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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河南洛阳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它是唐三彩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全国出土的黑釉三彩马仅有两件，它便是其中之一。 它的配色在唐三彩中实属罕见，是文献中“龙种神驹，四蹄踏雪”的艺术再现。 黑釉三彩马为什么能得到世人的追捧？这要从唐三彩被发现时说起。  穿越千年，唐三彩华丽登场 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如果从地里挖出了唐三彩，一定会当场砸掉，觉得它不吉利。但在西方人眼中，唐三彩一度被认为是最贵重的中国艺术品。  （唐三彩陶马 图源/《文明的邂逅：瓷路》） 现在，唐三彩在拍卖会上屡创天价。 1989年，一匹漂亮的唐三彩马在英国伦敦，以374万英镑的拍卖价成交。也创下了西方人创造的，中国艺术品拍卖的世界最高纪录。 2003年，香港富豪刘峦雄收藏的一对唐三彩陶马，在纽约的拍卖会上被犹太商人购买，售价高达157万6000美元，创当年同类古董最高拍卖价。
（刘銮雄收藏的一对唐三彩马 图源/网络） 唐三彩是一种专门为陪葬用的器具，在盛行厚葬制度的唐代诞生。也正是因为它们冥器的身份，在发现之初并不招人喜欢。 我们对唐三彩的重新认识，也是在这些年逐渐加深。 1905年，比利时人修建陇海铁路时，在洛阳北邙山发现了一片唐代墓群，当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艺术品。  （铁路工人们破土开工 图源/《文明的邂逅：瓷路》） 在这其中，有一种釉色鲜艳、生动张扬的陶器令当时的古玩大师们面面相觑，他们既没见过，更叫不出它的名字。 因它多彩的外表，又是出土于唐代墓葬，“唐三彩”这个名字就这么诞生了。中国古代陶瓷，以朝代命名的唯此一种。  （色彩鲜艳的唐三彩 图源/《文明的邂逅：瓷路》） 不久后，几个有眼色的人隐约看到了其中的价值，辗转将少量的唐三彩送到了北京古玩市场的摊位上，正是这一送，引来了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的关注。 他从看到唐三彩的第一眼开始，就对这些穿越千年前的精美艺术品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始抢救性购买、研究。 从20世纪的考古大发现，到文博界的震惊、热议与收藏，色彩斑斓的唐三彩作为盛唐时期最精美的工艺品，用自身的艺术魅力，完成了从不祥之物到艺术瑰宝的华丽转变，征服了人们的心。  唐三彩为什么出生在唐代？ 唐三彩，作为中国古代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全名唐代三彩釉陶器，是在我国唐朝时期，烧制的一种低温多彩的铅釉陶器。釉色有黄、绿、白、蓝、褐、黑等多种色彩，大多数釉彩以黄、绿、白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  （唐三彩马局部图 图源/《文明的邂逅：瓷路》） 唐三彩为什么会出现在唐代，而不是别的朝代呢？ 首先，成熟的陶瓷技术是唐三彩诞生的物质基础。 早在商朝时期，原始瓷器就已经出现了。经历了1500多年，制瓷技术到东汉后期已经基本成熟。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又进一步成熟和完善。到了唐代，烧制瓷器的技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越窑青瓷 图源/《文明的邂逅：瓷路》）
（邢窑白瓷 图源/《文明的邂逅：瓷路》） 此时的工匠们，已经不满足陶瓷只有“青瓷”、“白瓷”这样单一的色调了。他们通过反复实践，总结前人的经验，同时运用多种釉色，生产出独具特色的唐代彩陶，为几千年的陶器文明留点鲜艳的骨血。  （黑釉三彩马 图源/《文明的邂逅：瓷路》） 其次，唐代的厚葬之风是促成唐三彩诞生的直接导向。 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经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统治阶级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生前追求财富，死后仍梦想着继续享受奢华。 因此，他们把生前拥有的文武卫、歌舞伎、妻子和奴隶、马牛驴和骆驼、家具、瓶、盘、碗、罐等制作成了唐三彩，带入到自己的墓中，陪伴自己长眠。 于是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都形成了一股“厚葬”的风气。这时，华丽精美的唐三彩就变得很受欢迎。需求量大，官方也就重视起来，在全国各地开办了很多处专门制作陶器的工厂。 （唐三彩多为陪葬用的明器 图源/《文明的邂逅：瓷路》） 当然，也离不开唐代繁荣昌盛的大环境。 （蓝色钴料可能是西方传来的 图源/《文明的邂逅：瓷路》） 据考证，在唐代出现稍晚一点的河南巩义窑三彩中，蓝色的使用才普遍起来。这也是唐三彩在唐朝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黑釉三彩马为何如此珍贵？ 这件黑釉三彩马，是洛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珍贵之处，在于它的颜色——“黑釉”。在唐朝时，黑釉不能直接烧制而成，是要经过反复施釉，层层加深，深到一定程度，才会使颜色偶然地呈现出黑色。这种工艺在当时不是人能可控的，几乎全靠运气，因此，黑釉是极为罕见的。 （黑釉三彩马 图源/网络） 再来看它的配色，全身黑色，唯马面、鬃尾和四蹄为白色，鞍鞯为绿、黄、白三色相间，这在一众只有绿、黄亮色的唐三彩马中实属罕见。 在造型上，它四足挺立，膘肥体壮，骨肉均匀，矫健而不失俊雅。完美的造型，高贵的气质，体现了泱泱大唐帝国的风范。黑釉三彩马反映了唐代艺术家的高超技艺和对美的感悟，还将大唐盛世的欣欣向荣凝固在了永恒的瞬间。 目前国内我们能见到的唐三彩黑釉器，仅有两件，另外一件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 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承载着一段历史。1981年，黑釉三彩马出土于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安菩是位“传奇人物”，唐朝时期，西北边疆有一个邻国叫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安菩曾跟随父亲从安国率众归唐，被封为定远将军，为保卫唐朝边疆屡建战功。公元664年，安菩在长安去世。公元709年，安菩的儿子将父亲的灵柩迁至洛阳与母亲合葬，建造了安菩夫妇墓，并为父母精心选择了种类繁多的唐三彩等一大批随葬品。 透过这些随葬品，不难感受到，沿着万里丝路到来的他们，对洛阳深深的喜爱与眷恋之情。这些文物也提升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唐三彩引他国效仿 唐三彩作为一代绝品，不仅在天朝盛行，还传入了全球。有“奈良三彩”、“波斯三彩”等。 约7世纪上半叶，大唐文化传入日本、朝鲜等地，在日本的历史名城奈良开始仿制唐三彩，并形成自己的特色，被称为奈良三彩，深受日本统治阶级层的青睐，民间的百姓是很难得到的。 奈良三彩在唐三彩的技艺基础上，注入了日本的民族文化和审美情趣，在形状和颜色上都有着自己的独特味道。 （奈良三彩 图源/《文明的邂逅：瓷路》） 波斯三彩是一种白底多彩绘陶釉，是两河流域公园9-11世纪陶类的典型的代表。不仅带有仿唐三彩的效果，还融合了伊斯兰教的文化特点，民族特色，以及当地的制瓷技艺。可以说。伊斯兰世界在釉陶方面有着非常璀璨的艺术硕果。 （波斯三彩 图源/《文明的邂逅：瓷路》） 唐三彩 唐三彩，可以说是唐代艺术的巅峰之作。 当我们看到那些奔腾的骏马、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看到那些形态各异的文侍俑、武士俑、仕女俑以及形态各异的动物、禽鸟的唐三彩时，会从心底里发出对唐代发达制陶工艺的赞叹。 （唐三彩天王俑 图源/《文明的邂逅：瓷路》） （唐三彩骆驼 图源/《文明的邂逅：瓷路》） （唐三彩 马和胡人 图源/《文明的邂逅：瓷路》） （唐三彩骑马俑 图源/《文明的邂逅：瓷路》） 这些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以普通的黏土制成，运用火的艺术使之成为不朽的艺术品，这是唐代无数不知名的陶艺家艺术和智慧的结晶。 唐三彩的出现，是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 邢窑始烧于北朝，盛于唐代，衰于五代，终于元代。