命题、灵感,在创作过程中也无意识地凝聚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认同。关注节日是以更为全面的视野以求在异质文学的碰撞中相互补充,推动汉语走向交流。随着“一带一路”的日趋白热化,必须要以发展的眼光进行符合市场规律的大胆设想,把汉语诗歌翻译成外文向世界传播,将中国的汉语文化及思想介绍给世界人民。

关键词:汉语诗歌;文化承继;汉语文化归属感

中国是诗的国度,具有悠久的诗歌传统。在数千年文化发展过程中, 汉语诗歌作为汉语文化的载体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以优雅的形式特点和优美的语言韵律成为教化启蒙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对民族精神的培育具有巨大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而汉语诗歌作为汉语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从古到今,都与传统节日息息相关。汉语诗歌沉淀了中华儿女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和行为,也承载了穿越历史长河的审美和文化归属感。汉语诗歌对于传统节日的传承,也起到一种关键性的作用,两者相互为载体,相互促发生成,又彼此依靠,互相传承。可以说,汉语文化要从历史中走出来,鲜活于当下;要从中国走出去活泼于世界,应该对汉语诗歌中承托的传统节日,以及传统节日中孕育的汉语诗歌加以关注。

自辛亥革命胜利开始,由于白话创作范式及公元纪年法带来的全新变革,面对传统节日,汉语诗歌逐渐呈现出冷漠、反叛的姿态。针对节日体验的书写与古典诗歌时期在数量上相比无疑有着显著的减少。但节日作为重要的集体记忆,总以其独特的时间刻度唤起读者相类的普世经验。节日及相关意象成为了串联及承袭过去、现在及未来汉语诗歌作品、汉语文明习俗的重要链条。

一、对文化根源的承继

民俗节日是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明层面都极其丰富的文化事象,节日的稳定性使之构成了了解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虽然承载文化的媒介极其多样,“语言、音乐、文字、舞蹈、戏曲、饮食、服饰、游戏及礼仪等, 都鲜明突出地表现了一个民族的性格、情操和爱好,成为民族意识(或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具体反映”,但语言无疑是文化最鲜活、典型的化身。研究汉语诗歌中的节日描写无疑有利于我们深入启动对于汉语文化特性及内蕴的领悟。

在过去,有太多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抒写了传统节日对人们社交生活、情感纽带等多方面的影响。明代胡震亨在其《唐音癸签》中即描述过唐代节日之兴与诗文之盛:“偶逢佳节,尤以晦日、上巳、重阳为重……朝士词人有赋.翼日即留传京师。”可见,文学作品中描绘的节日风俗的确弥补了史料上的缺漏,反之对于节日诗歌的分析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梳理文学本身的脉络,把握节日背后社会、文化、生活的气息与变迁。尤其在经历了沿袭与变革后节日已然形成了具有大致稳定性的礼俗,构成了人们脑海中共通共生的美学基因及特殊体验。

以中秋节为例,汉语诗歌中的中秋明月与中秋愁绪,演绎、升华了中秋佳节的精神内涵,而中秋佳节也附着并孕育着中秋诗歌的灵魂。李白《月下独酌》、李朴《中秋》、刘禹锡《八月十五夜玩月》、辛弃疾《太常引》等等,为后人颂读,也因此凝聚了后人共同的向往。可以说,作为一个团圆的传统节日,中秋与诗歌互为载体,承传了后人对民族与文化的情感。而后人对于中秋节的描绘亦折射着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审美思维在根源性上不自觉的靠拢。

北岛《中秋节》中就曾这样写道:“喂,请等等,满月/和计划让 我烦恼/我的手翻飞在/含义不明的信上/让我在黑暗里/多坐一会儿,好像/坐在朋友的心中。”自古以来,中秋佳节就是家人亲友从天南地北团聚一方的时节。但诗中满月、信件的意象统一对比起来即显示出团圆佳节人月两难圆的境况,外物牵动易感多思的诗人生发出对于人生得失的感慨。而望月怀远的主题自古有之,恰似苏轼在《水调歌头》 中“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所营造的氛围一般,皎皎明月照映出诗人的孑然一身,只能通过书写的方式怀想遥在远方的亲友,明月的反衬催发了诗人们感伤的意绪。正是通过对于中秋典型意象的运用,才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汉语诗歌中激活人类千百年来共通的感情和喟叹。

