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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思维”与“社会一文化”都是变数。人类社会生活及观念文化与时俱进,人的思维也随之发展,而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反映新的社会生活及观念文化的新思维须借助新语言表达,也必然导致新语言的诞生。在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词汇又是最敏感、最具活性的部分,社会一文化变迁,直接、快速地在词汇中得到反映。词汇对社会一文化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和共变性,尤其是在社会一文化急剧演化的转型时代,新词涌现、旧词消失或内涵变换尤为频繁。身处“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语)的战国后期哲人荀子,描述过那一时段“奇辞起,名实乱”的情形,他期望“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反观中国文化史,“作于新名”的方式,无非“自创”与“引入”两途。 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引入外来语,是汉语系统获得“新名”的一大法门。汉唐以降,有西域语汇(如葡萄、琵琶、石榴之类)、南亚佛教语汇(如无常、有缘、观念之类)的大量入华。赵朴初先生说:“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这是并不夸张的平实之论。时至前一个世纪之交,也即清末民初,文化上的古今转换、中外交会,其规模和深度更远迈战国和汉唐,人称“千古之奇变”毫不过份。此间发生一种对雅文化和俗文化均有重大影响的事态,这便是新术语层出不穷。 术语,指各门学科的专门用语,基本上都是名词,所含概念与某学科或某专门领域的整个概念系统相联系,并受其限定。术语的出现虽然是近代的事情,是近代科学兴起、学科分野明晰、思维日益精密的产物,但术语又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阔的文化背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个术语就是一部文化史,只有考其源流方能真正把握术语,并透过术语窥探社会一文化的变迁。术语与普通词既有区别又相互渗透:术语从普通词中借词,赋予专门含义,如“物理”便借自普通词,赋予特定学科含义后,成为科学术语;普通词又接纳术语,使其含义泛化,如“卫星”本为科学术语,后泛化为普通词,如“放卫星”之类。清民之际,随着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大规模入华,汉语的固有词汇不足以表述,新术语(或曰“新学语,’)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躬逢其盛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对此有所指陈:近代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学语之输入是已。这里的“文学”,指整个观念文化;而输入的“新学语”则指西方近代术语。西方近代术语(科技的、社会科学的、人文学的术语)传入中国,始于明末清初,利玛窦、庞迪我、艾儒略、龙华民、汤若望等欧洲传教士与中国西学派士人徐光启、李之藻、王微等,携手共译西学论著,创制了一批汉译西学术语,如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便译创了许多汉字数学术语: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平行线、直角、钝角等等,大都在中日两国沿用至今。 清雍正后,因清廷禁止天主教在中国活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断,至嘉道间再度恢复,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等入华,用中文出版外国杂志《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出版《圣经》中译本,1815年马礼逊还在澳门出版了第一部英汉词典,创译了一批汉字西学词语。至19世纪中叶,林则徐、魏源、徐继舍等经世官员和经世学者利用传教士译介的西学书刊及中国的地志,编纂《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使一批汉译西方术语较广泛地为中国人所知,如贸易(tarde)、文学(literature)、法律(law)、火轮船(wheelsetamship)、火车(train)、公司(company)等。