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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每当清明节来临，我就发现父亲有一天从橱子里拿出红纸，先裁成方形，再折几折，然后用剪刀慢慢地剪，忙活一阵，将剪好的红纸抖开，是一条像链子一样的东西，父亲说，这是标子。他又用纸捻成一条细索，绕成一个圈，插到标子的一头，把它挂起来，再剪新的标子。他通常剪四五条这样的标子，挂在墙壁上，看上去红艳艳的。第二天，他把标子取下来，放到篮子里，还拎一些饭和鱼肉等祭品去做清明。等我稍微大一些，他有时喊我一道去。有时是我哥去。我跟在父亲的后面，先往西边走，走过一个田冲，来到施家墩的稻场边，那里有几座坟，我们称这里为胡坟。父亲在两座紧挨在一起的高高的坟前摆好祭品，在坟头上各插一挂标子，烧纸放鞭炮。然后，父亲教我在坟前磕头，我磕好了，他接着磕。父亲告诉我，这两座坟，西边的是我曾祖父母的合葬墓，东边的是我祖母的墓。墓地的前面是水田，长着郁郁葱葱的红花草，远处是村庄，掩映在绿树之中。空气新鲜，阳光明媚，出来看看祖坟，其实也领略了春色。做完了这里的清明，父亲又带我从田冲往东走，沿着一条宽阔的田间路，来到老余庄的边上，在一座看上去较小的坟前停下，那坟前还竖有一块小小的石碑。他再摆祭品，挂标子，烧纸放爆竹，我们相继磕头。之后，父亲便向我说起这坟里安葬的是我的前祖母，当年她难产去世了，祖母是她的胞妹。父亲又说，大祖父也是两个祖母，不过她们不是一个姓。后来，我陆续从大人们的谈话中知道，我祖父排行第二，因为长房和二房第一位妻子都早逝且无后，曾祖父的长孙出在第三房，曾祖父把田产中的一块作为“长孙田”，赠送给他。这长孙田有多大，我不知道，不过从大人们谈话时的羡慕神情来看，曾祖父是不会吝啬的。此外，我还听说我大姑妈是曾祖的长孙女，有一块长孙女地。这地后来传到我父亲手里，作为家里的菜地。那块地很肥沃，会结很好吃的黄瓜和菜瓜，也会长好吃的其他蔬菜，我很小时就经常去那里摘瓜吃，或者按母亲的要求从那里割一把韭菜回来。那时大姑妈还在世，她来我家时也经常说那是她的地。我想，既然长孙女地有那么大，长孙田应该不小。不过解放后土改，所有的田收归集体，我也一直不知道哪一块田是当年的长孙田。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我家的那块由大姑妈凭出生挣来的菜地，也收归集体，改做稻田——这倒是我亲眼所见的。我前祖母坟前的碑，是我大伯出世后，祖父将其过继给她，立碑纪念的，这也许是祖父对前妻的最好的怀念。碑上刻的时间是中华民国十年。做完了这几处，父亲就带我回家。家里的标子还剩一挂，那是祖父的，他安葬在遥远的盛家嘴，通常是父亲单独抽时间去祭拜。等到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年父亲去盛家嘴做清明时叫我也去。他领着我，走着一条我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一直向南走，起先，从一个村庄的背后的小路上过，这个村庄叫小鲍庄，那里几户人家贴的春联还没有掉落，颜色有点褪了，但是毛笔字写得很好看，让我羡慕。再向南，来到一片旱地中间的大路上，旱地中还有一块空地，父亲说这里从前有一座六角的亭子，地名因此叫“六角亭”，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在这里枪决过犯人，他那时来看过。我们继续走，有时穿过田野，有时穿过村庄，我感觉这路真长，当年祖父怎么安葬到这么远的地方？父亲也谈起过，他说祖父只活了四十五岁，那时他才三岁。祖母那时也才三十多岁，却忽然成了带有六七个孩子的寡妇，人们怕她过于思念，便将她丈夫安葬到遥远的盛家嘴，她那一双小脚就不能去丈夫的坟前了。我不知道这是对祖母的同情还是残忍？至于盛家嘴，则是我们祖先生活的地方，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从那里搬迁到北边一个小小的村庄，这里叫韩庄。曾祖父当年在韩庄盖了一栋房子，是十二间圆和的瓦房，中间还有个天井。这房子到我出生成长时都还在居住，曾祖当年生了四个儿子，其中有两房人后来搬迁到望江县去，我祖父一房则分得东头的四间，于是我的出生地就是韩庄了。走了大概十里路，进入盛家嘴的地界，这里行政名称叫“北圣”，处在菜子湖的北边。从一个谷场穿过，我们上了一条大路，看见一所砖瓦结构的小学，坐落在路的东边，从学校往南走，又看见砖瓦房的村部，也在路的东边。这两处在当时是高档的建筑，因为居民的房屋墙壁都是泥土的。路西边则是许多村民的房屋，他们的屋基比路面要低不少。路边紧挨着村民房屋的地方，有一些石板盖在地上，父亲说那是他们的山芋窖，开挖在外面，而我家的山芋窖却是在房屋内。父亲带我来到一座小山冈，那里有很多坟茔，父亲在一座坟前停下来，说这是祖父长眠的地方。那坟朝着东南方向，顺着这个方向朝前看去，近处是一点旱地，那时种着绿油油的麦苗。