唐代邢窑生产了大量精细白瓷，工艺登峰造极。器物多为日常生活用器，以洁白细腻滋润而又类银类雪的釉色及朴素大方的造型见长，仅有少量白瓷有印花、划花和贴塑等装饰。皮日休《茶瓯诗》写道：“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陆羽《茶经》中称：“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瓷白而花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还形容其造型的规整“圆似月魂堕”，白瓷的轻盈俏丽则是“轻如云魄起”。唐人李肇的《国史补》上记载“内丘白瓷瓯，端溪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具体提到产地“内丘”。《新唐书》记载有“邢州贡瓷”。河南巩县窑亦为唐朝重要的白瓷产地，也生产过贡瓷。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记载，西安唐代大明宫遗址也出土有巩县窑白瓷、邢窑等白瓷，唐代邢窑白瓷广销国内，在各地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多有发现，以陕西、河南、河北省出土最多。 国家博物馆所藏隋唐白瓷，有墓葬出土和传世品。墓葬出土品主要有：
1957年西安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白釉双连龙柄传瓶 1957年西安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白釉双连龙柄传瓶、鸡首龙柄壶。墓主李静训身世显赫，自幼得宠，然而不幸9岁早夭。在李静训墓中随葬了大量的精美物品，有波斯的金银器皿、镶嵌玉石的项链、结构精巧的手镯、精美别致的瓷器等。出土瓷器17件，有白瓷双连龙柄传瓶、龙柄鸡首壶、小扁瓶、小盆、小罐、小瓶等。 白釉双连龙柄传瓶高18.6厘米、口径4.5厘米、腹径6.3厘米。两瓶双腹相连，两侧堆塑龙形柄，双龙口衔瓶口。器施半截白釉，开细碎纹片。天津博物馆所藏此形制白釉瓶，底刻铭“此传瓶有並(并)”，故有“传瓶”之称。江苏省连云港市博物馆也收藏有此形制的传瓶。
1957年西安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白釉鸡首龙柄壶 白釉鸡首龙柄壶高27.4厘米、口径5.9厘米、足径7.1厘米。肩部前置鸡首流，作昂首鸣叫状，后为龙形柄，龙俯首衔口沿。肩部置对称环式耳，作双瓣重合状。体施半截白釉，有细小冰裂纹。器造型挺拔秀美。鸡首壶始见于三国时期，两晋、南朝时期多见，多为南方青瓷制品，也有黑釉器。早期鸡首壶器身较小。南朝至隋代，壶身修长，颈部变细，柄加长。鸡首壶至唐代以后渐渐消失。 此两件白瓷同为明确纪年墓出土，为隋代白瓷精品，是北方白瓷断代研究的重要标准器。 1954年西安隋大业六年郭家滩姬威墓出土白釉束腰盖罐。姬威为隋代金紫光禄大夫，龙泉、敦煌二郡太守，先后为太子杨勇及权臣杨素之幸臣、亲信。其墓中随葬品丰富。
1954年西安隋大业六年郭家滩姬威墓出土白釉束腰盖罐 白釉束腰盖罐通高16.9厘米、口径9.3厘米、底径12.4厘米。器身施白釉，釉莹润洁白，有细小冰裂纹。造型优雅简洁，形制别致。陕西博物馆收藏有同墓出土的白釉束腰盖罐(缺盖)，形制相同，通高12.5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18厘米。 1956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唾壶、执壶、龙柄执壶、莲瓣座烛台。
1956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唾壶 白釉唾壶高16.5厘米、口径14.8厘米。其形似尊，上部为漏斗形碗状，圆球腹，平底刻“永”字。应为河南巩县窑制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相似的器物。
1956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执壶 白釉执壶高12.1厘米、口径6.9厘米、足径6.5厘米。撇口，短颈，丰肩，鼓腹，平底，假圈足，腹一侧有曲柄，一侧有圆筒形短流。此壶造型圆润饱满，短流平底，为唐代早期的典型式样。
1956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龙柄执壶
白釉龙柄执壶高21.7厘米、口径7.8厘米、足径6.2厘米。短流，龙形柄，龙首衔口沿作汲水状。龙身弯曲，似蓄力待发，生动形象。通体施白釉，釉色温润细腻，器形端庄隽秀，为唐代邢窑制品。 执壶又称为“注子”“注壶”，其造型源于青铜器，南北朝时期青瓷中已有执壶造型。中晚唐时期，执壶式样增加，大量流行，从而逐渐取代了鸡首壶和凤首壶等。唐代执壶作酒具或茶具之用，称为酒瓶、酒注子或茶瓶。西安唐太和三年(829年)王明哲墓中出土的瓷壶上写有“老得家茶社瓶”等字，是为茶具；长沙铜官窑出土的瓷壶上则有“陈家美春酒”“酒温香浓”等铭记，乃为酒具。
白釉莲瓣座烛台 白釉莲瓣座烛台高30.3厘米、口径6.5厘米、足径17.5厘米。烛台由灯盘、台柱和承座三部分组成，灯盘呈杯形，台柱细长挺拔，饰瓦棱纹，灯座凸雕莲瓣纹，叶瓣呈浮雕状，富有立体感。造型独特，胎质细密坚硬，釉色白润，保存完美，为邢窑精品。烛台作为古代灯具之一，历史十分悠久，战国秦汉时就有铜烛台，《楚辞》：“室中之观多珍怪，兰膏明烛华容备。”三国两晋时瓷质烛台出现，有羊形、狮形等，唐代诗人皮日休《夜会问答十》曰：“莲花烛，亭亭嫩蕊生红玉。”这件烛台造型挺拔，亭亭玉立，座为莲花，雅致清新，美观实用，当为唐时的一件“莲花烛”。 1957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长颈瓶、辟雍砚、带盖唾壶、环柄杯。
1957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长颈瓶 白釉长颈瓶高22.2厘米、口径6.9厘米、底径7.2厘米。侈口，长颈，圆腹，圈足外撇。通体施白釉，釉色洁白，积釉处泛青，釉面有冰裂状开片，通体光素无纹。唐朝时期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往来频繁，随着西亚金银器的不断传入，瓷器生产中也流行仿制金银等器的热潮。这件长颈瓶的器形源于铜器，与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长颈铜瓶十分相似，造型端庄，轻盈灵秀，保存完美，尤为难得，为邢窑制品。
1957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辟雍砚 白釉辟雍砚高7.2厘米、口径14.8厘米。因形制如辟雍环水，故得名。辟雍砚，得名于汉班固《白虎通·辟雍》：“辟者象璧，圆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辟雍砚始于东汉时期，魏晋时期多流行三足或四足的青瓷圆砚，南北朝时期则变为五足到十足不等，隋唐时期的辟雍砚形制为砚面高凸，砚足数量明显增加。唐代杨师道在《咏砚》中有“圆池类璧水，轻翰染烟华”之句，说的就是辟雍砚。1986年陕西礼泉唐长乐公主墓出土有白釉辟雍砚；2003年洛阳老城区义勇街唐代瓷器窖藏出土了大量白瓷器和陶器，有不少形制较大的辟雍砚，均与此砚形制相似，反映了共同的时代特征。
1957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带盖唾壶 白釉带盖唾壶盘口、扁圆腹、平底。器有盖，配以桃形钮。唾壶，西汉时期已有。安徽阜阳西汉墓出土有漆盂，外底铭“唾器”字样。东汉时期南方烧造有青瓷唾壶，三国、两晋时期为日常用器。据晋人贺循《葬经》的记载，晋人把唾壶作为随葬用器。青瓷唾壶最为多见，也有黑瓷及白瓷等制品。此壶为唐代的典型器。
1957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环柄杯 白釉环柄杯高7.7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4.7厘米。造型仿自唐代金银杯，侈口、弧壁、折腹、圈足，环柄如银丝弯卷而成。器形与西安沙坡村唐墓出土的银环柄杯如出一辙。 传世白瓷有白釉堆塑龙纹烛台、贴花双龙耳瓶、碗。
白釉堆塑龙纹烛台 白釉堆塑龙纹烛台高25.4厘米，上部为杯形托盘，中间为灯盏，托盘外饰以一圈莲瓣纹；中部为台柱，堆塑蟠龙装饰缠绕在台柱；底部为另一较大的圆形托盘，下置高圈足。工艺精湛，装饰龙纹立体感强，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有形制相似的唐代青瓷制品。
白釉贴花双龙耳瓶 白釉贴花双龙耳瓶高42.5厘米、口径8.8厘米、足径9.4厘米。双龙柄衔口沿，肩部贴塑宝相花纹。白釉发黄。双龙耳瓶出土较多，以光素无纹者多，贴花装饰较少见。双龙耳瓶为唐代瓷器的典型器，除白瓷外，有青釉、三彩等品种。