西方传教士和中国西学派士人编译的论著和工具书传入近世及近代日本,对幕末一明治间日本洋学的发展有所推动,前述汉译西洋术语也为幕末一明治间的日本西学派知识分子译介西书时所利用。 当然,西方术语的大量入华,是19世纪末叶以降(19世纪80年代中法战争及90年代中日战争以后)的事情,其输入渠道,一是直接译自西书,二是以日译西书为中介。故中国近代新术语既是悠久的汉语词汇史发展到当下的表现,也是中、日、西三种语汇系统互动的产物。 中国与日本同属“汉字文化圈”(越南、朝鲜等东亚国家亦属此文化圈),并且是至今仍然使用汉字的主要国家(越南、朝鲜先后废弃汉字。现在使用汉字的国家除中、日之外,还有新加坡,新加坡以英文和汉文作为官方语文)。 汉字文化圈内的中日两国,以汉字为媒介,近两千年间展开了颇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而“互动”固然具有共时性,但主要是历时性的。因为,文化传播有其基本走势—从高势位流向低势位。中日两国因在历史进程中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时期“师生关系”有所置换。概言之,中日之间汉字及汉字文化的交流,古代主要是从先进的中国流向日本,中国创造的汉字及汉字文化自秦汉以降长时期、大规模传播东流,使日本在弥生时代实现从野蛮到文明的飞跃。后来,日本人创制的拼音符号—假名,也从汉字偏旁和草书脱出。至今,日本使用的常用汉字在两千字以上(1981年,日本国语审议会通过的《当用汉字表》列汉字1945个,加上人名汉字,共两千多),沿用汉字语汇词义的也很多,如日本围绕天皇和皇室的一系列专用语,几乎全部套用中国汉字词,如玺(御玺、国玺),御名,巡幸、行幸、还幸,亲临、台临,天览、台览,玉音、玉座、玉体、圣体,玉颜、天颜、龙颜,圣寿,睿又虑,圣旨、鳃旨,御制,救语、救题、救裁、救许、救命、崩御、亮去、奏上、奉答等等。今天我们从日本报刊见到关于天皇及皇室活动的报道,还充满这类专用语。 天皇的谥号,均采自寓意神圣、尊崇的汉字,如神、武、孝、德、仁、天、明等;年号则出自中国文化元典,如江户幕府末期两个著名的年号“文久”,典出《后汉书·谢该传》:“文武并用,成长久之计。”“庆应”,典出《文选》汉高祖《功臣颂》:“庆云应辉,皇阶受术。”旧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于庆应年间创办的大学命名为“庆应义塾”,即今日本“私学双璧”之一的庆应大学)。日本近现代的四位天皇的年号,“明治”典出《周易》:“圣人南面而耳天下,响明而治。”“大正”典出《周易》:“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昭和”典出《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典出《书·大禹漠》:“地平天成。”《史记·五帝本纪》:“内平外成。” 天皇及皇室成员的名字也选自中国文化元典。如今之皇太子德仁与雅子妃2001年12月1日得一女儿,12月7日为其命名日,日本电视台、报刊有详细报道:小公主的名号由三位汉学家—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嫌田正、静嘉堂文库长米山寅太郎、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秋山虔拟出,经天皇批准、太子夫妇同意,御称号为“敬宫”,御名为“爱子”,典出《孟子·离娄下》:“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外,汉字词汇在日本社会生活的诸多侧面都打下深刻烙印。如日本三大名园—金泽的“兼六园”,冈山的“后乐园”,水户的“偕乐园”,皆得名于中国古典。“兼六园”源于宋代《洛阳名园记》的“兼六胜”一语;“后乐园”因范仲淹《岳阳楼记》“后天下之乐而乐”得名;“偕乐园”取义于《孟子》的“与民同乐”、“与民偕乐”而不独乐之意。今之日本中央政府的基本部门称“省”(文部省、通产省等等),沿袭中国唐代三省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之称。日本幕末一明治间最时髦的词句是“文明开化”(福泽谕吉1867年编《西洋事情·外编》首用此语),而“文明”典出《书·舜典》“睿哲文明”,“开化”典出顾恺之《定命论》“夫建极开化,树声殆则。” 时至近代,日本是非欧美国家中率先走出中古故道的先进国。学习西洋取得实绩的日本成为中国“摄取西洋文化的走廊”。中国在追踪日本近代化路径时,大量接受日本幕末一明治时期译介西学时创制的汉字词,中日之间汉字文化的传播方向,发生了戏剧性逆转。 