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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与鄂豫皖边区便衣队 作者：沈琪 推荐：王皇义  鄂豫皖边区便衣队，是在我根据地遭到敌人摧残的特定条件下产生，在艰难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 我鄂豫皖边区根据地遭敌摧残后，原各级政权机构的一些负责人和部分党员骨干，携带武器，分散隐蔽在自己家乡附近，转入地下活动，有组织地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红25军为宣传、组织、武装群众，掩护伤员，派员到地方坚持敌后斗争，形成和发展而成便衣队。它一面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一面掌握着地方政权，既是主力红军的可靠哨兵，又是主力红军的坚强后盾。它是一支穿着便衣的军队，是三位一体的边区人民的第二武装。在坚持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是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的一大创举，也是高敬亭的一大功劳。 1934年10月，红25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实行战略转移，离开了鄂豫皖边区后，敌人再度对我边区根据地实行了惨无人道的血洗。我根据地的中下层政权几乎全被摧残，许多党员和骨干惨遭杀害，不少县、区、乡的领导人被捕，原来逃跑了的反动地主、土豪劣绅又卷土重来，重新骑在人民头上。根据地的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红28军重建后，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工作的军政委高敬亭，即把组织与发展便衣队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使便衣队蓬勃发展、茁壮成长。 1935年2月3日，凉亭坳重建红28军的会议上，高敬亭就把便衣队作为坚持武装斗争的三种主要依靠力量和斗争形式之一，把组织和发展便衣队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新的鄂豫皖边区省委和红28军的成立，使根据地又有了革命的武装骨干，大别山的红旗又高高飘扬起来，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信心倍增，又纷纷组织起来支援和配合红28军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革命形势有了好转。特别是官庄战斗后，皖西地区反动势力处于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的状态，对我发展便衣队，创建根据地极为有利。 高敬亭乘机派出一批干部和骨干潜插到地方，组织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小组、发展便衣队，并联络分散在各地的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建立隐蔽的立足点，带领农民小组和协助地方便衣队，打击坏分子，镇压反革命，打击反动的地主、土豪，分粮分物，使这些农民小组和便衣队组织在斗争中成长壮大。 与此同时，皖西特委书记兼246团政委徐成基，在皖西特委成立后，一面领导246团开展游击战，打击民团势力，一面整顿党的组织，建立武装工作便衣队，并在舒（城）霍（山）边界大力发展，在3个月时间里不仅组织了8支便衣队，而且还建立了1个战斗连（后补入红28军）。同时，还建立了以大岗岭、鹞落坪为中心包括潜山、舒城、霍山、英山、太湖5县边区开辟了一块东西长55公里，南北宽35公里的游击根据地，还在大岗岭、鹞落坪、小河南、将军山等地的山林里设立了红军野战医院和小型修械厂，有力地支援了边区的游击战争。 1935年7月，高敬亭在潜山店前河召开的鄂豫皖边区省委和红28军干部会议上，充分地讨论了便衣队的工作，肯定了便衣队的成绩，作出了大力发展便衣队的决定。会后，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3个地区，便衣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当时，在鄂东北地区就有9个便衣队，近200人；在皖西地区有8个便衣队，约百余人。  1935年12月，高敬亭在三角山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上，亲自赋予便衣队为红军补充兵源的任务，并强调了要在平原地区发展便衣队，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便衣队工作的重视和领导。 1936年3月上旬，高敬亭在太湖柴家山召开会议，决定红军深入敌后平原，开展游击战争，主力以营为单位分散游击，同时，决定加强便衣队的建设，有计划地从部队抽调骨干，发展便衣队组织，以加强地方、配合和支援红28军的行动。 1936年5月，高敬亭到湖北黄岗地区检查工作，又决定从部队抽调骨干、配备武器，增建便衣队，任命队长、指导员，并当面给便衣队规定任务。使鄂豫皖边区的便衣队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从此，皖西地区的许多便衣队便从山区向平原发展。当时以大岗岭为中心的一分队已发展到柏柳河、陶家河、汤家河、来榜河、石门山一带；岳西小河南的五分队向沙生河一带发展；霍舒交界之黄泥河的七分队，发展到了磨子潭、毛坛厂等地域；马家畈的六分队发展到桃岭、汤池畈；蕲州的便衣队发展到强家塝一带；鹞落坪的二分队也发展到了包家河、烧箕窝等一带富有的山区。 