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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敦煌，许多人从地理感知上会遥想大漠戈壁、黄沙漫天的脆弱生态。 但其实，它的繁荣不亚于盛世的长安、富庶的苏杭。 汉代悬泉驿遗址出土的简牍表明，敦煌在两汉时期，曾接待过安息、大月氏、康居、大宛、罽宾、乌弋山离等二十多个西域国家使节。 汉末三国至唐宋，东来传教的高僧安世高、支谦、竺法护、鸠摩罗什，以及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法显、玄奘等，敦煌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当时，市贾云集，货物琳琅满目，南朝萧梁史家刘昭甚至以“华戎一都会”，来盛赞敦煌的繁华。 令人惊叹的是，一个个敦煌石窟群，闻名天下，勾连着绵延千年的中古文明，它那惟妙惟肖的壁画、栩栩动人的塑像，好似生命在炫舞。 01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北有马鬃山，南有祁连山。由于山脉常年的积雪融水，以及丰富的地下水，该地形成一片宝贵的绿洲。这里曾不属中原王朝管辖，最早居住的是羌戎、月氏、乌孙、塞种人等西域游牧部落，后来月氏强大，独占这片地区。随着西汉张骞凿空西域，汉朝版图逐渐扩展到这里。汉武帝时，为了经略河西走廊地区，官方开始在兰州以西，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而敦煌由于处于最西段，地域辽阔，又因广开西域，蕴含盛大气象，故以得名。当时，由于疆域管理、沟通外部的需要，汉帝国对敦煌的重视空前绝后，不仅将敦煌在内的西域广大地区纳入版图，更在敦煌北面修筑长城、西面设置玉门关与阳关以作防卫，同时征召大量士兵屯田戍边。自此，敦煌承载的不再是边陲小城的命运，而是多元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和历史遗产，莫高窟就是证明。  “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这是《山海经》对敦煌最早的神话描述。三峰危峙，即为三危山。登上此山，俯瞰敦煌，正应李商隐的诗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三危山成就敦煌的人文奇遇，而它的奇特正在于独特的地质构造。 地质研究证明，三危山为沙浆岩层，属玉门系老年期山，岩石颜色赭黑相间，岩石内含有石英等矿物质。由于山岩成分特殊，每逢大雨过后，落日余晖一照，山上的岩石便同岩面未干的雨水，以及空气中的水分，一齐反射五彩光芒，将万道金光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正是'夕阳西下彩霞飞'的壮丽景象。在地质勘探者眼里，它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刻画；艺术欣赏者调动全部身心，体验绝佳的审美意境；受世俗羁绊的普通人，感受前所未有的心灵释放。而在虔信者面前，万道金光的奇观将以启示来作诠释，开凿莫高窟就是例证。《圣历碑》上写道：“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公元366年，高僧乐僔云游至敦煌，对三危山上突然显现的金光，惊叹万千，他把此地视为佛光普照的圣地，开凿洞窟以作佛龛。而这是有文献记载的敦煌第一窟。这之后，莫高石窟不断开拓，经历北朝、隋唐、五代等，有七百余个洞窟、四万五千平方米壁画，以及两千多个彩塑。  它的艺术令人咂舌，不仅吸收了印度、希腊、波斯、中亚等异域艺术的绚丽、奇伟，更保留了东方文化所特有的含蓄、超逸。 余秋雨甚至感叹，“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极富想象的彩塑造型、金碧辉煌的经变画、精美绝伦的菩萨像、举足顿地的伎乐天，凌空超拔，斑斓瑰丽。美学大家宗白华先生在未及去过敦煌，只是在内陆举办的展览后就情不自禁地惊呼：“我们如梦初觉，发现先民的伟力、活力、热力、想象力。”而有“敦煌女儿”赞誉的樊锦诗，刚至莫高窟，便体验扑面而来的和谐:“随着洞窟一个一个在我们面前敞开，我们忘记了疲惫，空气也好像变得温暖了。”一座座被数字标记的洞窟连接古代画匠自由奔放的艺术想象: 第45窟的自在菩萨像，堪称莫高窟最精美的菩萨造像。站在这些塑像前，你会感到心灵相遇的神奇，菩萨和普通人的屏障消失。  第259窟的禅定佛，神情会在光影中发生触人心弦的奇妙变化，嘴角由日出时思索的庄严变为日落时得道的微笑，眉梢、眼角、鼻翼与嘴唇无不自然演绎心流的涌动。  第249窟，寥寥数笔便勾勒出极富奔腾的狩猎风流。  第156窟张议潮出行图，色彩华丽，气势壮阔，显示出威仪赫赫的大唐气象。  第156窟张议潮出行图 更超绝的是，第112窟的“反弹琵琶”，伎乐天神态雍容，举足顿地之间仿佛能听到项饰臂钏在飞动中叮当作响的声音。 第112窟反弹琵琶由于壁画的超时代性，今人也能一睹当时的舞乐风采。 在壁画沉寂千年之后，舞剧《丝路花雨》，将静止的敦煌壁画编织为优雅灵动的舞姿，延续了敦煌壁画的持久生命力。 