日本从19世纪50年代被欧美列强胁迫“开国”起始,尤其是明治维新以降,其引进、汲纳外国文化的方向,已由中国转为欧美。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之一“求知识于世界,以振皇基”;明治维新的三大目标之一“文明开化”(另二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内涵都是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文教、学术思想、政治法律乃至生活方式。在这一大势之下,译介反映欧美近代文明的新概念、新术语,成为明治时代日本新知识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幕末一明治间,日本一批西化派知识分子力倡“汉字废止论”,主张以假名或罗马字完全取代汉字。但恰恰在这种热烈模仿西方文化的历史阶段,日本出现创制汉字新词以译介西洋术语的高潮。造成这一貌似矛盾的现象的原因有三: 第一,日本自古以来有自创汉字词汇的传统。日本人把自创汉字词汇称之“固有语”,视作本国语文。近代以来,日本人面对译介西方文化的巨大任务,理所当然地沿用这一传统作法。这是历史赓性所使然。 第二,幕末以至明治时代译介西学的启蒙学者,如福泽谕吉、西周、井上哲次郎、前岛密等人,虽提出“脱亚入欧”(如福泽)、“废止汉字”(如前岛)之类激进的西化主张,但他们本身保有江户时代传袭下来的较深厚的汉学素养,凭着对汉字文化的真切把握,在译介西学术语时,或熟练地借用中国古典词汇,注入新含义;或运用汉语造词法,创制反映西学内容的汉字新词。汉字文化成为这批西化派知识分子译介西学的借助手段。 第三,包括主张废止汉字的西学派知识分子在内的日本人都要用汉字译介西学,是因为汉字及汉字文化有其巨大优势:汉字贮藏信息量大,单字组词能力强,汉字的一个字,即使不能独立成词,也可以作为接头词或接尾词,很自由地与其他单字组合成词;加之汉字简练,可用少数字(甚至独字)组成反映复杂内涵的词汇。总之,汉字较和字(假名文字)造文化词的能力强得多,也方便得多,因而成为翻译西学术语的良好材料。诚如王力所说: 汉字在日本,简直像希腊文和拉丁文在西洋各国一样,它们可以被用来作为构成日语新词的基础。 日本幕末兰学家杉田玄白及其弟子大椒玄泽,都概括过翻译的基本方式,杉田在《解体新书·凡例》中说:“译有三等,一曰翻译,二曰义译,三曰直译。”大椒在《重订解体新书·凡例》中略有修改:“译例有三等,日直译,曰义译,曰对译。”近代日本创制反映西学内容的新词汇,大体遵循其法,方式有如下几种: (一)以汉字音译西方术语,即所谓“音仿借语”。本来,日本人音仿外来语主要用假名,但偶尔也用汉字音读来音译西方术语,如人们所熟悉的夏普(SHARP)、索尼(SONY)、雅马哈(YAMAHA)、瓦斯、俱乐部、浪漫等等。这里所用的汉字,不具有会意性,只起到拼读模拟声音的作用,与假名的效果一样。 (二)运用日本以往自制的被训读的汉字词汇(固有语),注入新内涵,以翻译西学术语。如手续、取缔、引渡、场合、见习等。在近代以前,这些“固有语”作为一般性生活用语使用,近代在翻译西学时,转化为专门术语,如手续、取缔、引渡成为专门的法律术语。 (三)新创和制汉字(国字)。如医学上高等动物(包括人类)的一些分泌某种体液的腺体，为区别于一般的“线”，特创“腺”字。此类新创和制汉字还有籽、米毛、癌、粳、旺等。 以上三类，数量较少，是近代El本新创汉字词[中的次要部分。近代日本新创汉字词汇以翻译西学术语，主要采以下二法。 (四)选用中国古典词汇。如前所述，幕末一明治时期日本的西学译介者，多有汉学根柢，熟悉汉诗文，虽然他们研习的对象已转向欧美文化，但汉学仍然是他们汲纳欧美文化的一种基础，汉字词汇是其译介欧美新文化的中介。他们在译介西学术语时，一个现成的方法，便是借取中国古典语汇翻译西洋术语。其中又分三类。其一，所择中国古典词与西洋术语内涵相同，可直接译译，如伦理一ethics，政治—politics，消费—consume。 其二，是所择中国古典词基本意向与西洋术语近似，翻译时词义有所引伸、扩缩，如文学一literature、思想一thought、物理一physics、机械—machinery、发明一invention、革命一revolutiono“革命”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它经历了“中国古典词一日译西方术语一逆输出中国”的转变过程。“革命”典出《周易》—— 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这段话从四季更替变革使得万物生生不息，说明变革是自然法则，并进而引伸到人类社会：商汤、周武革去暴君改朝换代。而近代日本人对英语revoution作翻译时，选用“革命”一词，其内涵是人民起而推翻旧政权，并泛解为变革旧事物，类似“改良”。大隈重信《开国五十年史》说：“日本人将革命与改革同视”，与中国古典之“革命”已颇大变化。 “物理”一词，最早出自战国时《鹖冠子》，该书已逸，《汉书·艺文志》录其文日： 庞子云：“愿闻其人情物理。” 这里的“物理”泛指一切事物的道理。中国古典中的“物理”一词，多是这类含义。明清之际学者方以智著《物理小识》，其“物理”一词，包括了自然科学各门类，也包括人文学的某些分支。1900年，日本人藤田平八将盛挺造编的反映近代物理(pohysics)的书译成中文，定名《物理学》，中国学者王季烈对该书作了文学润色和重编，由江南制造局刊行。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物理”一词自此流行中国。对于中国而言，“物理”是来自日语的“回归借词”。 其三，所择中国古典词与西洋术语内涵大异，甚至相反，翻译时仅借用中国古典词的词形，完全改造了词义，如封建一feudalism、共和一republicanism、经济一Economy、社会一society、民主一democracy。 “经济”一词，是中国固有语汇。“经”为动词，意为“治”；“济”与“齐”通，有整齐调和之意。“经济”二字连用，首见于隋代王通《中说·礼乐篇》的“经济之道”。此后，“经济”一词常用，如《宋史·王安石传》日：“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红楼梦)中贾政骂儿子贾宝玉迷恋风月，不走仕途，不习“经济之学”。这些文句中的“经济”，是“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简写。曾国藩主张在传统的“义理”、“考据”、“词章”三学之外，加上“经济”，也即经邦济国的实学。清光绪间科举考试中设立“经济特科”，以策论试时事，这里的“经济”也仍指“经邦济国”。19世纪下半叶日本学者在翻译英文Economy一词时，借用中国古典中的“经济”二字。这里的“经济”已与“经国济民”的原义大相径庭，而指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包含理财、节俭、合算等内蕴。梁启超1896年开始在这一含义上使用“经济”一词。而中国学者和西方传教士曾用“富国策”、“计学”、“平准学”、“理财学”翻译Economy，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与“经济学”杂然并用。严复在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时，写《译事例言》，批评日本将Economy译作“经济”，认为“既嫌太廓”，而中国译为“理财”，“又为过狭”，故严复别译为“计学”。而1912年8月孙中山在北京作《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讲演，在谈到“Economy”的译名时说：无论译作“富国学”或“理财学”，“皆不足以赅其义，惟'经济’二字，似稍近之。”自此以后，“经济学”逐渐成为Economy的通用译名，包含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内涵。但“经济学”与“富国学”、“计学”、“理财学”并用，延续到20年代。中国第一个留美经济学博士马寅初所撰博士论文，便没有用“经济学”一词，而是用“富国学”、“理财学”。大约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经济学才成为统一的术语被学界和社会通用。 “民主”，在中国古典里的含义是“人民的主人”，与君主、帝王同度。如《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不似民主”，皆为此类。近代日本人借“民主”一词翻译英语Democracy，含义为“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权力”、“人民行使权力共同治理国家”，与中国古典词“民主”意蕴相反。 “封建”翻译feudalism的情形较复杂。“封建”在中国古典中的本义是“封土建国”，英语fendalism的含义是分封的领主，两义颇近，正可对译。后来，“封建””成为欧洲中世纪社会形态的对应译词，人们又以“封建”套称中国的“中世纪”(秦汉至明清)，而此间的中国并非“封建制”而是“郡县制”，此译名发生重大混乱。今天中国通用的“封建社会”的“封建”，既不符“封建”的中国古典原义，也与英文feudalismr的领主分封义相去甚远。 近代日本学者译介西学术语，利用中国古典词汇，著名者还有一出自《晋书·艺术传》的“艺术”，出自《论语·先进》的“文学”，出自《庄子·天下》的“机械”，出自《庄子·齐物论》的“宇宙”。出自曹操诗《精列》的“思想”，出自束皙《补亡诗》的“文化”。出自《易·乾卦·文言传》的“文明”，出自《法华经·玄义》的“绝对”，出自《礼记·乐记》的“伦理”，等等。这些词汇首见于中国古典，近代日本人借以翻译西方术语时，赋予了来自西学的新意义。