余光中则以独特的视角写出了一股古典与现代、今日与往昔碰撞间产生的戏谑之感。“那仙镜里迷离斑驳的是李白/或是苏轼的魂魄? 一海客问道/或是阿姆斯特朗的鞋印?又一人说/顿时,众人都感到扫兴了/怎么一步踏下-便破了千秋的神话/悠悠清虚,何处是那逃妇的归宿/玲珑宫阙只剩下一堆乱石岗。” 作为中秋节典型的意象,“嫦娥”作为神话传说中的原型已然衍生出了原型性的象征意义。在汉语语境中,“嫦娥”的形象浸透了孤独、惆怅、闺怨、思乡的意味。在阅读体验中,读者很容易从这一意象中提取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从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内容与体验产生共情。写下此诗时,余光中正身处香港,想象着眼前北向的八仙岭后, 连绵不绝迤遛无尽的正是李白和苏轼的,也是诗人魂牵梦绕却无法回还的故乡。但正如人们对嫦娥的构想在阿姆斯特朗登月的一刻便打破了亘古的平衡一般。精神的原乡能否溯泪?想象中的故土是否依旧?节日的意象寄寓着诗人的愁绪与疑问,同时也使得读者的感受和想象汨汩流出。

可见,无论古典诗歌还是新诗都拥有一定程度上共通的文化心理积淀及文化心理结构。而节日已经形成独特的文化氛围,标志、象征着中国重 要的文化传统。对于汉语诗歌中节日描写的承继,无疑赋予了现当代汉语诗歌一定的根源性的魅力与气度。

二、凝聚汉语文化归属感

诗人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处去寻找命题、灵感,在创作过程中也无意识地凝聚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认同。汉语诗歌创作无疑是具有充分主体性的,但在两岸四地诗人的汉语诗歌创作中却也能清晰地感应他们笔下共通共生的汉语美学传统。对于节日的书写与体验不断加构着他们对于汉语的文化记忆,并在期间不断拓宽、发掘汉语的特性与魅力。

历经千载,屈原无疑已经成为端午节根源性的象征,同时亦成 为寄寓了富含作者主体性判断及价值取向的文学形象。台湾诗人洛夫就曾写过《水祭》《写在水上的诗》献给与他本人同根同源同乡的 屈原。“钢铁于焉成形/在时间中已锻成一柄不钥的古剑/水中躺了千

年的诗魂啊/汨罗汹涌的浪涛/高举你于历史的孤峰。”在洛夫眼

中,汹涌澎湃的汨罗江水也无法洗刷诗人赤诚的诗魂,反而使之坚 韧犹如百炼而成的精钢古剑。千古诗人的哀愤孤傲都熔铸进了洛夫 的诗行,屈原的形象也同时成为了洛夫本人的精神镜像。洛夫曾说:“我从事现代诗创作20多年后,渐渐发现中国古典诗中蕴含的东方智慧(如老庄的禅宗思维)、人文精神、生命境界以及中华文化中的特有情趣,都是现代诗中较为缺乏的,我个人日后所追求的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内在的缺憾。”洛夫并非意图从历史深处寻觅沉厚力量的诗人个例,杨炼、余光中等多地的诗人都曾表示过屈原对他们创作的重要影响与意义,笔者认为,他们对屈原的推崇很大程 度上缘于在文化身份、心境情绪上达到了契合认可。在语言日趋混乱、空白的时代背景下,诗人在古典与西化的夹缝中做出了他们独到的尝试,努力接续起断裂的语言与文化脉络。而这一曲折艰辛的探索都令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士人的精神苦境,也使他们与屈原之间建立了一种跨时空的精神联系。

正如郑敏指出:“将今天纳入伟大的文化积累是中国古典汉诗的一种美好传统。这种和传统及历史相呼应的质量在新诗中消失了……是新诗显得单薄、落寞、无传统支撑的原因。” 大量的新诗产物只是在堆砌奇诡的文字与不必要的情绪发泄。从而,对历史文化、节日文化象征及素材的回溯,可以说是汉语精神血缘及传统文化因子在汉语诗人笔下的再次焕发,也折射了华语诗人跨越地域所拥有的内在的文化归属、文化还乡意识。针对节日的构想与书写,在无形中凝聚着两岸四地众多的汉语诗歌创作者,在海峡间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成为了连结诗人们重要的精神纽带。

同时,相类甚至共同的节日文化习俗促进了往来和交流。节日本身所具备的仪式性也在现实中拉近着汉语诗人们的距离,以庆贺节日为缘由架构起超越时空的文化共同体。盛唐时期,长安城曾是许多著名诗人流连忘返的地方,他们曾经在这里把酒临风,吟诵名诗佳句,以致“曲江流饮”成为如今的著名“关中八景”之一,为人们追忆盛唐诗歌繁华的标志。而在2008年的端午节-西安举办的第二届中国诗歌节吸引了来自各地区共150名诗人集聚一堂,与古时一般在曲江池畔吟诵诗作。老诗人屠岸吟诵诗作激情难抑,美国女诗人Jane即兴作诗,最后香港诗人傅天虹为这次的 “曲江流饮”诵诗一首“时醉时醒/盛唐的春水/就穿插在曲江池上/这一盏又一盏/莲花的空白中……”。可见'对于群体历史及其背后文化的回顾与 共鸣不仅属于居住于斯的华人,对时间之流侵蚀的抵挡、对信仰与美感的向往是具有普世性的精神追求。选择以这一形式渡过端午节这一属于诗人的节日,恰恰反映了诗人们文化选择,也折射了汉语文化巨大的向心力与凝聚性。

