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烽山位达县以南，是我军收缩兵力的必经之途。敌人为了控制火烽山，拼命往山上攻。我们在顶住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后进行反击，部队刚冲到敌人而前，呼啦一下，又退了回来。有的战士一边退一边喊：“不得了啦！神兵来啦！”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是四川军阀惯用的伎俩。他们专门组织一些人，拿着大刀，光着膀子，脸上涂着油彩，头上缠着绿布条装扮成妖魔鬼怪的样子，自称“神兵”。每到紧要关头，就把这些人拉出来，“刀枪不人＂地胡喊乱叫，吓唬对手。 我军扩编以后，部队中不少新战士，第一次上战场，一看见“神兵”出来，吓得不敢攻，掉头就往回跑。我在后面，看到部队退下来，知道一旦乱了阵脚，再收拢就难了，即令通信员告诉右翼的第264团，请他们从侧翼攻一下，牵制敌人。我又把2营营长叫来，让他把预备队拉上去，顶住敌人，防止反扑。布置完任务，我抓起一挺机关枪，架起来就朝敌人扫射。突然， 一颗子弹从我右肩胛部打进，从背后穿出。当时觉得身上一热，身子发软。通信员说：“政委，你身上有血！”我用手一摸，身上、脸上到处是血。这时我已支持不住，倒了下来。通信员找了副担架，把我抬了下去。 躺在担架上，我的神志还是清楚的。我考虑：团长带1营在达县城，火烽山阵地的防守任务很重，没有指挥员怎么行！ 我自己感觉，没有生命危险，就令通信员把我抬回去，在阵地上一边治疗，一边指挥部队。 在火烽山守了几天，我能走路了。此时接到总部命令，继续收紧阵地。我们奉命撤出火烽山，在汪烈山师长的率领下向北转移。 走到一个叫石鼓寨的地方，敌人追了上来。石鼓寨地形不错，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汪师长和我商议，决定在这里和敌人打一下。我们只有2个营，而敌人有5个团，轮番向我进攻。我们凭借有利地形，距离远时用枪打，到了跟前，就把当年红军起家的家伙操起来，用石头砸，用大刀砍，用竹矛刺。 我们做的矛子大部分都带钩，叫“钩连枪”。当敌人爬上寨墙的时候，一矛子捅过去，顺手一带，就像捉猪一样把敌人钩上来，这样可以搞到一些子弹，碰巧了，还可以搞到几颗马尾子手榴弹。 从日出打到太阳偏西，敌人的攻势停了，不打了。为什 么？要抽大烟。原来，川军大都是“双枪兵”，几乎人人都吸鸦片烟。打了这么长时间，烟瘾上来了。我站在高处了望，只见山坡上到处摆满了敌人的烟摊，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那里喷云吐雾。微风吹来，我们都能闻到烟土味儿。 趁敌人抽大烟的空隙，炊事员把饭送来，我招呼汪师长一起吃饭。汪师长说：“你们先吃，我监视敌人。大家都在一起吃饭，敌人要是送来一个'南瓜’，我们可吃不消。” 我对汪师长说：“一起吃吧，看样子敌人不会马上进攻。” 这件事使我以后每每想起来就悔恨莫及。如果早知道以后发生的事情，我当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汪师长和我们一起吃饭的。它使我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永远记住一条血的教训：战场永远是残酷无情的，不论自己如何疲劳，一个军人的高度的警惕性是无论如何不能松懈的！ 当汪师长和我们正在一起吃饭，团参谋长跑过来说，敌人正在集结，可能又要进攻了。我丢下碗筷，立刻起身向前沿阵地跑去。刚走开不远，就听见背后一声爆炸。我扭头一看，一发炮弹正好落在我们吃饭的地方。我急忙跑回去，只见汪师长已倒在地上，殷红的鲜血正顺着他的额角往下流。我急忙抱起汪师长大声叫：“师长！师长！”汪师长慢慢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说：“不要管我，战斗要紧！”说完就闭上了眼睛。 当汪师长牺牲的消息传到阵地上，许多同志都哭了 “为师长报仇！”成了我们动员的口号，也成了大家战胜敌人的信念和动力。过足了烟瘾的敌人，发了疯似的轮番向我进攻，但一次次都被我们打了下去。 到了晚上，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写来一个条子，要我们继续转移。撤离石鼓寨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把汪师长留在那里。我们抬着汪师长的遗体，一直抬了100多里，最后把他安葬在大巴山麓。 对于汪师长的牺牲，我心中哀痛不已！汪烈山师长是黄安七里坪人，1904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是红四方面军中一位颇有名气的优秀指挥员。他不仅指挥有方，英勇善战，而且关心部属，与战士同甘共苦。我在他领导下战斗生活，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件事是，在反“三路围攻”作战中，汪烈山同志当时是 我们第30团的团长，有一次他让一名通信员去送一封重要信件。他再三嘱咐，当天晚上一定要送到。通信员接过信走了不久，汪烈山同志像忽然想起什么事似的对我说：“你快把他追回来！” 我把通信员叫回来后，汪团长瞅了瞅通信员的脚说：“黑夜走山路，打赤脚能行吗？” 当时部队处境非常困难，不少同志没有鞋穿，都打着赤 脚。我看到通信员的双脚，因为天寒地冻，脚上的血口子裂得像小孩嘴一样。但是通信员却说：“行，习惯了，没关系！ 汪团长脱下自己脚上的鞋，对通信员说：“穿上！” 通信员说：“我不穿！首长只有这一双鞋，我穿了，首长也要打赤脚！” 汪团长斩钉截铁地说：“不要罗嗦！穿上！快去快回！ 通信员穿上鞋，举手行了个军礼，转身匆匆走了。 我看到汪团长赤着脚，就把自己的鞋脱下来让他穿，汪团长摆了摆手说：“我穿了，你穿什么？”说着转过身去聚精会神地看地图。 