白釉碗 白釉碗高5.3厘米、口径16.2厘米、径7.7厘米。玉璧形底，胎质坚细，釉色莹润，器形规整，为唐代邢窑制品。唐代邢窑烧制的产品有碗、盘、杯、盒、瓶、壶、罐等，其中碗有多种形制，玉璧底碗是邢窑代表**物之一，有的阴刻“盈”或“大盈”款识，应是为唐代大明宫大盈库定烧之器。 唐代瓷器生产出现了争奇斗艳的局面，唯有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因其独特的艺术成就技压群芳，成为当时瓷器的佼佼者，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唐代瓷器制作精巧，浑圆饱满，反映出唐人爱好**的美学意识，时代特征鲜明。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备受推崇，国家博物馆所藏隋唐青瓷和白瓷，造型丰富，工艺精美，代表了隋唐时期瓷器发展的最高水平，可领略到中国瓷器文化灿烂的艺术风采。
唐 淡绿釉长柄盖壶
月有盈亏，花有盛衰。天宝十四年，渔阳鼙鼓，天下沸腾，大唐走下山巅。帝国的威严与安全，因藩镇节度使的狂妄而衰落；同时也因藩镇节度使的忠勇而得以维系。华北平原，燕山南北的僭越狂悖日盛一日；太行山麓，大河之滨的锁钥屏障拱卫两京。天宝后出现的泽潞节度使、昭义军镇，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依靠之一；跨越太行山两侧统辖的邢、洺、磁、潞、泽等州，如楔般嵌入河东要地及华北平原。 天宝十五年（755）之后，华北与帝国安危系于泽潞昭义。此区域所制窑器也在技术进步、行销流通的传播下，世人尽知。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内邱白甆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从这些窑器的认知考察，将可以看到许多此前不被世人所见的历史轨迹和特别信息。
唐 绿釉褐彩模印花鱼纹四出倭角长杯 唐 泽州窑绿釉龙首花口魁 唐 白地绿彩碗
洛阳、长安、扬州、广州、南海、波斯湾、尸罗夫、呼罗珊、埃及亚历山大港等万里之隔的不同区域，都有泽潞昭义的窑器出现。古代中土陶瓷制品就此成为世界传播的主要外销品之一，河东华北、越地长沙、闽海岭南的窑器，由驼背、海船承载着它们的身影，经不同渠道，走进遥远世界的宫殿、庙宇、城市、厅堂、屋宅之中。
唐 绿釉碗
唐 绿釉执壶 昭义军镇辖境内的邢窑、泽潞窑所烧，白瓷、黄釉、黑釉、褐釉、绿釉、淡绿釉等品种窑器，在开元、天宝以后，尤其是唐代后期，无论是工艺、还是入贡、流布、课税，乃至地方工艺特色的呈现，都有了其明显风格。
唐 绿釉宝珠钮盖罐
唐 绿釉军持 巩县窑，唐代重要瓷窑，在今河南巩县。1957年发现。隋已生产青瓷平底碗及高足盘等，器外壁施釉不到底，唐代生产白瓷、黑瓷、绞胎、唐三彩及黄、绿、蓝等单色釉陶器。
巩县窑的白釉狮 隋-唐早期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该窑始烧于隋，盛于唐，到五代初衰退。隋代烧青瓷，唐代烧白瓷，白瓷中有一部分作为贡品，供民间所用之茶器为其大宗产晶。还烧三彩陶器、黑瓷、纹胎和茶叶未釉等。产品有碗、注壶、盘口瓶、盒、钵、杯、豆、枕、人物动物雕塑以及玩具等。
巩县窑酱釉猴塑 唐 张家港博物馆
唐巩县窑蓝釉盖壶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唐巩县窑绞胎盘口壶美国芝加哥博物馆藏
唐巩县窑绞胎捧盒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唐巩县窑绞胎三足盘法国巴黎美术馆藏
唐巩县窑绞胎碗美国芝加哥博物馆藏
唐巩县窑黄釉绞胎瓷枕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
唐巩县窑黄釉绞胎瓷枕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
唐巩县窑黄釉绞胎枕宿州市博物馆藏15、唐搅胎枕
唐·巩县窑三彩贴塑双龙柄壶 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
唐·巩县窑白瓷双龙柄壶 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唐·巩县窑三彩兔座枕宿州市博物馆藏
唐·巩县窑黄釉绞胎罐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唐巩县窑黑釉钵大英博物馆藏
唐黑釉三足杯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
唐巩县窑白釉单柄杯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隋白釉熏炉 玫茵堂藏
姬威墓出土
隋透影白瓷杯 隋苏统师墓出土
隋白釉五杯及环足托盘一套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
lally藏白釉盘口瓶
隋白釉高足杯 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
玫茵堂珍藏
波士顿博物馆藏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Alanbarlow旧藏
隋白釉高足盘一对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
波士顿博物馆藏
2007年纽约苏富比拍品
玫茵堂珍藏
2016香港佳士得拍品 成交价：1916万港币
隋唐白瓷钵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唐巩县窑绿釉弦纹三足奁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唐巩县窑绿釉弦纹盖盒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唐巩县窑黄釉堆塑龙嘴龙柄壶美国圣路易斯美术馆藏
唐巩县窑黄釉绞胎单耳杯美国芝加哥博物馆藏
唐巩县窑绿釉罐美国芝加哥博物馆藏
唐巩县窑绞胎水盂美国芝加哥博物馆藏
巩县窑绿釉莲瓣蟠龙博山炉
呼和浩特出土唐代绿釉长颈瓶
陕西隋代丰宁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
洛阳东郊唐墓出土
唐 蓝釉小罐 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蓝釉盖罐罐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
唐三彩蓝釉罐 英国阿什莫林博物馆藏
唐三彩蓝釉奁 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
唐代 蓝釉双龙瓶 偃师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
唐代蓝釉兔，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唐三彩蓝釉壶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
唐代蓝釉赑屃 英国布里斯托博物馆藏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三彩蓝釉壶 日本富士美术馆藏
唐 三彩蓝釉旋纹奁式炉(整体) 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
唐三彩蓝釉罐 芝加哥艺术学院藏
唐三彩蓝釉罐 美国圣路易斯美术馆藏
唐三彩蓝釉罐 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唐 白釉蓝彩鱼形纹陶罐 | 北欧哥本哈根装饰艺术馆藏
唐 蓝釉陶罐 |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唐纯蓝釉盖罐
唐代蓝色环纹玻璃杯 日本正仓院藏
唐 素面圆底细颈蓝琉璃瓶 法门寺
