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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南京城西随园后有一条小巷，巷子口正对着广州路随家仓。 每天，巷子口都有一茶水摊开张，摊主是一位体态稍显臃肿的老汉，年纪在60岁左右，说话带着一股子广东口音。附近的居民都称他为鲍老先生，也有些人直呼他“广东佬”。 虽然鲍老先生在此地已经待了好几年，但附近的居民对他的情况却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叫鲍君甫，平日里一家子人也是深居简出。鲍老先生出摊的时候，往往也是沉默寡言，有生意的时候就给客人添茶倒水，没生意的时候就坐在摊子上读书看报。 然而，1951年的一天，巷子口突然来了一辆轿车，把正摆着摊的鲍老先生接走了。对此，附近的居民惊讶之余，也对他的身份产生了好奇。
鲍君甫 因为就在一星期前，同样是在这个茶水摊，鲍老先生被市公安局的警车直接带走。这在当时可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附近村民无不议论纷纷。大家都以为这个平日里看起来老实本分、沉默寡言的鲍老先生是个坏人。 但就在3天之后，鲍老先生竟然又被送回家中，而且是被警车载着送回。陪同鲍老先生回来的，是一位看起来就很威风的公安干部，对方在鲍老先生身侧面带微笑，见到鲍家其他人也是和气得很。 自这件事发生后，附近的居民既惊愕又困惑，对鲍老先生的身份更是好奇。现在鲍老先生又一次被轿车接走，这种好奇和困惑自然更甚。只是这些居民都不知道这一次接走鲍老先生的到底是什么人。 那么，这一次接走鲍老先生的到底是谁？其实，这一次接走鲍老先生的是市政府的人，接待他的是市政法部门领导人陈养山。
陈养山 从陈养山口中，鲍老先生得知：就在不久前，周总理还专门向上海市长陈毅、南京市长刘伯承打过招呼，一定要打听到鲍老先生的下落，说新中国不能忘记他。 那么，这位鲍老先生到底是什么人，竟然能够得到周总理的亲自关照？ 鲍老先生名叫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珠海前山。由于家庭情况比较优渥，鲍君甫自幼就被送到日本求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可谓那个年代妥妥的高材生。 1919年，鲍君甫学成回国，来到了当时风云际会的大都市上海谋求发展。因为在日本留学多年，不管是日语还是日本文化，鲍君甫都很精通。所以，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上海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 当然，在上海工作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当时的上海也是革命洪流最为激荡之地，鲍君甫本就怀揣一颗爱国之心，他也想为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做些什么。所以工作之余，他积极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中。 也是这一时期，鲍君甫凭借自身的能力，和租界巡捕房、日本人方面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 五卅运动中，鲍君甫结识了杨剑虹，此人是鲍君甫同乡，身份是洋务工会负责人。后来，杨剑虹被陈立夫拉拢，加入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也就是“中统”的前身。鲍君甫在上海很有能量，所以自然也就被拉拢，担任了上海调查员一职。 但陈立夫和杨剑虹都没有想到的是，其实此时的鲍君甫，早已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 早在1926年的时候，鲍君甫就经一位朋友介绍，结识了陈养山。当时朋友说的是，陈养山是仰慕鲍君甫的学识和才华，想要同鲍君甫学习日语。但鲍君甫不知道的是，陈养山暗地里的身份是中共党员。 在和陈养山的交往中，鲍君甫也渐渐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好感，并主动向陈养山提出想要为党做些事。 而鲍君甫接受陈立夫和杨剑虹的拉拢这件事，他也早早就向陈养山做了汇报，征求过组织的意见。为此，陈养山还专门向中央写过一份报告汇报此事。 当时，接到陈养山报告的正是周恩来。考虑到这是一次在国民党内部建立内线的好机会，周恩来还专门派了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陈赓和鲍君甫谈话，详细了解情况。 陈赓和鲍君甫谈完后，也确实感受到了鲍君甫真实的革命倾向，和想要为我党工作的诚恳态度。所以，组织上批准了鲍君甫“接受”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拉拢。
