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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考，固然是普通百姓出人头地的一条“金光大道”，但科考之难，也是众所周知的。 有多少人终其一生，甚至连个秀才都考不过，更别说什么“中状元”了。 正因为如此，“范进中举”之后，居然能高兴地疯掉。 但自古至今，又不乏“金榜题名”的佳话，这些佳话中，有的是少年得志，也有的是“连中三元”。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却是一个“大满贯”的故事。 1057年，也就是北宋嘉祐二年，京城里就发生了一家六口同科考试，全中进士的“奇迹”。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一家六口中的“老大”，就是后来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 曾巩，1019年生于江西南丰的一户官宦之家。 小时候的曾巩就表现出了自己的过人聪慧，在他12岁的时候就写过一篇父亲安排的命题作文——《六论》，文章一蹴而就，文辞严谨，成为当地的“美谈”。 但是，曾巩并不是什么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儿”，他8岁丧母，父亲又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罢官，所以曾巩很早就担负起家庭的重担。 难得的是，他丝毫不气馁，不仅自己坚持苦学，也督促家里的弟弟们要努力学习。  曾巩18岁那年，信心满满地和哥哥曾晔一起参加了科考，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兄弟两个全部落榜。 消息传回家乡，难免有人会对早就“才名远播”的曾巩幸灾乐祸，甚至还写了“一双飞去一双来”这样的诗句嘲讽他们。 曾巩的哥哥因此倍感羞愤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 曾巩的内心却远远比自己的哥哥“强大”，他坚信自己会有出头之日。 20岁时，朝廷下诏让曾巩的父亲进京，艰苦的日子似乎出现了转机。 曾巩跟随父亲进京，并且进入了京城太学进修。 在这里，他不但结识了王安石、范仲淹等益友，更得以和自己的良师欧阳修结缘。  曾巩要拜欧阳修为师，于是在父亲的鼓励下，上书欧阳修自荐，他在信中不但表达了对欧阳修的仰慕之情，还阐述了很多自己的治学观点，并且附上了自己所写的《时务策》等两篇文章。 素来爱惜人才的欧阳修看后，大为惊喜，不仅立刻同意了曾巩拜师的请求，还以此为荣，多次在给好友的信件中“炫耀”。 在欧阳修的指点下，曾巩的文章水平又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于是，在曾巩23岁那年，他又一次参加科考，遗憾的是，他又一次名落孙山。 这一次，连欧阳修都为曾巩“叫屈”，认为是科考制度不合理才埋没了曾巩这样的人才。  但面对事实，师徒二人谁也没有办法。 欧阳修只能一次次写信给曾巩，鼓励他不要放弃努力。 其实，曾巩的落榜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此时的科考还是承袭唐代，并没有改革。 所以，考试的内容偏重于诗赋等注重对仗和辞藻的“华而不实”，和曾巩所擅长的古文、策略完全背道而驰，所以才让他两次都“不得其志”。 尽管曾巩并不甘心，通过和欧阳修的学习，也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但随着自己在下一次科考时因病没能参加，到接下来父亲的去世和家中的变故，他的再次“放手一搏”，却等到了1057年，这一年，曾巩已经38岁。  不过，这一年的科考和往年比起来，也有了不同——因为欧阳修成了这一届科举的主考官。 早就对科举偏重诗赋的不合理“深恶痛绝”的欧阳修，对考试内容做了大胆的改革，更加注重务实求真的文风，而这也正是曾巩所擅长的。 这一年，曾巩带着三个弟弟和曾家的两个女婿一起前去赶考，有了当年兄弟二人落榜的前车之鉴，这次更加“浩浩荡荡”的考试队伍，无疑是一次冒险。 如果再铩羽而归，真的就是招人笑柄了。  不过，结局大家在文章开头就已经知道了，曾家六人全部得中，这段故事至今仍为曾巩的家乡人所津津乐道。 不仅如此，这一年的中榜进士中，还有两个名字大家耳熟能详，那就是苏轼、苏辙兄弟。 而这样的皆大欢喜，也许并不能说是结局，曾巩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曾巩的文章擅长于时政、策论，但他可不是只会“纸上谈兵”之辈。 中进士后，曾巩被授予的第一任官职是太平州司法参军，作为官场新人，他很快就以自己的实际表现获得了声名，赢得了“明习律令，量刑适当”的口碑。 随后，在老师欧阳修的举荐下，曾巩被调回京师任馆阁校勘，做了大量的古籍整理和校对工作。 直到又过去了九年，曾巩才被外放为知州，开启了自己为百姓做官、做事的“好官”生涯。 而他这一生，曾做过七八个州府的知州，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了为官清正的官誉。  比如曾巩在越州上任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考察民情。 当时，越州有一个税收项目是“酒坊税”，本来定为七年为期。 但实际上，早就过了征收的年限，但官府却并没有停收，给百姓造成了很重的负担。 于是，曾巩就立刻终止了这一税目。 此后不久，越州又遇饥荒，百姓生活难以为继。 曾巩当即采取措施，要求地方上的富户必须申报自己的家中储粮数字，然后根据实际情况，他发布政令，富户必须以平价出售粮食，同时借给百姓粮种，允许秋后一起归还，这些措施很好地避免了灾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如果说，免税和借粮都是体恤民情的话，那么曾巩在齐州的所作所为，则是又化身为了“打黑除恶”的官员。 