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人命类 刘刑部判杀继母

　　扶风县民方廷叙，先娶室张氏，生男方大年，已十七岁矣。既而张氏卒，廷叙又娶继室陈氏，甚凶怿妒忌，累抗夫虐子，又时搬家财于外家。廷叙常逊言苦口婆心晓谕，终执拗不从。一日不胜忿争，夫妇殴打。陈氏发起凶性，手持利刀，将夫杀死。子大年见父死于非命，即奋不顾生，径夺母手之刀，将母亦一刀斩死。此日妻杀夫、子杀母，邻里莫不骇异。不日传闻于陈氏外家，其兄陈自良赴县告曰：“状告为杀母大逆事：王法霜清，罪严不孝。母恩地厚，理无擅诛。（这是啥母？何恩？）哭妹陈氏，媒嫁方廷叙为继室。剧恶逆男方大年，制父凌母，揪打捶挞，屈抑无伸。陈氏挥刀自刎，廷叙仓皇夺刀，触锋误死。大年复鼓余怒，手揪母髻，一刀劈死。人伦大变。远近寒心，切恶逼母刎颈，误父非命，罪已不赦，况亲手刃母，坏伦变法，天地倾颓。乞依律歼恶，华风不夷。激告。”方大年诉云：

　　“状诉为死报父仇事：腹心受刺，安忍束手。父有深仇，那知顾生。痛年失恃，父娶继母，怿[yì ]性狼心，欺凌夫主。手持利刀，砍颈身死。年睹大变，涕泣无从，一时感激，浑忘身命，夺剑杀仇，不知是母。为父虽故身陷逆名，乞天垂念悯愚逭[huàn ]死。哀诉。”

　　程县尹即提原被（告）来鞫。陈自良曰：“极恶方大年，他胁制其父，殴凌其母。陈氏计无所出，乃不胜愤恚，思持刀自刎。夫方廷叙急夺其刀，不意误触刀锋，刺颈而死，纵彼误杀夫命，自有官司可告，有律法可问。大年便夺刀杀母，这等滔天大恶，安得复容天地间。”方大年辩曰：“小的岂是无故杀母，又那有先殴母亲、逼母自刎之事？因父母二人自相角口，老母素性凶暴，便持刀砍死我父。此一家所共见，岂是误触刀芒能断得头颅？察此可见自良砌陷。小的见父横死，心堕胆热，我亦非我，一时忿恨，委不合将母杀死，乃事激气生，心难主持，今虽追悔无及。当日只为父仇，外忘王法，内忘身命。今日倘有可生之路，乞老爷超拔。如罪不可赦，则死亦无恨。”再审问干证，皆说是陈氏先杀夫，以故，大年乃杀母，非先有殴母之事也。程尹判曰：

　　“妇以夫为主，室内岂得操戈；子以母为天，膝下乌容反刃。今陈氏以吕雉之妒恚，加武之凶残。司晨牝鸡，一鸣家索。河东狮子，屡吼人惊。剑口横冲，敌国隐于中阃；夫头堕地，凶人起于内庭。罪固莫逭于天，诛刑宜有待于司寇。方大年乃逞匹夫之小忿，蹈杀母之大憝。（[ dà duì ] 极为人所怨恶。）父仇纵不戴天，报难加于母氏。杀人虽必偿命，权犹属于士师。若姑念孝思，是知有父天而无母地；如藉口义激，将至伸孝子而屈法官。据法应坐凌迟，减等姑从斩决。”

　　当日议定斩罪。大年亦无再辩。申上两院，皆依拟缴下，秋季共奏上重辟（极刑、死罪。）。有刑部主事刘景，察此案卷，心下疑异，反覆展玩，忽然想到。乃驳下曰：

　　“看得夫妇大义等于乾坤，母子天伦昭于今古。乃继母如母，明不及母，缘父之故，比之于母。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在律：父祖被人所殴而子孙助斗者无罪，虽伤犹得末减。况若越人之杀而父乎。昔木兰、缇萦女子，且赴亲之难。赵武、张孤雏，能复父之仇。覆楚鞭尸，世羡伍奢之有子；灭梁函首，人称昌国之有孙。今大年义激于衷，忿彼怿牝。气配乎道，毙此恶枭，冒不韪之名；死而无悔，洗切齿之恨，奋不顾身。父亲罹刑，孝子谅当若是。为父剪逆，烈士谁曰不然。在陈氏有可诛之辜，死何足惜；特大年无杀人之柄，杖以戒专。”

　　复行该道再审，乃从所议，以擅杀有罪之人论。大年遂得免大逆之诛，实出于刘主事创见特议也。（法，不外乎情）

　　按：此卷人惟知不合杀母议罪，不知其继母杀夫已非吾母，杀之是杀一有罪之人也，止与擅杀有罪凡人同，惟当拟杖，岂得以杀母例论乎！ （应为见义勇为）

附

从古至今，“孝”字在中国百姓的思想中，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分量，凡是案件中牵扯到“孝道”，总会迅速引发舆论。尤其是在“以孝治天下”的古代，一旦案件中牵扯到“孝道”，在引发舆论的同时，甚至会影响到量刑的轻重。

《皇明诸司公案》中，便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但正是由于其中牵扯到了“孝道”，最终导致案件的判决出现了反复。