当然，这种新义往往又与古义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性和近似性；并且，由于汉字具有极大的活性，可以作范围宽广的诠释和引伸，从而为古义向新义转化提供可能性。这两方面便使得译介者借用某一古典词汇翻译某一西方术语，能被日中两国读者所理解、所接受。 (五)运用汉字造词法并参酌日语习惯，创制汉字新词。 日本近代学者在泽介西学术语时，如果找不到适当的中国古典词借用，便自创汉字新词，例如科学、美术、哲学、抽象、客观、主观、否定、民族、动员、动产、不动产、命题，等等。这些新词是遵循汉字造词法创制的，普遍使用的方法是修饰语加被修饰语组成词汇，如形容词加名词组合成“哲学”、“美学”，副词加动词组合成“交流”、“独占”，动词加宾语组合成“断交”、“动员”，两个复合词组合新词“解放”、“说明”，几类复义语组合成“最后通谍”、“治外法权”等等。对中国而言，这些日制汉字新词可称之“日语原语借词”，不同于前述“回归借词”。 日本人创制的翻译西学术语的汉字新词，多是日本学者经过深思熟虑，精选汉字组合而成的。如在汉字词汇系统中，本无“哲学”一词，只有相近的“理学”、“玄学”、“形上之学”。西方的Philosophy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原意是“爱智”)，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西周反复琢磨，从汉字“哲”(聪明)和“哲人”(明达、才智之士)得到启发，遂以“哲学”翻译之。 汉字词汇系统中，原来也没有“体育”一词。西欧最早是以“身体的教育”出现在18世纪法国启蒙大师卢梭的名著《爱弥尔》中，以后又有德国、丹麦、瑞典等国体育先驱者立说，形成“体操练身”概念。日本在1868年从欧洲引进“体操”一词；1878年，近藤镇三正式创“体育”一词，表述“身体的教育”、“体操练身”等含义。 “美学”一词，也是日本学者翻译西学术语时创制的。西周曾尝试以“善美学”、“佳趣学”、“美妙学”来翻译Aesthetes；之后，中江兆民翻译19世纪末法国美学家Veron的著作时，正式选定“美学”一词，并将该书的译名定为《维氏美学》。 “科学”一词，也是日本经历了从幕末到明治的演变，最后确定下来。日本在1832年出版的解剖学书里，出现过解剖学是医学的“一科学”的提法，还有“一科一学”的提法。这是受到法国哲学家孔德关于知识应分门类的思想的影响。到1880年，日本学者正式把“科学”一词固定下来，其字面义为“分科之学”，内涵则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诸科知识体系。 应予补充说明的是，近代日本人在译介西学学术概念时，还借用了汉译佛教语，如以“作用”译action，以“意识”译conciousneess，以“平等”译equality，以“未来”译future，以“观念”译ideas，以“过去”译past，以“现在”译present，以这些佛教语翻译西方术语，又赋予新含义，在日中两国的语文系统中流行，被广大民众所熟用。 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非欧美国家实现近代化的“优等生”和成功范例。这一点对于“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是很大的刺激和启示，自清末以降，一股学习日本的热潮在中国兴起，正如毛泽东所说，当时的中国人确信—— 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 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清末民初形成留学东洋热和翻译东书热(时称日本为“东洋国”、“东国”)。其间，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是有力推动者。他于1898年所撰《劝学篇》的外篇中专设《游学》一篇，其中指出：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他在肯定留学重要性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崇留学日本：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在清政府和民间的共同推动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以万计的中国知识青年留学日本，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留学运动。与此同时，通过译介日译西书以研习西学也成为时尚。