当时齐州有一户人家，因为家境富足，家里的儿子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而其家中又和官府互相勾结，得以逍遥法外。曾巩到任后，立刻派人明察暗访，在掌握证据后将富户的儿子法办。同时还将其他势力的一众党羽，也都逮捕发配，一时百姓拍手称快。 随后，曾巩又推行“保伍法”，发动百姓维护治安，把一个犯罪猖獗的地方治理成了百姓安居乐业的平安之地。 历数曾巩的政绩，当然还有更多的可圈可点。  他刚到洪州时，对于瘟疫的防控就是其中之一。 即使现在来看曾巩的“疫情管理”，也有着很多进步。 他首先对患病百姓进行登记，然后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以防止疫情扩散。 在保证药品供应的同时，又组织大夫制定统一的诊治方案，并且安排临时住所收治百姓，同时做好物资救援，对有困难的百姓免费救助。 最终，瘟疫得到了控制，曾巩也因此受到了百姓的拥戴。 此外，曾巩在襄州重审冤案，释放了一百多人。  在齐州治理水利，在福州取消官府果园占地，都深为百姓所感激和拥戴。 凡此种种“事迹”，其实也正是曾巩“救民济世”政治理想的一部分，他一步一步做着实事，做着好官。 更为难得的是，自幼勤学苦读的曾巩对教育也十分重视，他曾建过一所书院，不但自己制定学规，有时间时还要亲自讲课，培养后学。 唐宋八家卓然自成除了政绩，曾巩的文学成就更是值得称誉。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追随欧阳修，积极参与北宋的诗文革新，是“新古文运动”的主要力量。 他的文章主张“文以载道”，注重于说理和逻辑，而不太苛求辞藻的华丽，却自成一派古雅，当时的人们都认为，他同时具备了汉代司马迁和唐代韩愈的“文风”，争相以曾巩的文章为范本学习写作。 此外，曾巩的诗作也自成一家，风格质朴雄浑，有人曾认为水平甚至超越苏轼——特别是他的七绝诗更为著名，后来还被翻译成英文发行国外。 2019年，唯一传世的曾巩手迹《局事贴》，拍卖出了1.08亿的天价。 由此可见，在书法方面，曾巩也是颇有建树的。 我们可以看看与曾巩同为“唐宋八大家”的人是如何评价他的。 欧阳修就不必多说了，自始至终都是赞不绝口的。 他夸赞曾巩是“百鸟而一鹗”，就是把他比作了“大鹏鸟”。 前面提到，苏轼和曾巩是同年进士，又都是欧阳修的学生，苏轼对曾巩也是敬佩有加，作诗说他“独超逸”、“陋群妍”，翻译成白话文的话那就几乎是“超级棒”，用网络语言就是“YYDS”了。 和曾巩在年轻时就是好朋友王安石更是毫不吝啬，说曾巩的文章是“星之斗”，就是“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的“斗”。 并且，曾巩的名气可不是“圈子里”的，在民间他也很受追捧，《子固先生行状》（曾巩，字子固）里说：曾巩只要写完文章，立刻被人拿去传诵，“唯恐得之晚”——这样的描写，是不是很有一点儿“洛阳纸贵”的意思？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厉害的曾巩，在我们的语文学习中，是不是有人会觉得，他和其他七位比起来，存在感是不是“不太强”呢？ 很多时候，唐宋八大家前七位我们都是如数家珍，只有到了最后，才需要顿一顿才想起曾巩的名字？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后世楷模三观端正《子固先生行状》这篇文章里，既写了曾巩当时文章广为流传，也指出了曾巩文章的“特点”，那就是“止于仁义”。 这也和后世所见的曾巩文章相互印证，曾巩主张“乘德载道”，也就是“三观”要正。 这其实和曾巩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曾巩从小就有才华和名气，但是他和苏轼等人不同的是，那些人包括王安石等，几乎都是二十来岁就中了进士。 但曾巩却在和他们一样的年纪，既要承担整个大家庭养家糊口的重任，又要经历好几次落榜不第的压力，必然少了苏轼的那份狂放不羁。 而曾巩早起为官，又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埋首在古籍中做整理工作，几乎可以约等于“宅男”，所以这样的主动和被动“修为”，也让他自身端正的儒家特征更为明显。 这些都会反映在他的文章之中，所以，他的文章，不仅文学家喜欢，理学家也是推崇备至的。 据说朱熹就曾多次对曾巩赞不绝口。 甚至可以说，到了南宋时期，曾巩几乎被捧成了一个圣人，名气大得有些吓人。 更何况曾巩文章中所载的“道德”，还有他孝敬父母，扶植弟妹的真实“事迹”佐证和加持呢！ 所以到了元朝时，又有一个叫刘壎的，干脆说曾巩上继承孟子、下引领程朱，至于“唐宋八大家”一说，则是明代茅坤始作俑，曾巩的入选是毫无争议的。 而曾巩的地位开始“下滑”，是从“五四运动”开始，那些曾巩标榜的道德、圣人，开始为新思想所替代，对曾巩的研究也就慢慢回归到学界范围了。 换句话说，“自云臣是酒中仙”的李白，“聊发少年狂”的苏轼，“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欧阳修，都可能更比曾巩“吸引眼球”一些。 但话说回来，曾巩这样吃过苦、能吃苦，几十年苦学不辍的人来说，浮名又岂是他所在意的呢？ 曾巩少年成名被人赞誉，随后又落榜被人嘲笑，人生的起落也够得上坎坷了。 但曾巩却做到了“笑骂由人我自聋”，依旧坚持自己认准的道路，埋头前进，可以说是隐忍了二十年，才换来“一家六口六进士”的扬眉吐气。 而随后做官的曾巩，也是坐得住勘校的“冷板凳”，又经得起出外做官的奔波辛苦。 漫漫人生，挫折、失败何尝会少？ 从曾巩身上，或许我们能看到的是“只顾攀登不问高”，是从容不迫，守候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风景。 而不是去怨天尤人，自暴自弃。 这一点，也许比努力本身更重要。 参考资料《宋史·曾巩传》 《子固先生行状》（曾肇） 《唐宋八大家》（宋双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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