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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兴趣始于我的父亲！ 据族谱，我的曾祖父是敕赐的文林郎，祖父是儒士。父亲时代，已入民国。父亲只念过私塾，却是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不敢拿他与别人相比，我清楚，我的文言文水平，直到现在，还是远不如他。当地不少人都出其名下，从他学《论语》《左传》《楚辞》等。 他也曾任教于联珠书院，联珠中学（澧田中学的前身），又曾就教于列宁小学（苏区时期）、禾麓小学（我记得校歌为清廷最后一届举人、我母校永新中学的创始人萧辉锦所作，中有句云"禾山迢遥禾水滔，自昔重人豪），从事的是国文教学。 我的村子紧靠禾山的主峰赤面峰——秋山。秋山之上有巨石，名梳妆台，相传大舜的二妃——娥皇、女英往湖南寻找夫君，路过秋山，曾梳妆于台前。离家不远，有二妃寺。寺为纪念大舜二妃而建。小时候常能听见钟鸣鼎震。父亲时常带我去二妃寺玩。每当祭祀之日，若无要紧之事，更是次次必去。二妃的传说，最早我就是从父亲那里听说的。 禾麓小学有两门课程很受学生欢迎，一是故事课，一是博物课（讲的是动植物），每星期一次。故事课由父亲兼任。博物课由博文老师承担。父亲讲岳母刺字，自然是为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讲《羊角哀舍命全交》为的是激发学生的好友、侠义精神。记得还有一次，学校为防天花，让学生接种疫苗，父亲则讲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 他也讲永新的传说。除上述二妃故事之外，他还讲过：离九西不远的地方，有座黄岩山。山上有妖，一到黄昏时，常常出来作怪，弄得行人惊慌莫名，但一听到寺里的钟声，妖怪便影匿逃窜。于是，有人作诗曰：“黄岩山上暮烟横，黄岩山下少人行。寄语行人莫惶恐，钟声能退老妖精。” 我们那个地方，有八月十五放“火灯”——孔明灯——的习俗。关于放孔明灯的习俗有各种各样的传说，父亲却讲了个文天祥联络聚合乡民抗元的故事。 他还讲萧樟老爷爷成名的传奇：萧樟老爷爷原本靠自己做裁缝为生，年近而立，决定读书考功名。在读书之前，预卜能否成功：决定将自己做裁缝用的烙铁，抛入池塘中，若烙铁不沉入池底，则能如愿，否则相反。祈祷完毕，他背过身，将烙铁从头顶上抛了出去，烙铁恰好落在为防人偷鱼，特意放置在池中的柴堆上，因此不沉。 于是萧樟老爷爷下了决心，认真刻苦学习，终于考取进士，成了高官。做官以后，萧樟老爷爷剿灭了禾山寺淫僧（现在想来，此故事似乎是由《律条公案》卷四“淫僧类”水云寺、《醒世恒言》“王太尹火烧宝莲寺”一类故事演化而成）。等等等等。 这一切，引发了我对小说的浓厚兴趣。在禾麓小学四五年级时，我就迷上了古代小说，开始读《说岳全传》《北宋杨家将》，也读《火烧红莲寺》《剑侠奇中奇》《峨眉剑侠传》等武侠小说。 禾麓小学隔壁，原来是国民党政府永新县禾麓乡的联保所（相当于乡政府），屋的面积，与禾麓小学差不多大。解放初它成了一栋空屋。下课，尤其是课外活动时，同学常在其中打闹、戏嘻。我则常于其中看小说。 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的走廊上读《杨家将》，到四郎探母部分，学校的一位老师好奇地拍着我的肩膀问：“什么叫驸马？”我回答：“皇帝的郎利（永新话，女婿的意思）。”老师投来了诧异、赞许的目光。 我读《说岳全传》是受父亲所讲岳母刺字的影响，是想探究一下这刺字前后究竟还发生了什么。实际上，那时我看古小说，主要是沉迷于小说离奇的故事情节，所以看到镶嵌于小说中的诗词歌赋，没有兴趣，也完全不懂，总是跳过去不看。有不认识的字，只要不影响对故事情节的理解，也不管它，跳了过去；若有影响，则问问父亲。 现在想来，那时永新中学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长处，就是让学生自由地、全面地发展。因此，我这种兴趣也得以延续。永新中学图书馆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教地理的留美、留日学生王永涵老师（他是罗隆基的表兄弟，因之受了牵连）成了我的好老师。郭沫若的《童年》；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霜叶红于二月花》，还有叶永蓁的《小小十年》以及《东周列国志》等等等等，就是那时读的。在图书馆中，我也初识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萧洛霍夫、马克吐温、司汤达……。 禾水东关潭浮桥的下游，有一个沙洲。沙洲中有一片李树。每到阴历二月，李树花开，晶莹洁白，煞是好看。念初中时，我们班曾在洲上李树下的荒野中，召开学习经验交流会，我介绍的便是《东周列国志》与学习春秋战国史的关系。 还记得有一次，学校搞了一个旧书展览，我趁值班的机会，又看了不少中国古代小说。有一部《吕纯阳三戏白牡丹》，我在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时，于各地访书，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它，在一篇文章中，我还特别提到了此事。 中学时代，受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思想的影响，我准备考的是第一类（当时，高考分三类：数理为第一类；医农为第二类；文史为第三类），并且想做个勘探队员，为祖国寻找宝藏。可因为身体的原因，我连高考的资格也没有，只好到我大哥工作的淮阴治病、养病，同时谋求生存——在淮阴的中学里面，做一个代课教师，每月工资25元。因为存着进入高等学府的奢望，我一直没有转正，这样直到文革结束，我也过了而立之年，才成了正式教师。 我先教的是初中数学。虽然教的是数学，为了排解情绪，却常读唐诗、宋词。 