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一生治学的宗旨”—— “读书不肯为人忙”

陈寅恪

在1929年赠北大史学系毕业生的第二首诗中，陈寅恪特别希望学生们“读书不肯为人忙”。周一良先生不止一次指出，这是陈先生“一生治学的宗旨”。陈先生不仅自己读书治学是“根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更希望学生“读书一定要独立，独立思考，并有独立之思想，不为别人希望的某种实用主义左右而读书”。

我们要知道，读书为己而不为人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还在孔子的时代，已经出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的倾向，后者尤其影响久远。1936年就有人说，“中国是个三千年来的帝国”，由于“历史负荷太久……沿例照样，成为国民共通的德性”。“社会既不奖励思索，个人就不惯独自思索”。

不幸这样的传统特色又为20世纪新来的“现代”所强化。梁启超在1921年已洞烛其弊，他曾批评近世学校教育已“成为物的教育，失却人的教育”。这种教育就算办到最好，也不免“以社会吞灭个性”，使学生“陷于机械的而消失自动力”。他提出的改革设想，即在大学创设“自由讲座”制度，“使学校、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皆为人的关系而非物的关系”。老师对学生，要“察其性之所近，因势而利导”，使学生“自发的研究”可以日进，而“天才瑰特之士，不至为课程所局，可以奔轶绝尘”，以尽其才。

梁启超在希望中国人“于思想当为彻底解放”的同时，又特别致意学生诸君，要“将自己发展到圆满”，即不仅培植能力，更要“设法养成高尚人格”。他心目中的“自由讲座”制度，就格外注重学生的自动力，鼓励学生“自发的研究”。而其所针对的学校教育，显然对此形成了束缚。

突破各种束缚而获得个体人的“解放”，是很多近代中国读书人持续的追求。陈寅恪所提倡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这一长久趋势的精彩表述。从学习视角看，既然是“独立的精神”，就不可人云亦云；是“自由的思想”，就不能有任何束缚；而“批评的态度”则是确保独立和自由的必要“手段”。三者关联互动，相辅相成，而其核心则是“我”的存在和凸显。

陈寅恪曾明言自己“论学论治，迥异时流”；更自谓其“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一位曾长期留学的现代学术体制中人，却特意说明自己的思想、议论都还滞留在19世纪的前清后期，话虽婉转，实表达出强烈的“独立精神”，也是他“自由思想”的清晰申明。

在陈寅恪看来，思想自由是学术优秀、文章上乘的基础，而且这自由是外在和内在兼具的。他认为庾信和汪藻的骈文为历代之最，其外因在于“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而内因则在庾、汪两人“思想之自由灵活”，故能把“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贯通于一篇之中而无所阻滞。

如果说“独立精神”是首要的基本立场，“自由思想”兼具立场与方法，“批评态度”则更多体现在方法之上。对于史学专业的学生，陈先生希望能在意识层面养成一种批评的习惯，以“看原书”为基础，“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即使在求学阶段，学生也不能不经自己斟酌思考便接受他人在课堂上或课外灌输的所谓“知识”。

如梁启超所说，“做学问的大忌”是剿说与盲从。前者即“自己并无心得，随便以古人所说，改头换面”；后者则是“绝对不用自己的脑精思想，一味听人指使”。治学须有独立的自我，然后可以批评。就像老吏断狱一样，“无论中外古今何种学说，总拿他做供词证词，助我的判断；不能把判断权径让给他，这便是彻底解放的第一义”。

另一方面，章学诚说过，“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建设的“批评态度”，也包括对“我其我”的一种约束。陈先生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示范，如他主张以“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借“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期对“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有“真了解”。盖“毋我”然后可以观他、知他，这便是“批评态度”之一例，特别能体现“批评”的建设一面。

不过，对“我其我”的约束或更多是“战术”层面的，通过认真细致的研读而把判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则是“战略”层面的。外在的学术独立和内在的学人独立相结合，实现客观与主观的互补，免除“心为形役”，让“我”回归，庶几可以养成读书“为己”而不必“为人”的“独立精神”。前引胡适说过，“独立自由的精神”能“解放思想的束缚”，是为“学问革新的动机”。也只有这样，才能获致今人特别提倡的创新。如傅斯年所说，“最自由的个性思想，能辟人不能辟的路，所以无意之中时常得着人不能得的效果”，可以“从崎岖闭塞危险的路里探出真理来”。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标题： “读书不肯为人忙”）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罗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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