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专设《文译》一篇，特别强调翻译日本书的重要性： 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 由于大量留学生和政治流亡者东渡扶桑，加之许多日译西书及日本所著新书译为汉文传入中国，导致近代日本人创制的译介西学术语的汉字新词大举涌入中国。而这些日制汉字新词大多是按汉语语法构造的，易于被中国人接受，以至许多中国人在接受这些日制新词时没有意识到是外来语。 据高名凯、刘正琰合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出版)统计，现代汉语中外来词共1270个，其中来自日本语的459个，占35％。这459个词汇中，政治类39个，如阶级、社会、共产主义、支配等；法律类如手续、取消、取缔等；哲学类61个，如主观、相对、抽象等；经济类47个，如财务、财团，消费等；文教及科技类也数不在少，如文化、文学、美化，以及各种科学术语。日制汉字新词成为近代中国汲纳外来语的重要源泉，许多西学术语是通过日制汉字新词传入中国的。 王立达1958年在《中国语文》68期上发表《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一文，关于现代汉语从日语借来词汇的统计数量是588个。此文还探讨了现代汉语引进日语的各种情况，一种是日本音译外来语的汉字写法被借用到汉语中来，如瓦斯、混凝土、俱乐部、浪漫等；一种是用汉字书写但只有训读的日语词被借到汉语中来，如立场、取消、手续、入口等。更大量的是日本人意译的外语词汇，其中的含义相反或相对的词，如绝对、相对，积极、消极等；一般用语与专门术语，如石油、出版、政策、原子等；学科名称，如哲学、心理学、解剖学等。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利用上述两论著的统计，除去重复，计得现代汉语从日语借得词汇784个。香港学者谭汝谦、林启彦在翻译实藤惠秀著作时，又有所增补，共为844个。 上述统计不可能完全囊括传入中国的日制汉语新词，但已经可见其规模。日制汉字新词不仅给中国增加反映西学内容的新概念，而且也推动了汉语的发展。汉语自古以来以单词为特征，复音词虽渐有出现，仍未改变单音词为主的格局。日制汉字新词入华，带来大量复音词、复合词，使这一局面改观，从而丰富了汉语系统，并为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准备了条件。另外，日制汉字带来了后缀句式，如“⋯力”(生产力、战斗力等)、“⋯学”(化学、物理学、植物学等)、“⋯性”(和谐性、连贯性)、“全⋯”(全球、全国等)、“电⋯”(电灯、电话、电扇等)，丰富了现代汉语。 需要指出的是，前述中国及日本学者所称来自日本的汉字词，不少本来由中国自创，但在中国并未普及开来，后传往日本，方获普及，又逆输出中国。如以“政治”译polistcs，魏源的《海国图志》已开其端，但中国未广泛采用，传入日本后得以普及，19世纪末期逆输出到中国，高名凯等中国学者误以为是日本创制的汉字词。同样情形还有法律(1aw)、文学(1iterature)等。另外，亚细亚也曾误认为是从日本传入的音译词，其实它是明末李之藻协助利玛窦编《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北京刊行)时创制的音译汉字词，后传人日本，江户时学者新井白石还指谪此新词，说“亚”有“次”意，“细”与“大”反，不雅。足见日本是从中国学用“亚细亚”一词的。科技类术语此种情形更多。如赤道、回归线、寒流、暖流都是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的西学派人士创制翻译西学的词语，但在国内未获流播，传往日本后，得以普及，近代又逆输出到中国，被中国人误认为日制汉字词。不过，近代确乎有大量日制汉字词入华，上述在中国隐而未彰的自创词经日本逆输出到中国方赢得近代性的术语，也可在某种程度上视作“外来词”。 面对日制汉字新词的大举入华，中国的反应各异，拥护、推动者有之，反感、抵制者有之。作冷静的科学分析者亦有之。 梁启超是清末推动日制汉字新词入华的健将，他虽然也批评过滥用外来语，但又高度肯定日本文译西书的努力，认为“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他对于日制汉字新词汇颇为欣赏，袭用迅速。如19世纪80年代，日本方正式把“科学”一词固定下来，中国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以“格致”(“格物致和”的简写)作为对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的统称，而梁启超于1896年著《变法通议》，首先借用日本“科学”一词。接着，康有为在1898年《戊戌奏稿》中，也使用“科学”一词。 孙中山也是日制汉语新词的欣赏者。