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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游牧经济社会基础上的匈奴国家与其统治方式，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游牧封建”。
单于是全国最大权力的象征，至高无上，立于统治网中心与封建金字塔的顶端。 1、匈奴的统治体系单于以下，便是依于单于分封而领有分地的诸王、将，分别在本领域内有其完全的统治权，社会结构中，这些王、将也便是各个部族的部族长。 部族长以下为氏族长，依于诸王、将的自由意志而受命赋有裨小王等名号，乃是再低一层的小领主，亦即氏族社会基层单位。 所以，匈奴游牧封建金字塔，简言之，便是以固有的氏族社会部落组织，牢固附着于封建的从属关系上而形成。 接受单于分封的匈奴本族诸王，还须区别为不同的两类。 第一类是单于出身氏族诸王，即：
第二类分封对象，则广泛及于其余匈奴氏部族领袖，名目繁杂而不定额，但依汉译，一律称为“王”，非如挛鞮氏族尚有王、将的等级区别，此等第二类诸王著名于中国历史上的，如：
两大类诸王，性质等于汉族中国封爵所谓同姓与异姓，一般政治地位，第一类同姓诸王将都较第二类异姓诸王为高。 尤其四大国在匈奴统制体系中为最具权威的特殊化集团，其原因，由于单于继位人选，原则上自四大国选择的机会较“六角”为优先。 2、匈奴的行政区划无论同姓或异姓诸王，依分地分居左右部，所以匈奴国家的行政区划，便是以本族领地分为东（左）、西（右）、中三大部分。 中央心脏地带指今内蒙古中东部以北，由单于直接领导。 单于帐幕驻扎地则内蒙古中部包头地区到阴山北麓，称“单于庭”，单于庭正确位置，大体与战国赵国以来云中郡治或今日呼和浩特市隔阴山南、北相对。 左贤王以下左部诸王将分地在单于直辖地以东，内蒙古东部，辽北以北；右贤王以下右部诸王将分地在单于直辖地以西，呼和浩特以西、以北以及新疆准噶尔盆地。 左、右部同姓、异姓诸王，在国家的军事指挥系统上称为“万骑”长，二十四长即二十四个兵团。 每一兵团固非划一配置一万骑兵，但数千至一万余的平均数仍为万骑，于此，匈奴盛时，他们本族的总兵力，可以推算出为二十四万人左右，中央单于亲卫军在外。 妇女加一倍，老弱、孩童再加一倍，匈奴人口，也可得估定，大体约八十万至九十万人，与汉朝当时所称不过汉一大县或一郡的人口数字，以及“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史记》匈奴列传)的记录，堪称相当。 3、决定国家大事的三次会议左、右部被分封的领主们，与中央政府的官方联系，通常依于一年三回的定期集会，地点都在单于直辖领土之内的特定不变场所，由国家元首单于亲自主持。
这三次例行常会： 每年第一次在正月，诸王及其属下全体氏族首长，大会单于庭，向单于朝觐及举行效忠仪式，然后祭祀，政治意味特为浓厚。 第二次在五月，大会龙城，祭祀匈奴民族的共同祖先、天、地、日、月、神、鬼，偏重于宗教性祭典，也等于汉族天子祭宗庙的意义。 “龙城”当今何地？历史界颇多猜测。 而今日了解，便在单于本部，匈奴政治中心的单于庭所在地，因而以“龙”为称，“龙城”也非实有其“城”，乃单于帐幕附近，依傍自然林木，以树枝或柴木搭筑，专为此项最隆重祭典设立的圣所与祭坛。 堪注意系特别建筑“龙城”为祭场的“龙”的思想与传统，与汉族意识非只相同，而且，龙还是只有汉族社会才有，独特的虚无飘渺神化了的动物。 匈奴人怎也具有这种思想？乃是个颇有趣味且值得研究的问题。 