此案发生在明朝时期，在陕西布政使司凤翔府扶风县，有一县民姓方名廷叙，先娶妻张氏，生子方大年。方大年十七岁那年，母亲张氏去世，方廷叙便又娶了继室陈氏。

这陈氏性格凶悍又善妒，平日里不仅时常与丈夫吵闹、虐待继子，而且还常常将家中财物搬回娘家，方廷叙虽然常常苦口婆心的与妻子商量，却始终不见陈氏悔改。

一日，陈氏又与方廷叙发生吵闹，继而发展至夫妻互殴，陈氏发起狠来，竟然手持利刃将方廷叙杀死。方大年见父亲死于非命，一怒之下冲了过来，夺下陈氏手中利刃，一刀又将陈氏杀死。街坊邻里看热闹的、劝架的，瞬间便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当即四散而去。

次日，消息传至陈氏娘家，其兄陈自良立即到衙门告状，言称：方大年平日里忤逆不孝，顶撞父亲、欺凌继母，动辄动手殴打，陈氏受辱不过，便想持刀自刎，方廷叙情急之下夺刀，结果误触刀锋而死，方大年见状则迁怒于继母，愤而持刀杀死陈氏。

程县尹得知治下竟然发生如此大案，也是不敢怠慢，连忙命人将方大年带至大堂，升堂问案。

大堂上，陈自良叫屈道，“恶逆方大年，胁制其父，殴凌其母，陈氏计无所出，乃不胜愤恚，思持刀自刎。夫方廷叙急夺其刀，结果误触刀锋，刺颈而死。纵然我妹误杀其夫，也自有官司可告，有律法可问。方大年却夺刀杀母，这等滔天大恶，安得复容天地间。”

程县尹听罢，便问方大年可有话说。方大年回道，“小的岂是无故杀母，又哪有先殴母亲、逼母自刎之事？只因父母二人自相口角，老母素性凶暴，便持刀砍死我父。这是街坊邻里亲眼所见，岂是我父误触刀芒断得头颅？由此便可知乃是陈自良故意构陷。小的见父横死，心堕胆热，这才一时激愤将继母杀死，如今也是追悔莫及。然而，当日只为父仇，外忘王法、内忘身命。今日如有可生之路，还望老爷开恩；如果罪无可赦，小的也是死而无恨。”

程县尹听了两人控诉，又命人带了当日围观的街坊四邻，大家皆说是陈氏先杀夫，方大年这才愤而杀母，而并非方大年先有殴打母亲之事，并说陈氏平日里便性格凶悍，甚至还纷纷替方大年求情。

此案案情并不复杂，但由于事涉“孝道”，如何判决却委实难以决断。思来想去，程县尹最终判道，“妇以夫为主，室内岂得操戈；子以母为天，膝下乌容反刃。今陈氏以吕雉之妒恚，性情凶悍，以致夫头堕地，凶人起于内庭。然而，陈氏固有杀夫之罪，但自应由有司予以惩治，方大年却逞匹夫之小忿，犯下杀母之大罪。父仇纵然不共戴天，但也不应以子杀母。杀人者必须偿命，如果念其孝心而不惩戒，那便是知有父天而无母地；如果借口义愤激怒，那便是倡导孝子而不顾律法了。根据律法，以子杀母理应凌迟，念其事出有因，减一等判处斩立决”。

听了判决，陈自良无话可说，方大年亦无再辩。于是，程县尹结案上报两院审核，两院审核后均无异议，认同了程县尹的判决。待到秋季将要问斩之时，程县尹按制上奏朝廷核准行刑，刑部主事刘景在查看案卷后，却对此案产生了异议。

（刘景）乃驳下曰：“看得夫妇大义等于乾坤，母子天伦昭于今古。乃继母如母，明不及母，缘父之故，比之于母。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在律：父祖被人所殴而子孙助斗者无罪，虽伤犹得末减。况若越人之杀而父乎。昔木兰、缇萦女子，且赴亲之难。赵武、张孤雏，能复父之仇。覆楚鞭尸，世羡伍奢之有子；灭梁函首，人称昌国之有孙。今大年义激于衷，忿彼怿牝。气配乎道，毙此恶枭，冒不韪之名；死而无悔，洗切齿之恨，奋不顾身。父亲罹刑，孝子谅当若是。为父剪逆，烈士谁曰不然。在陈氏有可诛之辜，死何足惜；特大年无杀人之柄，杖以戒专”

刘景的意思很简单，继母虽然也是母亲，但却不及生母，方大年只是因为陈氏嫁给了父亲，这才称其为母亲。如今陈氏违背夫妻大义，杀死丈夫，那么从陈氏举起屠刀的那一刻起，方大年与陈氏便已经断绝了母子关系，自然也就没有了“弑母”恶行。方大年见父亲被杀，怒火攻心，这才杀死陈氏，为父报仇，乃是孝子行为，陈氏则因有罪在先，是死有余辜。《大明律》规定：父祖被人所殴而子孙助斗者无罪，虽伤犹得末减，更何况是杀父之仇。不过，方大年没有经过司法而擅自杀人，也有过错，因此应责以杖刑，以示惩戒。

接到刑部行文，关西道陕西布政使司对此案重审，最终遵从了刑部的意见，以擅杀有罪之人论，方大年遂得以免去大逆之罪，被处以杖刑之后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