黄堡窑是唐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的重要窑场，中心窑场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西南20千米的黄堡镇。唐末时设立耀州，自五代铜川（旧称“同官”）归耀州管辖，因此从宋代的文献开始，就将这里生产瓷器的窑址称为耀州窑，位列宋代名窑之中。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工作，可知耀州窑的生产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元代，在附近的陈炉镇一直生产到当代。古代文献认为耀州窑是当时的名窑，把宋以前的窑业以小地名黄堡镇命名，称为黄堡窑。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便有学者开展考察活动，后多家单位分别于1958～1959、1973、1984～1991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出大量唐五代至金元时期的窑炉、作坊等遗迹，以及大批精美的器物，后按生产时代陆续整理出版多本发掘报告，总结了关于唐、五代、北宋时期的考古成果。唐三彩窑址是在系统发掘耀州窑遗址的过程中，主要于1984年在位于第一、二地点，即第I、II发掘区发现的，包括三彩作坊1座，三彩窑炉5座，以及大量三彩器。自此学界认识到唐代的黄堡窑也是一处重要的三彩生产地点，三彩产品为瓷土胎，胎色多白色或粉白色，少部分施化妆土，釉色以褐、绿、黄、白为主，不见蓝彩，施釉技法相对简单。器类包括碗、钵、盆、壶、三足炉、灯、枕等实用器，小型三彩动物俑或人俑，以及瓦当、板瓦等三彩建筑构件。报告中认为该窑址三彩标本的年代为7世纪80年代至9世纪40年代左右。但有学者根据窑址伴出品，如鱼形壶、三彩枕形器等的编年，认为黄堡窑的大多数标本的年代应在稍晚的9世纪。
3陕西西安西市醴泉坊窑 醴泉坊窑位于陕西西安西郊西北航空公司家属楼区，陕西省古研究所迅速组建了考古队，于1999年7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窑址等遗迹，出土大量三彩残件。2008年出版了发掘报告《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刊布的资料显示，三彩产品多在偏红的陶土胎体上施加化妆土后施釉，有少量白胎和粉白胎，三彩标本釉色除褐釉、绿釉和白釉以外，见有蓝彩；器类包括人物俑、罗汉、大量素胎大型陶马和天王俑，部分可达100厘米以上；壶、罐、奁、盂、钵、碗和枕形器，中小型居多；还有三彩印花砖、瓦等建筑构件。此外，素烧产品数量巨大。窑址发现纪年材料，为一件刻有“天宝四载·····祖明”陶俑标本残件，依据与其他窑址、遗址和纪年墓葬出土材料的比对可知，这一窑场生产的年代集中在8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
口径6.1、底径6.2、高10.1厘米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4陕西西安东郊三彩窑 2004年，醴泉坊窑的发现人张国柱在西安东郊太乙路市政管道改造过程中发现了一批陶俑、三彩器和陶模范残片，可以辨认出窑炉、灰坑等遗迹。由于该地点在唐代属于长安城的平康坊，在研究中多被称为平康坊陶窑39。但有学者认为此地点的位置应该在唐长安城的“东市”中的西部，而非平康坊内，而且平康坊内人口密集，名流聚居，居住着诸多达官贵人，不太可能在该坊内设三彩生产作坊40。该窑址暂未经过正式发掘，从刊布的采集资料来看，产品包括陶俑、三彩器皿、陶模残片，三彩产品的胎质分为两种，一部分为红陶胎，施有化妆土，还有一部分为白陶胎，胎质较松，釉色鲜艳，但胎釉结合不良，除碗盘器皿类外，见有施褐、绿、黄三彩釉的小型胡人杂技俑，从产品特征来看，该窑烧制时间由初唐开始至盛唐以后。
5河北邢窑 1985年，内丘县城拓宽中兴街建筑工程时，首次发现三彩器物，随后内丘县文物保管进行了局部清理，采集到一些唐三彩标本，确认了邢窑在主烧白瓷外，还兼烧唐三彩。1987～1991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考古队对内丘城关、临城祁村窑址展开了系统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五次试掘，发现一批三彩器。2003年为配合河北内丘县城步行街项目，又对邢窑遗址展开了发掘，发现三彩执壶及大量素烧佛龛和佛像等。2012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主持在内丘县城西关村南部展开了第四次发掘，发现较多唐三彩残片。综合几次发掘成果来看，邢窑唐三彩产品的胎体一般较坚硬，烧成温度高，有些已经接近瓷化，但胎的白度不及巩义窑同类产品，多数胎体表面泛红。部分器物施化妆土。釉色品种较为多样，有单色釉和多色釉之分。见有褐、黄、绿、白及很少量的蓝彩。以碗、罐、盘、钵、杯、执壶等器皿类产品为主，人俑、动物俑少见，并见有素烧器46。由于早期标本不多，对于邢窑三彩的创烧时间暂无精确判断47，从窑址调查发掘情况来看，三彩产品主要生产年代在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
6 河北定窑 1960～1962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定窑遗址展开调查与试掘，于晚唐堆积层出土三彩及单色釉陶残片。2009～2010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定窑遗址展开主动性发掘，于北镇、涧磁岭发现唐、五代地层及窑炉、灰坑等遗迹，出土产品包括低温铅釉器物及一些素烧产品，多为灰黄胎，胎质粗而坚致，露胎处呈粉红色。以低温绿釉和黄绿釉为主，多在口沿及外壁施化妆土。可见定窑在中晚唐创烧初期，便开始生产低温三彩器，唐末五代时期是定窑生产三彩器物的高峰时期，但到10世纪末三彩质量则明显下降，并迅速停烧了。定窑的三彩器生产再度兴起就到了金代后期（12世纪后半叶），生产的阶段性十分显著。对巩义窑、邢窑唐三彩产品和唐五代定窑低温釉产品进行的科技分析表明，定窑产品与前两处窑场有明显不同。巩义窑、邢窑的三彩器胎与同时期烧造瓷器产品的胎成分一致，只是因为烧成温度和烧成曲线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定窑低温釉产品的胎则使用一种与瓷器胎料完全不同的黏土，其成分更接近陶器制作的标准。从外观上看，定窑的低温釉产品釉层薄、流动性强，颜色较淡雅，不及巩义窑、邢窑产品色彩浓艳、深沉。
河北井陉窑 目前见到的井陉窑唐、五代三彩产品主要出自窑区内或附近的一些唐墓中，如北寨村唐后期墓、白彪村唐墓、唐家垴墓地、盘龙冶押官周妻李氏墓等，据墓志记载李氏的丈夫和儿子就在井陉窑窑场做工。另外在窑址调查中也见有模制三彩蟾蜍、钵等残片。1997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繁峰等于井陉南防口窑址调查还采集到一枚粘有绿釉的三叉形支钉，2018～2019年又于冯家沟窑址调查采集到一件低温绿釉碗，这件产品在上述窑区唐墓中见有同类器。综合言之，井陉窑主烧白瓷，兼烧三彩器。风格与河南、陕西所产的三彩器物风格迥异，用彩不同，以绿、棕、黄三色为主，也有绿色单彩，不见红蓝白三色；施釉方式不同，淡绿底色，上饰棕、黄重彩。常见仿金银器的造型，多带有印花装饰，有较多的菱形花叶纹等伊斯兰风格的纹样。
山西浑源窑 冯先铭、李知宴等早年调查过浑源窑，但并未发现界庄唐代窑址和三彩器物。199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浑源界庄窑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对界庄唐代窑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出土少量三彩器残片及三彩器素烧件。产品胎质细密坚致，呈棕红色或土黄色，少部分为白胎。釉彩主要是赭、黄、绿三种，不见蓝色釉，有少量单色釉。三彩多施于有席纹装饰的器物上，不施化妆土，胎釉结合紧密，不见剥釉现象，烧造时主要使用三叉支具。器型有执壶、罐、盒、炉等器皿类。从产品特征来看，唐代浑源窑包括了界庄窑和古磁窑两处窑场，烧造时间为晚唐时期，产品面貌基本相同。
9山西晋城泽州窑 晋城泽州窑发现于2007年晋城市城市道路建设过程中，是晚唐烧造低温釉陶器的一处窑场。该窑址暂未进行过正式的发掘，从采集标本来看，产品为瓷土胎，胎色土黄、浅灰或黄白，胎质致密。釉色有单色釉和复色釉等不同呈色方式，具体的有绿釉、黄釉、黄褐色釉、淡黄绿釉、白釉绿彩、三彩等，施化妆土，发现不少素烧标本。烧成温度较高，推测在1000℃以上，釉的玻璃质感较强。产品种类繁多，基本为器皿类，不见盛唐时期用于随葬的大型动物和人物俑。窑址发现后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有学者认为泽州窑的产品包括黑石号沉船上出水的一批白釉绿彩器物，曾大量用于外销，在西印度洋地区有不少发现67。
10四川邛崃窑 邛崃窑在早期阶段常被称为邛窑，产品中有两类多彩釉，一类属高温石灰釉，多在淡黄地釉上施加褐、绿彩，与唐三彩外观较为相似，故有“邛三彩”之称，这部分产品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时《美术生活》连续几期刊登了唐代邛窑产品的照片，包括邛三彩器。之后葛维汉、贝德福与郑德坤进行过窑址调查并辟有专文讨论，包括邛三彩，余祖信也做过专文探讨，总结了邛三彩的特征，其蓝彩的着色剂与唐三彩不同，应为氧化铜。另一类为低温铅釉陶，这类产品数量较少。2005～2006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邛崃市管理所对邛窑什窑址的发掘出土了一些三彩器，还发现一座可能用来烧造低温釉陶器的小型半倒焰馒头窑。产品多红胎，釉色有绿、黄和棕红色等，见有蓝色釉，有的施加化妆土。此外还出土了一部分素烧器及三叉形窑具，其生产年代应在唐末至北宋初。有学者认为，从出土器物及遗迹现象来看，什邡堂一号窑包的生产技术承袭了河南一带烧造三彩器窑址的生产工艺。