《丝路花雨》不仅发挥了霓裳羽衣舞、敦煌舞的魅力，更融汇了印度舞、波斯马铃舞、波斯酒舞等舞蹈形式，堪称登峰造极，被誉为“20世纪经典”。 可以说，敦煌几乎揽括了整个人类文化，这里有古希腊罗马艺术的技巧，佛教艺术的题材，犍陀罗艺术的痕迹，西域艺术的风格，中原艺术的理念。 在享有学术名望的学者那里，从陈寅恪、罗振玉、王国维到季羡林，无不与敦煌有过密切的关系。而它能闻名天下，至今掀起国际热潮，还与藏经洞的发现有关，这一过程甚至伴随一连串坎坷。 莫高窟名闻世界，源于一个道士王圆箓的意外发现。王圆箓墓志铭描述了这一事件：“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这里发现的便是举世瞩目的藏经洞文献。藏经洞内经卷种目繁多，有宗教典籍、地理经史、天文医学、乃至极珍贵的通俗文学，堪称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 比如，佛教经典《法华经》就有五千件，此外还有中国道教经典《老子道德经》《老子化胡经》，以及具备极高历史价值的《史记》《汉书》《三国志》等。 而《庄子》残卷，这里便涉及《庄子》33篇中的23篇，是现存最早且比较完整的《庄子》版本。至于最早的私人文书《塑匠都料赵僧子典儿契》，原件现存巴黎国家博物馆，而这正是出自藏经洞的文物。文字表明这是一份五代时期私人间订立的契约文书，而它对研究古代法律有极高价值。再比如，藏经洞文书保存了失传已久的通俗文学，这些作品的价值可能要超过广泛流传的《诗经》、《文选》。而从敦煌藏经洞的变文、讲经文、词文、话本、诗话等通俗文学中，竟能看出后来的小说、戏曲渊源。文学史家郑振铎为此惊叹：“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明清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还是“古已有之”？这一发现令后世对中国文学史探讨面目一新。更惊奇的是，人们在此找到了被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记载的第一部雕版印刷书《金刚经》。英国剑桥学者李约瑟，在首次读到《金刚经》记载时，便产生无法抑制的冲动: 他一定要到敦煌石窟走一趟，无论有多大困难，非去不可。曾在敦煌石窟临摹多年的张大千认为，“我们的敦煌作品早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的完整，这也可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遗憾的是，当藏经洞从尘封的历史中唤醒时，它却历经劫难。 余秋雨曾对发现藏经洞的道士王圆箓，痛惜道：“他对敦煌莫高窟的文物是彻底的毁灭。”而首批抢夺敦煌藏经洞文物的英国人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心目中大殿辉煌，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斯坦因曾利用王道士的迷信，接近并谋取敦煌文物，而受到当地政府多次漠视的王圆箓也愿意出售。王圆箓的功过没有定论，值得关心的是文物外流的命运。 自从1909年，斯坦因将敦煌经卷运抵英伦，文物的保存一时没有着落，而破译经卷也变得迫切。 他曾希望有天赋的语言学家破译，不论是资深汉学家，还是海外考古的竞争对手，他都愿倾心合作，这其中就包括了第二次对敦煌文物发掘的法国人伯希和。而为了给劫来的文物寻找落脚地，斯坦因在英国多次奔波，起初将其暂存到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后，大英博物馆为其应许一处收藏所。然而，当斯坦因到来，却大失所望:“地下室显然是之前用来藏旧报纸的，室内根本没有充裕的光线，由不得人来好好研究这些经文。我在探险途中工作之地，都比这地窖要强！”尽管如此，斯坦因还是被迫将文献暂存于大英博物馆的地下室内。而这批文献在二战时，曾被挪送至英国南部的威尔士避免轰炸，战后又送回大英博物馆。直至1973年，大英图书馆从大英博物馆剥离，斯坦因才将经文藏品都交由大英图书馆保管，至此结束了文物颠沛流离的历史。 然而，英国在保存敦煌文献方面，险些犯下致命错误。为了给经卷作保存，馆方将其装裱保存，但由于“添加的衬垫属于西方纸张，与东方的质地完全不一样。这样一来，一幅卷轴被阅读的次数多了，往往从衬垫上不均匀地脱裂开来。”直到日本文献保护专家来参观大英图书馆，看到这些珍贵的东方经卷，才将文献保存做了修改，并妥善保存。值得一提的是，海外敦煌文献的保护，间接成就了斐誉世界的“敦煌学”。由于敦煌文献本身的价值，加之流散海外，敦煌研究成为国际显学，英国、法国、俄国、日本和中国都花费巨大心血投入。季羡林曾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它无疑是人类文明的奇迹。敦煌集哲学、文学、音乐、舞蹈、宗教等于一体，它所蕴含的文化感染力至今令人沉醉，影响力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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