这件看来很小的事情，却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件事，前面提到，我们在打下达县后，端了刘存厚的老窝，缴获了他的被服厂。军需部门的同志给汪烈山师长送来几件衣物，汪师长说：“许多同志缺衣服，还是让下面的同志穿吧！”在我们的再三劝说下，汪师长只留了一件半新的咔叽布军上衣。他叫警卫员找来两块布头，自己动手在衣襟上缝了两个很大的口袋。他一面缝一面对我们说：“我见徐总指挥的军装上就缝着这么的口袋，既可装文件，又可装烟袋，方便得很哩！” 后来我在火烽山战斗中负伤，汪师长来看我，见我的上衣被鲜血浸透了，二话不说，就把他穿的那件军上衣脱下来披在我的身上。直到汪师长牺牲时，我仍穿着他的衣服。 一双鞋子，一件衣服，我通过这些小事，学到了汪烈山同志以身作则、与指战员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是我们人民军队的传家宝。我们要把这种优良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 连续两期收紧阵地，我军兵力逐渐集中，就像一只手，5个手指拢在一起，攥成了拳头。而敌人战线拉长，补给困难，后方空虚，这就给我军反击创造了条件。 1934年7月中旬，我方面军与刘湘在万源展开决战。万源位于群山之间，地势极为险要。刘湘拼命夺取万源，意图是要截断川陕通道，将我军消灭在通江以北。我们团在万源东边大面山一线坚守阵地。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前有“敢死队”，后有“督战队”，一日数次向我防御阵地猛攻。从7月中旬一直打到8月初，敌人未能前进一步。刘湘恼着成怒，发布奖惩令，宣布以3万银圆作为夺下万源的奖赏，并规定擅白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各级指挥员不亲临前线指挥者处死。 在刘湘重赏严罚的威逼利诱之下，敌全力发起猛攻，其指挥官光着膀子在一线督战，命士卒只许向前，不准后退，凡后退者就地枪决。敌以整团整旅的兵力轮番向我阵地冲击，但在英勇顽强的红军指战员的奋力拼杀之下，毎次都留下大批尸体狼狈而去。 敌进攻屡屡受挫，土气低落。而我军在坚守防御中得到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取得了一次次战斗的胜利，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战斗姿态。这时候军首长从总部开会回来向我们宣布：我军反攻的时机到了！ 反攻先从东线开始，我带着部队一路追杀，从万源一直追到达县，又重新夺回了凤凰山。 打垮了刘湘，方面军又向田颂尧、邓锡侯、杨森等部发起西线反攻。8月28日夜间我率团渡过通江，从敌两路结合部之间实行突袭，当面之敌一触即溃。徐向前总指挥率领部队实施大纵深迂回，在黄猫垭一带兜住了敌人，经过两天激战，歼敌上万人，缴获武器装备无数，取得了反攻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役，红军共歼敌8万余人，真是把四川军打怕了。 在反攻作战中，我团收获不小，特别是缴获了由数十匹骡子驮着的整箱整箱的银圆。这些银圆是刘湘在奖惩令中宣布的打下万源后奖励部属的赏金，连箱子都没有打开。 缴获了这么多的银圆，有些同志就产生了一些本位思想。一位副团长悄悄对我说：团里是不是可以留一点？我说可以啊，留下两匹骡子，其余的上缴。晚上召开团党委会，大家经讨论一致决定，除留下几匹骡子驮运伤病员外，其余全部上缴 总部。战争年代，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部队必须执行的铁的纪律，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啊！ 刘湘、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等这些四川军阀一个个逃的逃、散的散，敌人的“六路围攻”又被我粉碎了。 1934年11月1日，方面军在通江县毛浴镇召开了党政工作会议，隆重表彰了在反“六路围攻”中战绩突出的部队，会上授予第9军第73团“守如泰山”、第75团“攻如猛虎”奖旗；授予第30军第265团“夜老虎”、第268团“百战百胜”奖旗；授予第31军第274团“夜袭常胜军”、第33军第296团 “百发百中”奖旗。还对第4军第28团、第33团，第31军第271团、第279团予以表扬。我们第263团被授予“钢军”奖旗，这是全团指战员的光荣！ 毛浴镇会议后，方面军又在巴中县的清江渡召开了军事工作会议。会后部队进行了调整，我从第30军第263团调到第4军第10师任副师长，不久又到第11师任政治委员，师长是陈再道。 当四川军阀对我川陕根据地进行“六路围攻”时，蒋介石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5次“围剿”。中央红军反“围剿”失利，被迫撤出中央苏区根据地，开始了万里长征。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方面军于1934年12月至1935年的1、2月间，先后发起了广（元）昭（化）战役和陕南战役。 达到战役目的后，方面军回师川北，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 积极进行渡江（嘉陵江）战役的准备。从1935年3月28日 起，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踏上了漫漫长征之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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