当时，据不完全统计，鄂豫皖便衣队已发展到82个，约千余人，遍布边区22个县。至1937年，东迄合肥、安庆，西至湖北樊城老河口，南抵黄梅、广济，北达河南潢川、信阳等广大地区，几乎县、乡、村都有便衣队。真是星罗棋布。他们和红28军相依为命、紧密配合，对敌形成了层层包围圈，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937年10月，红28军整编时，这些便衣队又大都编入了新四军第四支队，成为抗日战争的骨干。 在3年游击战争过程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鄂豫皖边区的便衣队，主要是采取隐蔽方式进行活动。后来，也曾以公开方式活动。当时，蒋介石煞尽心机，对我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的“清剿”，对我根据地人民进行灭绝人性的严密封锁，采取强化保甲、移民并村、五家连坐、搜山烧山等一系列毒辣手段，妄图摧毁我根据地，消灭我红28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便衣队活动极度艰难，只有秘密地转入地下，隐蔽于群众之中，和敌人作斗争，镇压反动分子，打击零散敌人。所以它是以群众工作为主的武装工作队。 便衣队组织精干，活动灵便，熟悉民情、敌情、地形。他们手持武器，扎根于群众之中，出没于自己的乡村附近，穿梭于敌人内线，昼伏夜出，时而镇压当地反动分子，打击恶霸地主；时而打粮分粮，抚恤红军家属，救济贫苦农民；时而搜集、传递情报，袭扰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时而筹粮筹款，提供物资，安置红军伤病员。他们神出鬼没，声东击西，时而公开出击，时而隐蔽待机。敌人明知它存在，但抓不住目标。虽胆颤心惊，昼夜不宁，却又无可奈何。 如我霍舒交界的一支便衣队，经常出没于霍舒南部和潜山北部山区，一次深夜奔袭潜山县境的回龙庙，抓来伪保长，令其为我筹粮百石，该伪保长怕死答应了。便衣队拿到粮后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后来他们又以偷袭手段，杀了欺压穷人的大土豪吴代元父子，打了反动地主刘德怀。从此，回龙庙地区的土豪劣绅再不敢任意欺榨百姓了。 随着红28军的发展壮大和箝制打击敌人，鄂豫皖边区的便衣队组织亦不断发展壮大。许多地方一个便衣队辖有好几个分队。其活动方式也随之逐步地由秘密走向公开。不仅晚上出去，白天也照样活动。斗争艺术也更加灵活巧妙，活动半径也不断扩大。不少便衣队不再局限于自己的乡村，而是以村联乡，甚至跨区跨县，队与队之间的相互联系、支援和策应，形成了夹攻地方反动势力的壮观。 便衣队的任务也不断增多，作用也不断增强，不单是做群众工作、掩护伤员、照顾军烈属、打粮筹款，而且担负起严惩坏人，分化瓦解敌人，控制敌人的基层政权，使之为我服务；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扩大游击区，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为主力红军侦察敌情、搜递情报、筹备给养、提供物资、扩充新兵，并开办“山林医院”、修械所、被服厂，建立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还经常配合主力红军拔除敌人据点，攻打敌人堡垒，袭击和扰乱敌人等等。 皖西便衣队在红28军的支持下，经常武装镇压反革命，打击反动的地主豪绅。许多地主豪绅怕死，常找我便衣队接头，主动向我军交纳军粮，继而逐步建立起革命的税收政策，发展到地主收多少租，红军家属不交租等均由便衣队确定，甚至选举保甲长、联保主任等亦要事先向我便衣队报告，征求意见等等。乡村政权实际上控制在我便衣队手里，建立了若干小块立足点、游击区。 当时以鹞落坪为中心，我便衣队发展了一块方圆百余里的游击根据地。赤诚便衣队是1927年杨山煤矿大罢工时组成的一支80余人的工人纠察队遗留下来的。它在赤诚县委的领导下成长壮大后改名为商北大队，发展了以金刚台为中心的纵横百里的游击区。起初常以武装镇反毙霸，打粮护村，控制地方政权。利用当地联保主任怕死，或争取开明士绅中立，夹国民党基层政权于敌我之中，为红军主力筹粮备款，打开封锁线等。到1935年秋后，随着力量的壮大，时常配合红28军打敌人堡垒，拔敌人据点。仅1936年9、10两月，利用敌人弃山守城的机会，协同红28军从赤南直捣麻城，黄岗，拔掉敌人堡垒60余个。 在鄂豫皖边区3年游击战争中，由于便衣队的支援与配合，使我红28军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我主力红军形成打击敌人的内线和外线。而便衣队之间，各自以自己的根据地为内线，而以其它各区为外线，形成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使整个鄂豫皖边区，布成了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鄂豫皖边区3年游击战争，如果没有便衣队的配合，仅靠红28军主力要战胜数十倍乃至百倍于我的敌人，取得坚持根据地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鄂豫皖边区3年游击战争史，可以说是一部生动的人民战争史。 在1934年10月至1937年10月这3年火热的敌后游击战争中，我鄂豫皖边区的便衣队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断发展壮大，主要是有党的正确领导。便衣队从其诞生那天起，就一直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进行活动和工作的。便衣队都有队长、指导员。便衣队的领导均系根据地的具、区、乡，村领导人，和久经锻炼、考验的红军干部、战士。都是党的坚强的骨干分子。他们胸怀党的奋斗目标，对革命坚定不移，坚信无疑，无论是在白色恐的还是在靠群众，坚持斗争。 特别是凉享坳会议，鄂像皖边区新省委成立和红28军重建后，党对便衣队的领导更加加强了。