此外，还有其他窑场出土少量唐三彩的报道，如河南菌阳县茹菌村北窑址出土三彩罐、绞胎器；瀍河两岸、洛阳东站东侧天主教堂工地唐代砖瓦窑出土两件三彩残片；洛阳定鼎北路砖瓦窑群出土三彩印花盘、埙等。河北磁州窑区的冶子窑和临水窑也发现有三彩钵、炉等。但这些窑址发现唐三彩的数量很少，且多为生活用具，这几处窑址的三彩器是否为本窑产品有待证实。目前可以确认在唐代生产低温釉器物的窑场是10处。 唐三彩的发展经历了初创、鼎盛和衰落的过程，从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期，集中流行的时间近100年。唐三彩成熟于约唐高宗时期，流行于7世纪末至8世纪前半期，安史之乱后明显趋向没落。 由于唐三彩有着绚丽的色彩和别致的造型，其生产工艺及装饰技法也是一个重要研究议题。这些研究中，有一部分是通过直观的观察，来对釉彩及造型工艺从美学的角度进行讨论。还有一些研究是借助科技手段，对釉彩进行检测分析，讨论其化学组成和烧成工艺的技术特点和变迁。 关于唐三彩装饰分类及施釉技法，日本学者佐藤雅彦将三彩的装饰技法分为六种：基础釉、点描法、斜线描法、流釉法、涂釉法、蜡染法。将唐三彩装饰分为了十五种，分别是：涂绘、淋绘、涂彩点白、单色点染、线绘、单色釉、复合装饰、印花分片施釉、旋纹、多彩涂绘、留白点染、贴花漏白点染、雕塑、珍珠地模印、片状施釉，按严格意义上的盛唐三彩来讲，除雕塑和晚唐的片状施釉以外，就是十三种装饰。 3 产地研究 唐三彩产地的研究是伴随着窑址考古发掘发展起来的，不断发现的窑址为许多墓葬及其他遗址出土的三彩器找到了可能的产地，这方面的讨论也比较多，但是多是针对特定区域或具体器物做出的分析， 4 使用性质和功能的研究 根据《唐六典》中关于“甄官署”的记载，认为甄官署提供天子丧葬时所需要明器，同时，皇族、官僚等去世后天子赏赐的明器也是甄官署负责提供，故指出唐三彩多出土于伴出墓志且带官品墓主的墓葬，是与庶民无缘的贵族用器。 5 外销与技术传播的研究 唐代是中国古代商业化的大规模海上贸易的创始时期，8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大规模海上贸易，瓷器产品是重要船货，唐三彩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类之一，在中外贸易交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同时伴随着器物的外销及人员的流动，唐三彩的生产技术也在广泛传播，形成了一个以其为核心包括渤海釉陶、新罗三彩、奈良三彩的东亚多彩铅釉陶文化圈，同时又与更为遥远的波斯地区、两河流域以及埃及的釉陶和三彩的制作工艺等产生互动与联系。 6 对特定器物和种类的研究 从大的分类来看，唐三彩有器皿类、俑类、建筑构件等分类。
唐代三彩鹅衔梅花杯（巩义市博物馆供图）
唐代绞胎裴家花枕（巩义市博物馆供图） 三彩：流彩千年 “这件三彩鹅衔梅花杯，出自巩义黄冶三彩窑址，在造型、制作、施釉等方面都显示出高超的技巧，堪称唐三彩中的精品。”巩义市博物馆讲解员李瑞瑞说。 此杯整体造型是一只曲颈回首的鹅，口衔一朵盛开的梅花。鹅背突起，鹅腹为椭圆形。通体施绿彩，鹅尾施黄绿相间的条状釉彩。鹅身两翼羽毛纹饰清晰，腹部有乳钉纹装饰。这件三彩杯造型别致，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凸显了工匠的巧思和技艺。它曾应邀前往东南亚巡回展览，在国际上赢得广泛的赞誉。 巩义被称为“唐三彩的故乡”，因黄冶窑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的生产唐三彩的专业窑口，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因以黄、绿、白三色为主，创烧并盛行于唐代，被称为唐三彩。 白瓷：远走四方 一件光洁雅致的白釉瓷双龙尊吸引了记者的目光。瓷尊两侧有龙形双耳，龙口衔尊沿，龙头、龙角、龙须刻划清晰，龙身卷曲成月牙状。通体施白釉，釉色温润。 郑州中州古陶瓷学会副会长陈孝峰介绍，白瓷又称白釉瓷，是在白色瓷胎上施一层含氧化铁很低的透明釉，经过1200摄氏度的高温烧制，釉面氧化还原后呈现出白色。 《唐书·地理志》称：“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是其地本宜于陶也。”巩义地处浅山丘陵地区，蕴含丰富的高岭土和煤炭资源，是烧制陶瓷的理想之地。隋唐时期，巩义陶瓷烧造空前繁荣，产品远销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十里窑场，一片火光；巩义白瓷，远走四方。”说的就是隋唐时期巩义窑白瓷烧造盛况。 “唐巩义窑白瓷以素为美。现在流传下来的白瓷种类繁多，造型精美，受到国内外藏家的青睐。” 陈孝峰说。 绞胎：泥里开花 “巩义窑还生产一种新颖别致的绞胎器。它是用白、褐或白、灰两种不同颜色的瓷土相间揉和成花色泥料，用来制坯。”陈孝峰介绍，绞胎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整器绞胎，一种是器表绞胎装饰。绞胎纹理变化多样，有的组成图案，有的绞成自然纹样，或如木纹，或如鸟羽，或如行云流水，或如朵朵鲜花，非常漂亮。 眼前这件绞胎裴家花枕，产于宋代，2015年在巩义出土。枕呈如意形，枕面略凹，前低后高。枕面双线框内贴饰两朵绞胎团花，团花之间贴饰绞胎如意纹，团花、如意纹周围皆戳印半圆与三角形组成的小花瓣，空余处戳印太阳纹。枕墙戳印太阳纹与圆圈纹。枕面、枕墙纹饰皆填褐彩，罩淡绿釉。细观这件瓷枕，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瓷枕底部刻有'裴家花枕’四字，就是由裴家窑烧制的意思，这说明当时窑厂的窑工们已经具有很强的品牌意识。”陈孝峰说。 青花：首开先河 “这件文物名叫蓝釉点彩水注，属于早期唐青花的一种。”李瑞瑞指着一件其貌不扬的瓷器说，“与精美的三彩杯相比，它显得拙朴、粗陋，但在巩义市博物馆里，没人忽视它的价值。”这件水注造型简洁，下腹以上以浅黄釉为底，点施蓝釉，下腹与圈足未施釉。 唐青花，是巩义窑在成熟的白瓷和唐三彩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借用白釉蓝彩的装饰技法创烧而成。河南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木森介绍，巩义窑唐代青花瓷开创了中国青花釉下彩装饰的先河，为元、明、清时期青花瓷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唐青花的出现，比波斯的青花陶瓷早一个世纪，由此证明中国是青花瓷的最早产地，同时也证明了巩义窑的烧制工艺在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郭木森说，巩义窑唐代地层中出土的青花碗、罐、水注等瓷器及残片，胎质坚硬，釉色纯净，色泽鲜艳，与扬州唐城遗址和“黑石号”唐代沉船上发现的青花瓷完全一致，证明巩义窑就是中国唐代青花瓷最早烧制地。
唐《青花点篮彩四系罐》洛阳东北郊唐墓出土
唐《青花花卉纹托盘》
唐《篮彩圆点条纹复》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藏
唐《青花叶纹枕残片》南京博物馆藏
唐《青花花卉纹瓷器残片》原扬州文物培训中心藏
唐《青花执壶》扬州唐城遗址出土
唐《巩义窑青花花卉纹盘》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唐《青花人物花卉纹塔式罐》郑州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唐《青花花卉纹塔式罐》郑州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河南巩义窑址图片》
唐《三彩蓝釉白斑马》洛阳博物馆藏
唐《三彩储钱柜》西安东郊王家坟村唐墓出土
唐《白瓷四系罐》湖北郧县李泰墓出土
唐《篮彩鱼、圆点纹罐》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藏
唐《篮彩点彩高足盖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唐《青花圆点纹注子》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藏
唐三彩，全称唐代三彩釉陶器，是在唐朝时期盛行的一种低温釉瓷器，主要有黄、绿、白、蓝、黑等色彩，但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将它俗称为“唐三彩”。
