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誉善者,其说将何哉?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与?意亡非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与?虽使下愚之人,必曰:“将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今天下之同意者,圣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免攻伐并兼,则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则岂谓有别哉!是故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行。是以动,则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顺天、鬼、百姓之利,则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国之说,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焉率天下之百姓,以农、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赏之,鬼富之,人誉之,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参乎天地,至今不废。此则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
点评:在非攻的上篇和中篇中,墨子还只是从“义利”方面来论述的,到了本文,“义利”学说已经与“天志”学说结合了,从单纯的计算经济账,到明确提出“天赏之,鬼富之,人誉之”的理论,这标志着墨子非攻思想的成熟,其论辩技巧也更为纯熟丰富。
将“天、鬼、人”并提的思想大概来源于商朝,所谓“天”就是指“上帝”,所谓“鬼”就是指“祖先”,商朝人祭祀上帝,用祖先陪祭,以求沟通“天、鬼、人”。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墨子又与宋国渊源颇深,他受到商文化的影响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则不然。将必皆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口,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曰:“死命为上,多杀次之,身伤者为下;又况失列北桡乎哉?罪死无赦!”以惮其众。夫无兼国覆军,贼虐万民,以乱圣人之绪。意将以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剥振神之位,倾覆社稷,攘杀其牲口,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将以为利鬼乎?夫杀之人,灭鬼神之主,废灭先王,贼虐万民,百姓离散,则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将以为利人乎?夫杀之人为利人也博矣!又计其费,此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
点评:将此段论述与上篇、中篇的论述相比较,其逻辑的严密性已判若云泥矣。大概随着战国时期国家兼并战争的频繁发生,单纯的“义利”学说已经不足以说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列国诸侯了。于是,墨子将“天志”学说与“义利”学说相结合,企图以鬼神威慑国君,从而形成了成熟的非攻思想。
今夫师者之相为不利者也,曰:“将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习,师不众,率不利和,威不圉,害之不久,争之不疾,孙之不强。植心不坚,与国诸侯疑。与国诸侯疑,则敌生虑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从事焉,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今不尝观其说好攻伐之国?若使中兴师,君子,庶人也,必且数千,徒倍十万,然后足以师而动矣。久者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然而又与其车马之罢毙也,幔幕帷盖,三军之用,甲兵之备,五分而得其一,则犹为序疏矣。然而又与其散亡道路,道路辽远,粮食不继,傺食饮之时,厕役以此饥寒冻馁疾病而转死沟壑中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则此乐贼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悖哉?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若使此四国者得意于天下,此皆十倍其国之众,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今又以争地之故,而反相贼也,然则是亏不足,而重有余也。
点评:又是“经济账”。
今逮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巳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逮至乎夏王桀,天有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国,鹤鸣十夕余。天乃命汤于镳宫:'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乱,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诛之,必使汝堪之。’汤焉敢奉率其众,是以乡有夏之境,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少少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闲西北之隅。’汤奉桀众以克有,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则此汤之所以诛桀也。逮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时。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迁止,妇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为男,天雨肉,棘生乎国道,王兄自纵也。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梦见三神曰:'予既沈渍殷纣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赐武王黄鸟之旗。王既巳克殷,成帝之来,分主诸神,祀纣先王,通维四夷,而天下莫不宾。焉袭汤之绪,此即武王之所以诛纣也。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
点评:将大禹、商汤、周武三位圣王的战争从“攻”中分离出来,命之曰“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墨子不是一概反对战争的,对于正义的战争他是拥护的,因为正义的战争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这里,墨子将三王的战争与一般的“攻”分开,称其为“诛”,与《孟子》中的一段议论十分相似。《孟子·梁惠王》中记载,“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可能借鉴了墨子的这一理论。
则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此譬犹医之药万有余人,而四人愈也,则不可谓良医矣。”
点评:墨子“药喻”,中篇便已出现。
则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为不足也,我欲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处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为马然。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以此效大国则小国之君说。人劳我逸,则我甲兵强。宽以惠,缓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国,攻必倍。量我师举之费,以争诸侯之毙,则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义其名,必务宽吾众,信吾师,以此授诸侯之师,则天下无敌矣,其为下不可胜数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则此可谓不知利天下之臣务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
点评:《墨子》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十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墨家的核心思想,因此被称为“《墨子》十论”,是《墨子》一书中最重要的篇章。有趣的是,这十篇文章在同一题名下却都分为上、中、下三篇,无一例外。《韩非子·显学》中称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相里氏之墨(秦墨),邓陵氏之墨(楚墨),相夫氏之墨(齐墨),有人认为上、中、下三篇是“三墨”写成的作品。日本学者西谷登七郎认为,如果真是“三墨”时的作品,那么通读三篇,我们一定能发现墨家思想相通的地方,也一定看到思想相抵牾的地方,但实际上,上、中、下三篇的思想内容都差不多,所以“十论”分成上中下三篇的原因决不是由于同一时代的墨家纪录上的差异。另外,仔细比较三篇的表达形式与内容,可以发现中篇是依据上篇写成的,下篇是主要根据中篇,偶尔参考上篇的,从上篇到下篇,内容越来越详细,而且中、下篇常常引用《诗》《书》中的古语,但上篇中看不到这些古语。因此《墨子》中的上中下篇不是由于同一时代的人们的记录上的繁简,而是由于时间的推移而分成的。这就解释了这十论中的上中下三篇内容经常重复的问题。《墨子·非攻下》也主要是在参考中篇的基础上完成的,两相对比,我们能发现墨家思想由萌芽向成熟的变化。
另外,非攻作为墨子思想体系中成熟的政论学说,并不是一开始出现就非常成熟的,它的形成、发展及成熟完善大致经历了四个事件才从萌芽达到成熟。第一,《墨子·耕柱》载子夏弟子就“君子有斗”“无斗”向墨子发难,墨子尚无成熟的理论与其辩论;第二,《墨子·鲁问》载鲁君就齐人进攻向墨子讨教应对措施,墨子“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中结邻“以事齐”来应对;第三,“墨子止楚攻宋”时,既以非攻理论说辩,又有与之相辅而行的守御器械和守城弟子队伍;第四,《墨子·鲁问》载墨子止鲁阳文君攻郑时将非攻学说与天志学说结合起来,表现了墨子非攻学说的质的变化,标志着墨家非攻学说的成熟。亦即是墨子在《耕柱》篇中还未有非攻思想,至《鲁问》篇创作时才逐渐形成了游说止战、防御备战止战合一的,融合尊天事鬼思想的非攻学说。本篇即展现了较为成熟的非攻学说,可与《鲁问》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