旱地的南边，是澄清的湖水，水面笼着一层轻烟。那天是多云的天气，春寒料峭，之前下过雨，地面还没有干，空气却特别清新。湖水的南边是郁郁的小山，名字好像叫含山，山头上的树看不清楚，只见一片雨润后的深黛色。那时我虽然年龄小，不懂得欣赏风景，却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接下来父亲就是烧纸放鞭炮，再让我先磕头，他后磕头。纸烧尽了，他就收碗，领着我往回走。父亲又说，他小时候也经常来这里做清明，领头的是四爹爹——他是曾祖弟弟的儿子，与我家几位祖父一起排行，称老四。四爹爹拎着酒饭鱼肉之类带路，小孩子们用竹篙挑着标子跟随后面。那时我们家族在盛家嘴要祭拜的坟多，等做完了清明，都是正午已过，四爹爹就用那祭拜过的冷鱼肉佐那剩下的酒，再将那几碗冷饭吃下去，算午餐。这样他们回去时就是空箩和空竹篙子，大家乐得轻松。但到我父亲单独来盛家嘴做清明时，他只做祖父这一处，其他地方有的还在湖对面的含山口那边，他不记得了。邻家的叔伯们来盛家嘴，也只做一两处。这样，我们早上来，回去吃午饭是来得及的，那些鱼肉米饭也带回去，热滚了再吃。父亲和我那天回到家里时离吃午饭还早。从此以后，清明时父亲就不一定年年亲自去盛家嘴，有时就让我们兄弟去，有时他也来凑凑热闹，路上讲些典故，或者与其他的人聊聊天。到后来他年纪大了，就不去了，专门让我们下一辈的人跑。1984年冬季，曾祖的后代们商议好给各个祖坟立石碑，新年之前，碑做好了，曾祖父母的公碑由大伙儿一同去安，各房的碑则各房自己负责。二房我祖父也生育了三个儿子，但是大伯在外地，二伯早年就去世，祖父母的碑实际由我父亲一人负责，虽然他不是独子。那天，父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从义津街道石匠的作坊里将一块并不算大的石碑抬着去盛家嘴。那时我已经十八岁了，母亲常说：“十七十八小哥哥，挑担白米满山坡。”父亲也曾经说过我的身材将来是挑担子的好手，然而惭愧得很，我那时身高也达到一米七边上，却怕挑担子，扁担碰到肩上就觉得肩膀火辣辣地疼，走不了两步就得歇一下，把扁担从肩膀上拿掉以减轻疼痛。这主要是我一直上学，很少挑担子。我哥哥身材相对瘦弱些，抬东西更出不了大劲。这次抬碑主要是父亲出力，我十五岁的妹妹也帮着抬了一段路。那块碑看上去不怎么大，抬起来却相当的沉，一家人好不容易将石碑抬到祖父的坟前，都累得筋疲力尽的。安好石碑，父亲决定给祖父的坟上加点土，我们继续出力，因为来盛家嘴一趟不容易。小弟弟才十岁多，这天也来了。他那么小，却不停地抱着土块和石块往祖父的坟上添加。忙到下午，我们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作。父亲心里也颇欣慰，认为是一件大事，特别是到盛家嘴，如果没有石碑，说不定要干“找不到坟包乱磕头”的事。那些年，一旦做清明，我们家的重头戏是去盛家嘴，到那里是一次远足，要花费几乎大半天的时间，步行走上二十多里的路。其他的几处祖坟离家的路程总共不到一二里，则如同小菜一碟，要不了多少力气和时间就完成了。后来我买了自行车，每年做清明去盛家嘴我一个人骑车去，碗不好带，父亲就让买点点心去，另外要带酒去。“做完清明拿酒擦擦石碑。”他时常这样吩咐我，他自己也这样做，收碗的时候，以前没有安石碑，酒杯里的酒就随便倒掉，有了石碑，他总是慢慢地将几杯酒小心地沥在石碑上，再用手掌擦一擦，说这样能养护石碑。要是石碑上出现几条红筋，他就特别高兴，酒擦的时候更有劲了。因此，我做完清明回家，他总要问问石碑怎么样了，有没有用酒擦。这件事我也做得让他放心。我又将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哥哥与弟弟也相继成家，他们离老家远，清明时没有时间回来，就由我一个人负责。生活在延续着，不知不觉地，母亲与父亲忽然先后都离开了人世，他们安葬在老家南面的旱地里。那地是分给我家的，母亲去世时，寻找坟地，有位伯伯说那里好，大家去看时，果然不差，可以葬两座坟。后来父亲说自己的坟向与母亲相合，将来也可以葬在那里，他就在母亲的坟前栽三棵树，确定了这件事。父母离世后，每年清明冬至时，他们的祭拜相对隆重些，首先是香纸鞭炮的规格要高一些，其次是父母的坟是第一站，然后才是其他的地方。不过，因为盛家嘴的祖坟，我们兄弟三人有几年每次都得包一辆车，跑一上午。等到弟弟买了私家车，才结束了包车做清明冬至的历史。每一年兄弟三人都约好时间一同祭拜，既是缅怀先人，也是相隔几处的同胞兄弟的一次聚会。偶尔的，老大也将他的孩子带回来，我家孩子和弟弟家的孩子则因为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很少有时间回来。对于哥哥弟弟来说，从自己现在的家回老家做清明冬至，有几百里路程，每回都是一次远足。这大概是免不了的，其他的人家也免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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