这批器物运往北京后，引起了多位研究专家的高度重视。后经认定，这些器物是唐代墓葬中随葬的冥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专家根据其特征，将其命名为“唐三彩”。 随着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唐代墓葬、唐三彩窑址被发掘清理。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烧制唐三彩的窑口是位于河南巩义的黄冶窑。
据考证，黄冶窑是东都洛阳和京师长安所用唐三彩的主要供应地之一。这里生产的三彩器曾远销到日本、朝鲜、波斯、安息等地，对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日本的“奈良三彩”陶器、朝鲜半岛的“新罗三彩”等，均是在唐三彩器的影响下出现的。 唐三彩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它以白色高岭土或红色黏土为原料作胎素烧，然后施以含有铁、铜、钴、锰等不同呈色剂的彩釉，二次入窑焙烧而成。烧制过程中，各种釉色流动浸润，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艺术效果。
由于，当时生产的器物，多在釉料中加入了铅作为助溶剂，所以三彩在日常生活中用的不多，多为墓葬中的随葬品。
从造型上看，唐三彩造型丰富，一般包括生活用具、模型、人物和动物，而占据较大比例的为动物俑，常见有马、牛、骆驼、狮子、老鹰等造型。在众多动物唐三彩中，对马和骆驼的刻画最为生动。
唐朝时，马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显赫地位，是民间生产和商业交通不可或缺的工具，自然成为了唐三彩的塑造对象之一。
而骆驼在关中和中原地区虽不常见，但因为当时中外的商品往来与文化交流密切，一支支骆驼队伍成为了“丝绸之路”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因此骆驼造型也成为了极具时代特色的代表。
唐三彩作为传统的文化产品和工艺美术品，不仅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和美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它在中外的文化交流上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唐三彩早在唐初就输出国外，深受异国人民的喜爱。这种多色釉的陶器以它斑斓釉彩，鲜丽明亮的光泽，优美的造型著称于世，是中国古代陶器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辽三彩的分布 作为传统手工业门类的陶瓷业在辽代得到了长足发展。辽代制瓷传统源于唐代中原窑厂，制瓷技艺主要模仿河北邢窑、定窑和磁州窑。通过继承、吸收，糅合、升华，创造出了具有契丹民族气质的陶瓷器。根据考古发现，辽境内窑址众多，主要集中在辽五京附近。 各窑址陶瓷器的生产既有共性而又相对独立。辽代的陶瓷窑址主要有中京缸瓦窑、南京龙泉务窑、西京界庄窑、上京林东窑、东京冮官屯窑址。以上窑址烧造的陶瓷器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汉族（中原）传统，二是契丹传统。汉族传统陶瓷主要是日常所用的各式盘、碗、瓶、壶、罐等，契丹传统陶瓷见有各式鸡冠壶、长颈瓶、凤首瓶、穿带瓶，以及辽三彩（低温三色釉）。辽三彩是最能代表辽代陶瓷文化和成就的标志物。 “三彩”一词，最早见于清末文献，专指康熙朝烧造的一种无红彩的低温釉上彩绘瓷器。民国时期，河南洛阳北邙山一带陆续发现了大批的北魏、隋唐墓葬，其中唐代墓葬出土一种多彩的釉陶器，遂援引素三彩概念，称之为“唐三彩”。民国初年，日本人在辽宁西部地区、内蒙古地区做了大量所谓“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先后发掘了辽阳冮官屯、赤峰缸瓦窑、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窑址。随着辽代遗址出了类似唐三彩的一类器物，学者们把这类多彩器物称为“辽三彩”，时至今日，辽三彩成为对辽代所产多色釉陶器约定俗成的称呼。 辽三彩器物出土于辽代中期偏晚的各级贵族墓葬中。一般出土于契丹族传统的聚居地，如辽西地区、中京地区。从对辽代窑址的考察和发掘看，辽代烧造三彩的窑址主要有白音格勒三彩窑、南山小水浴窑、赤峰缸瓦窑，出土的数量在辽代陶瓷器中所占比例很小。其中以赤峰缸瓦窑所烧造的三彩器数量最多，也最为典型，品质最佳。 ▌辽三彩的起源及文化元素 关于辽三彩起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辽三彩从工艺上来源于唐三彩，是对唐文化的一种传承。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辽代陶瓷发展的时代必然产物，是辽瓷发展史的必然阶段。 唐三彩属于低温铅釉陶器，出现于唐代初期，鼎盛于武周和玄宗时期。器型包括随葬冥器和实用器两大类。多见瓷塑，包括各式人俑、动物俑、神话俑。其次为罐、盘、三足盘、双龙首瓶等。装饰技法主要表现为淋漓的泼彩，规矩的涂彩仅是少数。彩色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有少量的蓝、紫、赭、黑色。窑址主要有河南巩义黄冶窑、陕西铜川黄堡窑、河北内丘西关窑和陕西西安西郊机场窑。唐三彩距辽三彩年代跨度大，原则上不应该具有技艺传承的关系，但考虑如下几个因素，辽三彩工艺应该是直接或间接的来源于唐三彩。 中原地区三彩窑口有河南巩义窑和河北内丘窑。这一地区在五代、北宋早期是辽侵伐区域。辽史对此多有记述，如“会同八年（945年），分兵攻刑、洺、磁三州，杀掠夺殆尽。”“天禄四年（950年）攻安平、内丘、束鹿”。对于手工业匠人的掠夺是征伐的一个主要目的，反映在陶瓷上主要是上京林东窑、南京龙泉务窑等，这类工匠或许就能够熟练掌握三彩烧制技术。辽人喜茶，而饮茶多用单色釉瓷器，三彩器在当时并没有市场需求。另外辽产的三彩器胎质疏松，机械强度差，满足不了日常生活所需，三彩釉彩中含有一定毒素。辽代早期到中期，为什么没有出现辽三彩，与技术层面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社会需求决定的。唐三彩与辽三彩在烧造背景方面惊人的相似，均是政府明令宗室、贵族禁止以贵重金属制器陪葬，为了调和二者矛盾，作为替代产品的三彩器物应时而生。 辽圣宗朝四次诏令“禁止葬礼杀马及藏甲胄、金银器玩”；兴宗朝明确各等级殉葬所用器物，规定宰相、节度等可用银器随葬，其他等级的贵族由于不能随葬金银器，而又为了满足所谓“冥世”的需求，转而寻找其他替代品。由于陶瓷类产品生产工期较短、数量容易满足，成为首要考虑的对象。加上唐三彩有作为明器的传统，三彩器自然而然地成为辽代中期随葬器皿的首选。 三彩器在宋代仍然较为流行，是唐三彩工艺的一种延续。装饰方法主要采用刻划添彩，在素烧胎后，按纹饰需要填入彩色釉后二次烧成。宋三彩釉色较为丰富，常用黄、绿、白、褐四种主色，还有红、黑、酱色。画面生动，填色规整，不见蓝釉的使用。器型以枕为最多，还有盒、灯等。画面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宋三彩在河南禹县、鲁山、内乡和宜阳等地古窑址中均有出土。辽境屡有宋三彩器物出土，表明宋三彩产品流布到了辽境，辽国工匠对于三彩这种工艺的学习也成为一种必然，这是宋辽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 辽代陶瓷的发展序列经历了由低温单色釉陶瓷器（黄、绿、白）→二系彩→辽三彩这一过程。事物的发展规律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突变只是极个别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并非常规。特别是传统的手工业行业，其制作技术、制作理念都是在长期实践中积累、摸索并不断更新的。辽代的二系彩最早见于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一件绿釉黄彩瓶，此后陆续有出土，多见白釉绿彩，也有黄绿二色彩，能够看出辽境工匠能够很好地掌握二色彩的搭配使用。随着辽代中期偏晚禁止厚葬，辽三彩的产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 辽三彩主要包含以下几种文化因素： 唐文化因素。唐末中原地区大批的汉民迁入辽西和松漠地区，加速了该地区的汉化进程，契丹诸事皆以唐朝为模本，包括职官制度、器物风格自不例外。同时，契丹族和汉族的杂居、融合，也为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注入了新的动力因子。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大规模地涌入契丹领地，使契丹在原有陶瓷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吸纳了先进的生产元素，陶瓷业得以迅猛发展。