三、推动汉语走向交流

关注节日并不意味着“纯粹的复古”,而是以更为全面的视野以求在异质文学的碰撞中相互补充。需要正视的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民族传统与节日文化。随着时代的更迭,传统也在进行着不断地自我建构。相比于“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严厉批评,与世界对话是汉语诗歌、汉语文化发展的必然走向。当代的诗坛显然更倾向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走向世界”、“融合共生”的文化营养。只有重新解读古典,留意传统的继承同改革、发展的关系,才能使汉语产生良性的绵延。

依旧是聚焦于端午这一节日,如果说对屈原的描写折射了诗人们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的追求和向往。那么对民俗意象的凸显则是针对行为层面的反映,更是对应“国”“家”的地方化、私人化记忆的延续,常常隐喻着民族文化的延续及暗含着寻根的文化心理。例如,买桃艾、结艾虎、龙舟竞渡等端午节常见习俗也常常成为诗人争相描写的对象,从个人角度出发,其中往往寄托了诗人对自己故乡、家园远去的背影的追思。诗人在极力拥抱、重建家园和家乡的象征物及仪式的过程中重温着自在淳朴的生命状态。而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文化还乡意图在诗歌中想象性地回归和重建过去。作为知识分子而言,这一过程是其获取自己最本源的文化身份、文化时空的路径,而置身于现代性的语境之中,诗人对民族文化的追寻与重构都折射着在全球化文化冲击下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坚守。洛夫强调:

“文化是文学的土壤,语言符号只是华文文学的外在形态,文化才是它更沉潜更深刻的精神内核。人在海外,由于文化身份的焦虑,我经常处在既尴尬而又暧昧的时空中,唯一的好处是我能完全掌握个人的自由的心灵空间,而充实这心灵空间的,正是那在我血脉中流转不息的中国文化。”1对身处异国他乡的汉语诗人而言,他们经历着在空间、时间等多维角度的漂泊。但传统节日以其特定的氛围及符号,及其特定的时间性总能击中游子心灵深处的记忆,唤醒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们在这一相对凝固的时间段中具有共性的文化心理。洛夫漂泊离散的人生经历就促使他写下了《清明读诗》这样既含奇异想象又浸透乡愁之思的作品:“连血/连碎肉/连无牙可咬的痛楚/每个意象/都被强烈的胃酸溶解/吐出来时/竟是一大堆热得烫手的铁钉。”  清明时节纷纷的雨水无疑容易唤醒家族共同的记忆。满眼的风雨让诗人感受到了在异乡居住的苍凉意味,翻找书信只为通过字句寄托对于家人的思念。然而吞咽铅字后却吐出“一大堆热得烫手的铁钉”,书信成 为了灼伤思乡之人的利器。赵思运认为这一时段洛夫的生命体验是非常锋锐的,流泻笔下则与传统诗学结合显现出了一种艺术性互文的结果。并且通过对传统诗学的回眸与重现,诗人以现代汉语的表述方式与传统诗学产生了强烈的共振。可见,无论诗人立身何处,传统的节日文化及体验总能将他们拉回纵深的文化传统和深层的文化积淀之中,同时也必然成为支撑其创作的根源动力。擦亮古典、面向汉语这一立场更凝结着他们对于士人道德价值、精神价值的追求。而这一篇篇跨越时代,记录着节日风俗变迁与脉络的汉语诗歌,无疑以它醇厚的意味激荡着每一个不管身处何处的汉语读者对汉语文明的深厚情结。

中华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也是强化中华文化主体、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汉语诗歌点拨了传统节日的意义,而传统节日也反过来传承了汉语诗歌、汉语文化的精神。两者在沟通、凝聚人心,熏陶、提升民族爱国情怀等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随着“一带一路”的日趋白热化,中外交流的不断深入令中国文化艺术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把汉语诗歌翻译成外文向世界传播已是当务之急,必须要以发展的眼光进行符合市场规律的大胆设想,包括设计一些跨部门、跨行业的方案以继承和发扬汉语诗歌的优良传统,海内外的华人都应更加积极地将中国的汉语文化及思想介绍给世界人民。而我们也期待对节日文化中的素材与积淀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有更多书写节日的汉语诗歌作品能在更好地延续、传播本土文化的同时,将对汉语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播种到每个读者心间

澳门大学中国文化论丛2022年第一期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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