边区省委和红28军的历次会议均把便衣队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作为重要问题予以讨论。同时，红28军还不断派出大批干部和骨干到便衣队工作。这样，便衣队能经常适时地得到省委的指示，得到高敬亭同志的关怀和红28军的支持，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斗争艺术逐步提高，胜利信心日益坚定；组织不断纯洁、队伍不断壮大。否则，便衣队也是难以存在和发展的。 便衣队之所以能站得住脚，能坚持斗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紧紧地依靠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以模范的遵纪爱民行动，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他们以爱护群众为己任，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宣传党的政策，率领群众斗争，翻身求解放，成为我党我军最直接最广泛接触群众的宣传员、战斗员。 他们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吃了或用了群众的东西，一定付钱或归还，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尤其对男女关系，异常注意，无论谁发生男女作风问题，情节轻微者拘留，手段恶劣者，可以当场枪毙。 由于便衣队处处关顾群众利益，为群众着想，因而得到了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誓作便衣队的坚强后盾。不少群众为了掩护便衣队而历尽艰苦，受尽折磨，甚至献出了生命。潜山便衣队几个伤员住在群众家里3个月，群众始终把他们当成自家人，好吃的先给吃、好穿的先给穿；英山便衣队的伤员隐蔽在山上，以后被捕，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被押的伤员送饭；将军山的便衣队在密林里掩护伤员，群众亦派妇女前往送饭，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几天送1只鸡。有的伤员住在群众家里被国民党发此时，老大爷、老大娘说是己的儿子，妇女就说这是“我丈大”。 不仅如此，群众还常给便衣队衣服，帮助便衣队了解情况，协同便衣队作战。敌人烧山、并村，将群众赶进围寨，便衣队得不到饭吃时，群众在夜间想方设法给便衣队送饭。群众出围子劳动时，敌人只准带一顿饭，他们自己不吃送给便衣队。有的群众穿着新鞋出围子，将鞋子脱在一定地点，让便衣队去取，自己赤脚返回。 黄安三区的敌人、叛徒常跟踪，使我便衣队外出常有危险。群众便主动当向导，带便衣队走小路避开敌人。在夏清区群众掩护便衣队甚至牺牲了生命。如有一家中藏有3个便衣队员，后被叛徒出卖，敌人来抓时，这家主人正在地里劳动，本可避开，但他却设法缠住敌人，将敌人引走，有意让敌人把自己抓走，使便衣队员脱险。 便衣队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还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改变了过去对地主、豪绅、联保主任等不加区别，一律予以处决的“左倾”错误做法，实行打击与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和区别对待，分化瓦解敌人的政策，提高了自己的斗争艺术。除对极少数死心踏地、罪大恶极、顽固不化的分子坚决镇压外，对一般罪恶不大的乡保长则不采取打击而给予警告，只要他们遵守苏维埃政纲、法令、保护群众、掩护红军，不向敌人告密，完成便衣队规定的任务，就给予保护。 如红安三区的便衣队，他们把当地的联保主任抓来，该联保主任经我向其讲清我党的政策后，愿意在敌我之间持中立态度，答应为我红军供粮筹款、送子弹、搞医药、掩护伤员等等。从此，该联保主任持于敌我之间，为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斗争政策和策略，各地便衣队都挖掉敌人一部分墙脚，减少了便衣队活动阻力，为我便衣队开展斗争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作者沈琪，浙江临海人。1933年10月出生，1949年9月入伍。曾任学员、文化教员、连队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师组织科长、团副政委、军直工处长、野战医院政委、集团军干部文化学校副政委等职。1988年9月离休。1985年至2009年在集团军党史办公室期间，编写党史、军史资料，主编《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各级领导成员名录》、《中共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组织史》、《英雄部队、光辉历程——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军史画册》，《战火中的文工团员》（副主编），参与编纂《风流千古》、《解放杭州》、《江淮拂晓》等多部著作。先后五次立功，十余次授奖，被评为全国、全军、兰州军区、集团军优秀离退休干部，出席兰州军区第六次党代会，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章一枚，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胜利功勋荣誉章”，被收入浙江古今名人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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