辽代各类陶瓷器均带有浓郁的唐文化烙印，间接形成了契丹民族风格和特点。在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文化、经济贸易往来中，辽代白瓷就是继承唐中原地区白瓷器传统而滥觞，唐代陶瓷器常见的纹饰也被丝毫不差地表现在辽产陶瓷上，部分器型也脱胎于唐、五代金银器，多见曲口、花口造型，揭示出其受唐代金银器的影响。 佛教文化因素。契丹贵族笃信佛教，佛教造像与佛寺遍布辽境。辽代早期统治者为了适应社会环境和统治需要，大力提倡尊崇佛教。从圣宗朝开始直至辽末，是辽代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辽三彩出现于辽代中期偏晚，其发展轨迹与佛教的鼎盛相吻合。 三彩器中常见佛教文化符号。有一类压印莲瓣纹，是辽三彩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纹样。佛教以莲花比喻佛性出淤泥而不染。从佛教传入中国起，这个题材流行各领域，被广为接受并采用，加之这些题材经常与一些中国传统纹饰结合使用，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佛教在辽境已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融入了辽文化。这种题材在辽代晚期墓葬中多见，如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墓室正中绘莲花藻井；河北宣化张世卿墓后室穹隆顶彩绘星图外绘莲花，前室顶部中心用红、赭、浅蓝色绘重瓣莲花。有一些装饰题材的佛教色彩更浓，如狮子纹、摩羯纹、火焰珠纹，而且这些题材是与许多传统题材如世俗生活等一起使用的，可见当时佛教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渗透到社会的各方面。
▌辽代壁画墓顶 契丹民族文化因素。契丹民族作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对其所生活的环境有着独特的眷恋情结，钟情于蓝天、白云、绿草、清水，集中表现在三彩器物上，就是黄、绿、白三色为主流，充分体现了契丹民族自由、奔放的民族性格。对大自然的热爱进而上升到对于大自然恩赐事物的崇拜，菊花、葵花、牡丹、蝴蝶、水波等常见的大自然纹饰都被广泛应用于辽三彩，海棠盘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辽三彩器型主要有各式盘、碗和镶接器，以盘、碗为大宗。施彩方式有两种，一是色地点彩，一是压印（印模）填涂彩。均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彩主要是黄、绿、白三种色调。三种色彩的搭配看似毫无章法，但有着缜密的设计理念，作为边饰的白色以及黄、绿色讲究自然过渡，互不侵扰，三种色彩有严格的主次之分。 ▌辽三彩的器型与工艺 海棠盘是辽三彩典型器物，形象多见于辽代墓室壁画备宴图。海棠盘造型来源于唐代金银器。唐代多见一种曲口、长方、錾刻、拼接成型的高座银盘，辽代也有此金银器造型，海棠盘器形与此类似。口作八曲海棠花瓣式，红色陶胎，以黄色或白色为基调，其他两色搭配，象征黄花、绿草、蓝天白云。口沿一般压印一周卷草或蔓叶纹，内底印花，多见折枝牡丹上飞舞对碟纹、单朵或三朵团菊（葵花）花纹，辅以流云、流水纹，一副生机盎然的草原景象，纹饰造型丰满、肥润，布局开阔，严谨而又工整，压印的线条粗犷，表现了契丹民族深厚的游牧情结。
▌辽三彩牡丹纹海棠盘
▌辽三彩牡丹纹海棠盘
▌辽三彩朵花纹海棠盘
▌辽三彩朵花纹海棠盘 盘分为三种形制，有圆盘、四方盘、花口盘。圆盘的装饰为内底心压印纹饰，内壁涂彩，外壁施透明釉；方盘与花口盘来源于木质或者金属器造型，底心压印四出菊花纹，黄花绿叶，甚是美观，四壁竖线分割布局，间饰有蔓草纹或小菊花，色彩质感强烈。
▌辽三彩花口盘
▌辽三彩牡丹纹花口盘
▌辽三彩团花纹盘
▌辽三彩牡丹纹方盘
▌辽三彩牡丹纹方盘
▌辽三彩牡丹纹盘
▌辽三彩牡丹纹八角盘 碗是辽代常见的日用器皿，形制较为规整，成型方法一般有拉坯和印模两种。釉色有白釉、黑釉、绿釉、酱色釉、三彩釉。三彩釉碗有两种形制，一种是深腹碗，一种是直壁折腹碗，均为模制成型。三彩釉碗一般为同心圆装饰，由内壁外沿至内底分层装饰，施彩有模制添彩及淋彩（涂彩）两种，康熙时期所见的素三彩“虎皮三彩”与此类似。
▌辽三彩牡丹纹碗
除了日常所见盘、碗、碟外，辽三彩还有一些形制较为特殊的器型，称之为镶接器。器型多来源于唐、五代的金银器。如三彩釉印花团龙凤纹执壶，整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执壶，下部为温碗，因为工艺限制，为分体器物。另有温碗（暖盘）、鸡冠壶、瓷塑、文房用具等。这类器物制作工艺较为复杂，成型难度大。
▌辽三彩榻模型
▌辽三彩龙流带柄壶
▌辽三彩卧猫 唐代青铜镜与唐代晚期邢窑瓷器相辅相成.
唐 单龙镜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唐 云龙纹葵瓣镜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唐 云龙纹八花镜 泉屋博古馆藏
唐 平螺钿云龙纹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唐 单龙镜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唐 单龙镜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
盛-中唐 云龙纹菱花镜 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
唐 单龙镜(正面) 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
长沙窑位于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至石渚湖一带的湘江东岸。唐中后期达到鼎盛，衰落于五代。长沙窑在岳州窑的基础上，融合北方瓷艺及三彩工艺，发展为有别于南青北白的彩瓷，既保留有南北烧制工艺痕迹，又在融合的基础上创新，首创铜红釉及釉下红彩，首次将绘画、书法装饰于瓷，为彩赋予了文化内涵，瓷器成了书画的又一载体，为瓷器装饰开辟新的方向。同时，长沙窑瓷器的造型、装饰手法及纹样也富含多种文化元素，体现了唐代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时代特质。
唐恭陵系唐高宗李治第五子、武则天长子李弘之陵墓，俗称“太子冢”，亦称“孝敬皇帝陵”，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东北2.5 公里处的景山之巅。它是我国唐代陵墓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也是中原地区现存唐墓中规模最大和规格最高者，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唐恭陵 死因成谜的太子 李弘，字宣慈，永徽三年（652年）生于唐长安城感业寺。永徽六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李弘封代王。永徽七年正月初六，原太子李忠被废，改封梁王，年仅4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正月十七，高宗大赦天下，这一年的年号也由永徽改为显庆。李弘少小即参与朝政，曾多次受命监国，忠厚仁孝，谦虚谨慎，颇具政治才干，深得高宗和大臣们的喜爱。上元二年（675年），太子李弘随唐高宗、武则天游幸东都洛阳时暴薨，年仅24岁。关于李弘之死，史料记载说法不一，有说是被武则天毒死的，也有说是因病暴亡的。究竟真相如何，后人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李弘之死，高宗万分悲痛，并且诏令天下，追封他为“孝敬皇帝”，下令以“天子之礼”厚葬于偃师景山，是为恭陵，还亲自为其制《睿德纪文》，书之于石，立在陵前。 据《新唐书》等史料记载，上元元年（674年）十一月，唐高宗和武则天驾临神都洛阳，李弘奉诏纳右卫将军裴居道之女为皇太子妃。李弘死后，年纪轻轻的太子妃青灯孤守，忧惧缠身，次年就与世长辞，追寻李弘而去了，9年后追谥“哀皇后”陪葬恭陵。其墓室极尽奢华，随葬品甚多，国宝蓝釉灯等文物珍品就深藏于这座大墓之中。 唐恭陵规模宏大，布局规整，整个陵区面积31万余平方米。陵园坐北朝南，平面为正方形，长、宽均为440米。陵园四周原有神墙、神门和角楼建筑，现遗留门阙台基及角阙基址。恭陵地面现存19件石刻，雕工精细造型生动，堪称唐代石刻艺术瑰宝。灵台封土夯筑，高耸于陵园中部，平面呈长方形覆斗状，高22米。在其东北方向50米处，有一方锥形土冢，残高13米，俗称“娘娘冢”，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 盗墓大案侦破始末 1998年春节期间，一群丧心病狂的盗墓贼趁夜深人静之时闯入唐恭陵陵园，用炸药将哀皇后陵寝墓道炸开，从一个壁龛中盗出珍贵文物60余件。