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证清白战场上军长带队冲锋，建国后授大将

徐海东，出身窑工,曾参与黄麻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红二十五军军长.因对肃反扩大化提不意见被书记怀疑,怕被不明不白肃反,战场上带头冲锋.终于获得领导信任.建国后徐海东被授大将.

徐大将在自传中记载了此事:

红四方面军走后．鄂豫皖苏区留下的部队．除了分散在各地的地方武装外．主力红军计有红二十五军军部、七十五师五个营、红九军二十七师全部。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省委决定重组红二十五军。干 1932 年 11 月下旬．部队正式组成。全军共一万一千余人．我被任命为七十四师师长。部队刚整编起来．领导上不是全力对敌，又开始肃反。师政委戴季英同志亲自下手，把二二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我当时十分惊奇，问政委这是干什么．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他说：“肃反，干什么？ ！ ”逮捕人不让我知道．审讯也不让我参加。

一天，我听政委说去问案子，坚持要和他一块去．去后见政委把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贝吊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那个指导员曾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时只十七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他怎么是反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

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

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

当张国介在鄂豫皖苏区时，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我那时虽有怀疑，不敢讲话．现在又见这样乱捕乱杀．实在不能忍受。政委见我反对．就对我说： '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四十九个人，被杀了．

我知道以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人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如今说排以上干部都是反革命，我徐海东一个就不是反革命吗？恐怕我以后也不保险了。越想越难过．一夜没睡．两个眼泡都哭肿了。又怕人看见．起床后赶紧用热水敷。这时我开始感觉到，今后的斗争比过去更困难了。

在对敌斗争中．我不怕困难．可是在内部两条路线斗争中，有时我不知道如何才好。自己不参加省委领导．文化水平、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好多事感觉不对头．但讲不出道理，说不服别人。

1933 年 2 月下旬，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我升任副军长并兼任七十四师师长。因军部只是个架子．没有机关．我的位置还是在师里。由于这时省委执行的是第三次“左”倾路线．自然就不可能使鄂豫皖苏区的斗争顺利发展。红二十五军在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洒寨等重大胜利之后，敌人暂时收缩了疯狂的进攻。省委领导上，头脑一时又热起来。不久接到中央指令，要红二十五军“反攻”．并具体规定了第一步夺取七里坪等中心城镇的任务。这就更加助长了省委的盲动主义，于是决定围攻七里坪。

我当时是看不到中央指令的．也没有参加省委的讨论会。军长开会回来传达省委的决定．在讨论围攻七里坪部署时．我从当时的敌我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当前还不是夺取中心城镇的时候．红军弱小，不能打阵地战。但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围攻七里坪以后．久攻不克．我军困难日增．我建议及早撤围，又遭拒绝。

围七里坪共四十三天，部队仅饿死、病死就有三千多人．这才不得不撤围。撤出以后，在一次骨干会议上，我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阶级队伍．搞垮了．领导上要负完全的责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话没讲完，省委书记用烟斗指着我的脸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我立即被推出会场。

我出了会场感到头重脚轻，想到肃反中那些讲几句怪话的人都当了反革命，这一次一定会说我反革命了。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敌三十师、三十一师攻上来．形势十分危急，我想到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不明不白的．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

我反复考虑后，抱定了牺牲的决心，遂把二二0团、二二二团团长找来．分配给他们任务后．我把上衣和长裤都脱下．只穿一条裤衩，要过警卫员的枪和子弹．嘱咐他原地不动．我衣服口袋里有文件，要保存好。冲锋号一响．我带交通队最先冲了上去。战士们不了解我的心．他们见此情景，奋勇向前．一齐向敌人冲去。我那时右腿已负过四次伤．哪里跑得过战士们，一刹那间．两个团和特务营、交通队的战士冲到我前面。这样一个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垮了．俘虏四百七十名。其余各路敌人，纷纷后撤。

第二天上午．省委书记沈泽民来了，见面后谈话中．他对我说：“海东同志你在军事上打仗勇敢是好的．你为什么政治上不进步？”我说不知表现在哪里，他说几次省委通知我参加会，我不到．这就是政治上不进步。我告诉他不是不愿参加会。每次开会．政委说他是省委委员．又是政委，他去了回来给我传达。省委书记这才知道了真相。这次谈话以后．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现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嘟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徐宝姗又证明说．他从 1928 年就知道我，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个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