一部民国间出版的《诗学大纲》常抱在手中。不过我特别喜欢的还是婉约派的宋词，《李璟李煜词》《漱玉词》成了我常常阅读的著作。在豪放派的唐诗、宋词中，我则特喜欢抒发愁绪的作品。比如李白的“将进酒”、苏轼的“明月几时有”……。然而，愁绪绵绵无尽期，除了备课、上课、和同学在一起的时侯，会暂时抛却愁怀，我一直沉浸在愁海之中。 领导见我喜欢诗词，也常和语文老师交流这方面的知识，以为我文学水平不错，开始让我教语文了。 自学数理化实在太难，故而改学文科，成了徐州师院中文科的函授生。南师大吴调公先生的《中国文学》、徐州师院廖序东先生的《现代汉语》等成了我的经常读物。淮阴教育学院函授部的晏嗣平等成了我的好老师。 边自学，边思考一些问题，并且记录了下来，集结成了一些文稿。这大约就是我“研究”的开始。 记得我写过一篇小文，登在淮阴教研室办的油印刊物上，对王力教授所作《古代汉语》中“其字只能作物主代词”的说法，提出异议，指出中学课本中，有不少“其”字作人称代词的例子。教研室的某同志大加赞扬，要大家边研究边学习。 我还大胆妄为地对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提出异议，认为这样扬李抑杜不合适。特别对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卷我屋上三重茅”一语，说杜甫的茅屋还盖有“三重”茅，可见生活相当富裕的意见很不赞同。我还曾把这篇文章投给某刊物，大约因为不合格，没有被采用。 在这段时间里，在学问的大海中，我正如一叶漫无目标的孤舟，游移不定，飘荡着行进。 好友欧阳健因为日记问题，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坐牢后释放，需要平反。江苏省委宣传部派人到淮阴调查，找我了解情况。我如实汇报了我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平反的冤案。 记得那次谈话，我曾举一个例子：欧阳日记认为“不是英雄（毛泽东）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毛泽东）”，由此认定他贬低毛主席，甚至反对毛主席，就显然牵强。 欧阳平反后到淮阴一中找我。当时社会上正出现一股对评水浒运动反拨的热潮。两人闲谈时，他提出，可以研究研究《水浒传》。我很佩服欧阳，他确有见地。而这也勾起了我对父亲当年讲述传奇故事的回忆，勾起了我上中小学时迷恋小说的回忆，明确了我今后努力的方向。我感谢欧阳兄，这份情义，我永远铭记于心。 于是，我们根据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所言：“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一语提出，《水浒》确非传统所说的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而是描写侠义英雄的“为市井细民写心”的一部小说。这就是后来人们总结《水浒传》主题研究时所说的“为市井细民写心说”。 后来欧阳通过考试，进入了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我因为此前曾经考研，由于外语不过关，没有被录取，不敢再考，还在淮阴青浦中学任副校长。 工作之余，我仍然进行古小说研究。与欧阳一起，着成《水浒新议》一书，交给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83年正式出版）。 1982年4月间，在兴化、大丰召开了“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座谈会”。与会的有张志岳、朱一玄、范宁、刘操南、何满子、刘冬、张啸虎、袁世硕、李灵年、王俊年、卢兴基、张惠仁、章培恒、王立兴、马蹄疾(以年龄为序)等，自然还有欧阳健先生。我是应兴化县政府之邀参会的唯一一个学术殿堂之外的人员。会议一共五天。 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看施耐庵墓碑时的仔细、看各种有关文物资料时的认真、研讨时的谨严态度，无不深深地感染着我，时至今日，仍然历历在目。我这一辈子参加的各种研讨、考察会很不少，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参加过的一次最为认真严谨的会议。作为一个学术殿堂之外的小辈，会上我只是默默地听着，一言未发。 同年8月间，淮安连云港两地，举办“首届全国《西游记》研讨会”。我收到了会议主办方的正式邀请。在大会上，我发表了《唯有源头活水来——西游记孙悟空形象探本》（后来公开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上》）一文，对胡适等先生的孙悟空形象“外来说”提出了异议。在这次会上，我又认识了陈新、苏兴、杜维沫、吴志达、郑云波、吴圣昔、胡小伟、王丽娜、李时人等先生。两次会议我认识的许多学术界同仁，以后都成了我很好的师友。 由于欧阳健的推荐，并取得时任文学所负责人刘冬、刘洛先生的同意，1984年我被借调进江苏社科院文学所（淮阴组织部不放，把我调到淮阴教育学院，只好借调）负责《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编纂工作。 后来，刘洛所长又和欧阳带着时任社科院党委书记徐若通的亲笔信 （当时的淮阴组织部长曾是他的下级）到淮阴组织部去协调我的调动工作，我终于被调进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走上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道路，成了专职研究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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