可能的说明，便是前述匈奴人与汉族最早为同一祖先，后来虽因游牧、农耕不同发展分隔成两支民族，却仍残留了原先共通文化的痕迹。 第三次集会在秋九月，大会蹛（dài）林。蹛林意谓神灵所降临的树林，地点仍系单于庭所在，秋季又是人壮马肥的收获季节。所以，这次祭典含有明显的经济意味或丰年祭性质，与春（政治）、夏（宗教）的严肃性集会不同。 蹛（dài）林之会以白马为牺牲，与神同乐，展开赛马、角力等竞技，欢乐融融。同时，检讨全国性经济现状与富力，调查全国人口与牲畜的孳息数字，祈祷明年畜产愈益繁殖与人民生活愈益幸福。 一年三次常会的特定目的虽不同，但都以构成匈奴国家的全氏族长参加为义务。如有某王或某些王将故意规避，或竟拒绝出席，事态便严重了。 这被视为对单于含有重大敌意，也意味着团结的被破坏，以及国家已陷于分裂。
常会闭会期间，如遇重大国事须讨论，如单于缺位待递补，或计划发动某一全面性军事行动等，则随时召集临时氏族长会议。 4、推选匈奴单于的条件及程序匈奴国家元首单于的继承，唯一仅挛鞮氏冒顿直系子孙为条件，非如汉族皇帝再须限定嫡长子，所以，没有绝对的继位次序，继位者也不可能出现如汉族中国“孩童登基”的现象。 单于继承程序，例须召开氏族长大会，经过提名、表决、通过的手续，才被一致承认为合法。 而氏族长大会的决定次代单于，考虑因素大体如下：
以匈奴强盛巅峰期，诸单于为例：
以上几代单于，除少数例外以外，都以四大国之一升任，而四大国的继承顺序，却无严格限制。 5、影响单于推选的几个因素氏族长会议对单于继位的决定有其权威性，前代单于生前的个人意见，仅只供参考。
显著例证：
与前代单于遗命不必一定遵守的现象相对，后妃的态度与发言立场，对次代单于产生反具有关键影响。 在游牧社会一夫多妻制度下，后妃无所谓正嫡，凡匈奴单于之妻一律称“阏氏”。 但是，阏氏出身氏族却大有区别，凡能得继位单于的，必限于姻族阏氏之子，而其他氏族出身阏氏之子则否。 同时，前一类阏氏，对军事关系与任何国家大事，都有其发言权与发言力量。 狐鹿姑母阏氏杀左大都尉已是个例子，孤鹿姑死后，氏族长大会选出第十一代壶衍鞮单于，也是壶衍鞮之母颛渠阏氏竭力主张的结果。
以后颛渠阏氏与第七代单于子孙，当时的右贤王私通，右贤王又因此得被继立为第十三代握衍朐鞮单于。 6、匈奴单于推选的几个特征于此，对匈奴社会、政治关系，可获得一综合了解，虽然由于匈奴已建立国家组织这一事实，而胡人时代氏族——部落政治，所谓部落“莫能相一”的氏族社会典型特质丧失，父家长式的酋长不但发展为具有强制权力的君主，其产生也自各氏族互选的方式固定为——氏族世袭，权威性而代代由挛鞮氏继位的“单于”出现，表现为氏族社会演进到末期状态的代表性现象。 但反过来说，其社会结构基础仍在血缘的结合，由血缘集团氏族结合为部族，部族再依封建方式维系部族联合国家体制的构成。 同种族一致服从的单于，手续上仍须经过氏族长大会同意才能产生，女子社会、政治地位也仍能与男子相等。 惟其如此，匈奴社会的氏族制本质，还是明显的，这是匈奴国家、政治形态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由中央——地方事务及担当人的分配而反映。 中央最煊赫的贵族为呼衍氏、兰氏、须卜氏诸氏族，这些氏族，都是单于后妃（阏氏）出身的异姓“贵种”，单于本人出身的挛鞮氏反而不参加中央为值得注意。 特具重要性的职位左、右骨都侯，例由这些单于姻族担任。 这个职位，专司外交、司法，以及依左、右区分，分别监督封在左、右部的单于同姓或异姓诸王将，为单于近侧最亲贵人物，权责等于汉朝丞相，影响力甚且及于单于嗣位，第十九代乌累若提单于之立，便出于王昭君女婿右骨都侯须卜当的意见。 于此可了解匈奴国家统治力全貌，并非仅建立在挛鞮氏一个氏族，而是孪鞮氏、异姓姻族两个集团共同形成。 这两个系统的根干——特权氏族，依于相互间结合的血缘关系，一方有其各自独立而地方性的军事与财政权，一方有其中央性而统一的对外交涉与对内一般行政处分权，共同对单于负起辅助责任，以及发挥国家支配强力的合作与协力效能。 而单于则一方面以挛鞮氏诸首长分别配置于左、右部，一方面又以姻族代表自身监督左、右部，牵制双方，维持个人集中权力的成果与权威。