如他以“革命党”自命，即受启发于日本以“革命”译revolution；又如他对日译词“经济”的提倡。 对于日制汉字新词的大量人华，有些人十分反感，并大加抨击。如一位名叫彭文祖留日学生，曾著《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称那些人华的日制汉字新词“言辞譬喻拉杂不伦，不成体统。” 张之洞本是留学东洋和翻译东书的倡导者，但他又有卫道者的一面，对于日制汉字新词的大量人华，颇看不顺眼。他自湖广总督升任内阁大学士，兼管学部，决计抵制日本名词在中国的泛滥，“凡奏疏公牍有用新名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日：'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张之洞对入华的日本新名词反感而又无法摆脱其影响，正说明反映新文化内涵的新术语的流传，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愤愤不平者也莫可奈何。 精通西洋语文、学术，但思想保守的辜鸿铭也是外来新名词的批评者。冯友兰记述辜氏在北京大学1919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都是这一类的谩骂之词。” 其实，辜鸿铭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改良”是一个动补结构词，前一个字(改)是动词，后一个字(良)是对前面动词的补充，指出“改的方向”。“改良”这一新词从语法上讲并无错误，且易于理解，辜氏的谩骂只能表明他自己对新事物的抵触和反感。 还有些古文学家对入华的日制汉字新词，肯定“有出处”的，否定“无出处”的。如林纾、章太炎认为出自中国古典的日制名词可以接受，如“请愿”出自《汉书》，“顽固”出自《南史》，“进步”出自《陆象山文集》，日本人以其作西洋术语的意译语，能够成立；但引进没有古典来源的新创词汇，则是“刺目之字”，应予拒绝。 对于学术新词人华作理性分析者，首推王国维。他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对新学语现象作了历史分析，他说：“周秦之言语，至推译佛典时代，而苦其不足”，于是就有晋、唐时大量外来词语的输入，而现在“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于是有新学语输入。在同文中他还指出：“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系虽在闭关独立之时期，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驳骏而人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这是对包括日制汉字新词人华在内的新学语在中国的传播，给予了历史主义的肯定。 与日制汉字新词人华相同时，中国学人也在从事创制译介西学术语新词汇的工作。如以“理学”、“性理学”译哲学，“玄学”译形而上学，“格致学”译自然科学、科学，“计财学”、“平准学”译经济学，“名学”译逻辑学，“群学”译社会学，等等。而日制汉语新词此时一般都经过几十年选择、锤炼，趋于定型，入华后往往取代尚处游移状态的中国自制译词。如“哲学”取代“群学”，“科学”取代“格致学”。还有一些中国人音译的西洋术语，也被日制汉字意译词所代替，如“葛郎玛”改为“文法”，“赛因斯”改为“科学”，“德谟克拉西”改为“民主”，“德律风”改为“电话”，等等。 日制汉字新词在中国短命的，也不在少数。如“写真”、“切手”、“放送”等日制新词曾一度传人中国，却被中国人自创的汉译词“照相”、“邮票”、“广播”所代替，因为后者更明晰易懂，自然被民众所接纳。可见，文字的传播与受容，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一般而言，总是那些更准确、更简明的语汇被人们所肯定，得以流传；反之则遭否定，被淘汰出局。 日本作为中国摄取西方文化的走廊是有其限度的。日本自大正、昭和时代以下。翻译西洋术语的主要方式改为以假名音译。用汉字创新词意译西洋术语渐趋减少。而中国的汉语借词。其主潮仍倾向于抗拒音译。而乐于意译或半音译加半意译。这样。20世纪20——30年代以后，中国便主要直接从西洋翻译术语。此后，中日两国的现代新术语走上了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共创、同享的汉译西洋术语，作为宝贵的历史遗产，曾经发挥过重要的文化功能，并将在中日两国长久地袭用下去。它们是同为汉字文化圈成员的中日两国与西洋文化互动的不朽铭记。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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