这就是震惊中外的“2·15”唐恭陵文物被盗大案。所幸案件很快破获，文物悉数追回，主要案犯也在恭陵前被就地正法。 1998年2月15日上午，唐恭陵文物保护员在巡查时发现了哀皇后墓前深深的盗洞，“2·15”大案迅速逐级上报，很快惊动了国务院，从而使此案得以迅速侦破。在被盗掘的文物中，有一盏蓝釉灯十分珍罕。主犯张某挖出这件宝贝后就将其藏在怀里，没事的时候经常拿出来把玩。后来大部分文物倒卖到了北京、天津，只有蓝釉灯和一些比较贵重的文物卖给了香港的翟某。随着案件侦破的进展，数名犯罪嫌疑人落网，24件被盗文物分别从北京和天津追回的消息也传到了远在香港的翟某耳中。翟某自知案件重大，涉案文物非一般文物可比，遂派人四处活动，甚至远渡重洋，设法将已经卖出的文物高价收回。最后，翟某委托中间人将购买的文物逐一退回，将国宝蓝釉灯送往北京。 “2·15”唐恭陵文物被盗大案侦破后，追回哀皇后墓中被盗的61件国宝，众多文物专家被请到现场进行鉴定。看着这些文物，专家们不由地惊呼起来：“国宝！全都是难得的国宝！”此后，文物部门又在被盗场地抢救清理出土文物189件。这250件文物中，有蓝釉、红釉、黄釉、绿釉、白釉、三彩、彩绘、鎏金等各色陶瓷器，精美绝伦，皇家风范，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是研究初唐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其中，釉陶器物尤为重要，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初唐时期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  蓝釉烛台 高33.6厘米 被《国宝档案》收录。 张某挖出后就藏在怀里的那件宝贝，就是后来进入《国宝档案》的蓝釉烛台，通高33.6厘米。其分三个部分，灯盏、灯柱、灯座。上为灯盏，小盘中心为杯形。下面灯座呈高足豆状，大盘微弧，圈足外撇。中间承以管状灯柱，与上盏下座连为一体。通体施蓝釉，圈足内壁无釉，白色陶胎。蓝釉灯以前只见于记载，从未见过实物。它以华美、稀罕而入选为御用随葬明器，供皇陵之用，属于高档陪葬器物。其造型古朴，施釉均匀，色彩深沉，高贵雅致，是蓝彩器中的上乘之作 墓中珍宝 此外，这批缴获和清理出土的其他釉陶也各有特点，主要为蓝、红、绿、白四种单色釉。  红釉双龙尊
红釉双龙尊 通高32厘米，口径8.8厘米，底径7.7厘米。盘口外侈，卷沿，圆唇，细长颈，微束腰，肩及上腹部圆鼓而丰满，下腹部渐内收，平底内凹。自口沿至肩部饰有对称的双龙形柄，龙首口衔尊沿，龙尾搭在尊肩。通体红釉，不及底部，露出白胎。双龙尊的造型可能脱胎于隋代的双龙耳联腹尊，唐时定型，并成为一种较为流行的酒器品类。其出现在随葬品中，则标志着墓主人非同寻常的身份和地位。唐代以后，双龙尊被大量出现的酒注子所取代。  蓝釉长颈瓶 唐恭陵出土的蓝釉长颈瓶 高25厘米，口径9.7厘米，底径8.6厘米。喇叭形口，沿略翻卷，圆唇，长颈束腰，丰肩鼓腹，矮圈足微侈。器身施蓝釉，底部露胎。瓶口卷沿上留有3个小圆形支钉烧造痕迹。这种形状的长颈瓶是唐代较为典型的流行样式，具有一定的西亚风格，其材质既有供上流社会使用的金银器，也有供皇室贵族陪葬用的三彩器。此器造型简练秀美，是唐代釉陶中的精品，代表了唐代的艺术风格。  绿釉盘口壶 恭陵出土的唐代绿釉盘口壶（唾壶）高 17.1 厘米，口径 9.3 厘米，底径 11 厘米。盘口微侈，卷沿圆唇，短颈略束，溜肩，下腹鼓大，矮圈足，大平底。壶口内有3个细长条状的小支钉烧痕。器施绿釉至圈足，底足露出白色陶胎。这件盘口壶肩部无系，造型独特，丰满大方，符合唐代雍容华贵的风格。 进入唐代以后，瓷器、漆器、玉器、珐琅等多种葫芦瓶纷纷出现，器形变化多端，工艺精美。如恭陵的红釉葫芦瓶，高22厘米，口径3.5厘米，底径7厘米。小口内敛，圆唇，短束颈，丰肩，深鼓腹下渐收，小平底。体施红釉，底露白胎。这件葫芦瓶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与当时崇尚祥瑞的观念相一致。  红釉葫芦瓶
 绿釉盂 恭陵出土的绿釉盂形体较大，高13厘米，口径10厘米。敛口，方唇，鼓腹，圜底。体施绿釉，不及底部。此器浑圆饱满，釉色莹润，属于典型的唐代器形。  蓝釉盆 恭陵蓝釉盆高12厘米，口径27厘米，底径13.5厘米。侈口，折沿，圆唇，弧腹，平底。腹部有凹弦纹两周。内外壁均施蓝釉，内釉至底，外釉不到底部，露出白色陶胎。盆内的3个支钉痕迹是研究其烧造方法的重要依据。  红釉盖罐 恭陵出土的红釉盖罐通高32.5厘米，口径13.5厘米，底径11.5厘米。侈口，卷沿，圆唇，短颈微束，丰肩，鼓腹下收，平底。上承覆碟形盖，盖顶置宝珠钮。器身与盖均施红釉，不甚及底，有露胎现象。罐的肩部带系的模式，在两晋南北朝非常风行，这显然与系在当时所起的能提能挂的作用有关，同时亦给人以平稳感及美的享受有关。到了唐宋，烧造技术进一步提高，器物的线条美与色彩美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才让肩部之系显得不那么重要，遂退居于次要地位。这件红釉盖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香炉历史久远，是由熏炉演变而来，无论作为礼器还是焚香用具，都蕴涵了神圣的意味。烹茶、焚香、挂画、插花，是古代文人的四大雅好，有人把置炉、玩炉、焚香当作一种时尚，一些精致的小型香炉则成为文人雅士的把玩之物，因此，香炉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类，不仅登上了文人的几案，而且出现在帝王的内廷。三足炉是唐代陶瓷器中常见的器型，其造型仿自当时的金银器，以唐三彩较为多见，此外还有白釉、黑釉、蓝釉等品种。  蓝釉三足炉 恭陵蓝釉三足炉高约17厘米，口径13厘米。口沿外卷，束颈较短，圆鼓腹，圜状底，腹下部有3个外撇的兽蹄形足。器施蓝釉，底足露胎。其造型颇具大唐盛行之风，圆润大气，端庄优美，有一种幽雅、神圣之感。 恭陵釉陶除了多为上述各种单色釉外，尚有几件三彩器皿，主要为豆和注子。如三彩豆，高6.6厘米，敞口，折沿，圆唇，弧腹，喇叭形圈足。腹部及口沿外壁均交错施以黄、绿、白三色彩釉，并相间熔融为彩色花斑。足部无釉，露出白色陶胎。 唐恭陵出土的这批皇家御用釉陶精致华美，亮丽如新，进一步证明了唐代蓝釉器对后世青花瓷的深远影响，具有一定的民族艺术倾向，体现了一种特有的民族意识，在世界陶瓷工艺史上散发出浓郁的民族工艺芳香。
母狮昂首，两眼凸起，双耳直立，张口露齿，长须卷发，前腿直，后腿曲，尾上卷，伏卧于台上。母狮两前腿间有一小狮趴卧。狮身皆施白釉，母子双狮眼睛及母狮腿部均点以褐彩。台为正方体形，四周施褐色釉，浓重处呈黑色。 唐代瓷器品种与造型新颖多样。此件白釉子母狮姿态雄健，浑厚古朴，为唐代瓷塑艺术的一件杰作。 瓷器作为收藏的大宗，一直在藏市占有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市场上赝品仿品蜂拥而至，混淆着藏友的视野。辨别瓷器收藏品真伪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瓷库中国将在这里给广大瓷器爱好者提供一些鉴别方法，制假者无法仿造的“土斑”是鉴定的重要方法之一。 高古陶瓷主要是元以前出土的陶瓷器，由于是土中而来，自然会留下明显的出土痕迹，其中表面的土斑就是最主要的特定依据。 任何土壤中都含有各种矿物质和有机质，矿物质含钠、钾、钙、铁、镁、铅等元素的硅酸盐、氧化物、硫化物、磷酸盐等。有机质是土壤中以各种形态存在的有机化合物，有碳、氢、氧、氮和少量硫元素组成的天然络合剂。高古陶瓷受土壤中这些化学元素和侵蚀以及地温的影响，釉面产生开裂和腐蚀。开裂、腐蚀的胎体表面大量吸收泥土中的矿物质和有机质，随着时间逐渐粘积在胎体上，从而形成了“土斑”。 土斑有两种，一种称“蚕卵斑”， 成颗粒状，像桑蚕产下的卵子一粒粒聚结在一起，大面积在陶瓷器表面形成。这种土斑粘积度极强，用手指剥除不掉。蚕卵斑形成与土壤中矿物质成份比例高有关，比较容易在低温度陶器上产生。 另一种称“蚯蚓屎斑”，成条形曲线状，形状尤如蚯蚓的屎，细而弯曲，小面积地粘积在陶瓷表面。有“蚯蚓屎斑”的器物，在出土前周围土壤所含有机质比矿物质成份比例高，器物本身釉面抗蚀程度强。高温釉器物及在黑杂土中的器物，都会产生这种土斑。 有些器物上既有“蚕卵斑”又有“蚯蚓屎斑”，有这种现象的器物大多数是陪葬物。收藏者对这种土斑不应该人为清除，它不影响器物的外表美观，同时又是出土物的有力见证。 现在市场上出现人造土斑，一是选择器物某个部位用硫酸把釉腐蚀，然后涂上胶再撒上泥土。这种人造土斑是块状形，不自然，剥釉处与有釉之间没有过度层次。二是把仿制好的瓷器用硫酸腐蚀釉面，然后埋入泥土中，过一段时间再取出现。这种人造土斑粘贴性差，用手一抹泥灰就掉落，一冲就能洗清。人造土斑与自然形成的“蚕卵斑”和“蚯蚓屎斑”相差很大。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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