匈奴国家体制的第三个特征是其氏部族联合体的构成成员，非只匈奴本族，也包容与编入了周围诸异民族在内。 因此，正确地说，匈奴游牧大帝国是以单于氏族挛鞮氏与后妃出身氏族的呼衍等诸“贵种”为根干，一方面团结同种族诸氏部族，一方面又联合更多非匈奴种的氏部族，建立对具有共同游牧本质诸种族的政治上强力支配关系，而发展成为如今日所谓联邦、联盟式大同盟帝国。 这种方式，实际也便是古代游牧国家体制的一定规范。 加盟诸异种族，多数系冒顿——老上单于时代被挛鞮氏所征服，或认与匈奴联合有利而自动参加，他们的社会形态与匈奴本族无大差别，也同样拥戴单于为最高领袖与国家元首。 单于“天子”身份，因此成为双重，一是本族，一是容纳了异种族在内的联盟全体。 异种族诸氏部族加盟匈奴帝国后，主权者单于便以原先不相统属的部落归纳编组而分封，赋予各个“王”的称号与权能，以服从匈奴领导并提供军事经济上协力为义务。 这些“王”，可能便以该种族的部落酋长加封，也可能因单于信任宠幸，而授予一个与该种族风牛马不相及的人。 关于后者，很多投奔匈奴的汉朝大将便是。
这类异族诸王，数字增减并无一定。 唯其单于统治下匈奴帝国的构成，有同姓——异族，本族——异族双重区分，因此他们的统制网也呈现为层层向内收缩，最外围为全体联盟成员，次一层则匈奴本族，最内圈的核心又是挛鞮氏族与其姻族。 7、匈奴的灭亡与单于推选制度的改变这种方式的国家构成，显然有其弱点，当遇有内在或外来对匈奴国家不利的因素时，非匈奴种族很容易便会退盟或叛离。核心支配阶层如起内讧，尤其连匈奴本族的团结都会解体。
公元前一世纪中是第一次，从五单于并立到东西匈奴分裂。 东匈奴呼韩邪单于投降汉朝以后，虽然仍能领导族人统一与复兴匈奴帝国，但再隔一个世纪，大帝国南北分裂与第二次崩溃，便无可挽救他们的噩运了。 两次因核心分裂而导引匈奴国家瓦解，选择的外援都是汉朝，这与他们的加速汉化，大有关连。代表性例子，乃是单于继承程序的修正。 单于继承法新的转变，起自最早结束汉朝与匈奴斗争的第十四代呼韩邪单于，他六个接连登上单于大位的儿子，除了其中之一例外，都以左贤王为继位台阶。 左贤王的职位，甚至一度改称“护于”，所谓“其尊其贵，次当为单于”，已显然蒙受汉族皇位继承法影响，而以左贤王视同汉朝太子，储位思想逐渐发达，虽然氏族长大会仍保留了推举的形式。 也惟其如此，“四大国”间开始产生等级差距，趋向发展到后汉，匈奴第二次大分裂后的南匈奴时代，便再固定为“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如《后汉书》中南匈奴传所记载了。 其时，每一次新单于登位，也每一次必随同调整诸王人选，和预定下一次继承新的次序，较最初与标准的单于继承习惯，相距愈远。 所以，对匈奴历代单于世系的研究，一般也限于匈奴南北分裂的两个半世纪间。
一世纪后半以后，南匈奴仅只汉朝庇护之下没有国土的寄食附庸，算不得独立国家。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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