陈赓 就这样，鲍君甫有了双重身份，明面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的特务，暗地里却是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红色特工。 那么，鲍君甫在潜伏生涯中，又做了那些了不得的事情呢？ 一、利用特殊身份帮组织除掉叛徒。 1929年8月下旬的一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彭湃，正和其他一些干部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但还没等会开完，租界巡捕和国民党政府警察就冲了进来，将参会人员统统逮捕。 要知道，这次会议是秘密进行的，但敌人的抓捕却像是提前知晓情报一样直接干脆。所以，事后组织断定：党内一定出了叛徒。如果不能将叛徒除掉，后续还会有接踵而至的破坏。 但怎么确定叛徒的身份呢？这时候，陈赓第一时间想到了鲍君甫，以他在上海的影响力和能量，应该能够查清叛徒身份。 事实也正如陈赓所料，很快，鲍君甫就查到了叛徒的身份：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由于白鑫手里掌握着大量组织情报，周恩来得知情况后，亲自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除掉叛徒白鑫。 然而，此时的白鑫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重重保护，被藏在哪里也无人知晓。该怎样完成除掉白鑫的任务呢？为此，陈赓再一次找到鲍君甫，让他打听白鑫的下落。 果然，鲍君甫再一次不负众望，很快就探听到了具体情报：白鑫就躲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中，将在11月11日被送走。
白鑫 得知这一情报后，中央特科安排了除掉白鑫的秘密计划。就在白鑫要离开的那天下午，当白鑫刚从范争波家中离开，早已埋伏多时的中共地下党员就神兵天降，在对方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之际，就当街击毙了叛徒白鑫。 遗憾的是，虽然鲍君甫也提前打听到了被逮捕的彭湃等人的下落，但由于敌人提前行动，导致营救彭湃等人的计划失败，几人英勇就义。但庆幸的是，除掉白鑫也避免了上海地下机关遭到进一步破坏。 二、提前获知情报，避免周恩来遇险。 1930年的一天，周恩来收到一封信约他见面。写这封信的人名叫黄第洪，是黄埔一期生，也是我党成员。此前他被组织送到苏联学习，此次回国后被安排到江西苏区任职。 但周恩来此时还不知道的是，这个黄第洪，在国民党反动派“剿匪胜利”的叫嚣声下，已经对革命丧失信心。为了所谓的个人前途，黄第洪在回国后已经秘密联系了蒋介石，希望能够为国民党工作，甚至为了得到重用，他还自称和周恩来来往密切，和刘伯承、左权也有往来。 蒋介石收到黄第洪的信后，一时间也是极为重视，如果能够通过黄第洪的情报抓住周恩来，那无疑会给中共重大打击。为此，蒋介石专门将这封信交给了特务头子徐恩曾，让他处理此事。 徐恩曾接到指示后，特地将这件事交给了自己的“亲信”鲍君甫办理，还把和黄第洪接头的方法的地点都告诉了鲍君甫。
徐恩曾 鲍君甫得到这一情报后，当即汇报给了中央特科。直到此时，周恩来才知道黄第洪已经叛变。 就这样，在鲍君甫情报的加持下，周恩来安排中央特科的地下党员，除掉了叛徒黄第洪。可以说，在这件事中鲍君甫居功至伟，如果不是他的情报，那么周恩来很有可能会赴约和黄第洪见面，后果不堪设想。 三、营救身陷囹圄的中共要员。 由于鲍君甫身份特殊，所以除了日常的情报任务，协助我党秘密除掉叛徒，他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营救我党被捕同志。 1929年3月的时候，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在上海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组织得知情况后，当即联系到鲍君甫，让他设法营救。
任弼时 要知道，鲍君甫虽然明面上的身份是国民党特务，但同时他在租界方面也很有能量。租界巡捕方头目兰普逊和鲍君甫打过几次交道后，曾公开宣称“国民党方面，我只认杨登瀛（鲍君甫的化名）说话”。 所以，在接到组织安排的任务后，鲍君甫当即找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兰普逊。见面寒暄过后，鲍君甫就假装不经意地说：“兰普逊先生，小弟有一事相求。我刚刚招募的一个情报人员，可能由于情报问题被阁下的巡捕抓获了。请阁下高抬贵手把人交给我吧。” 平日里鲍君甫没少给兰普逊好处，而且鲍君甫本人在上海也确实很有影响力。兰普逊不知道任弼时的真实身份，自然愿意顺水推舟给鲍君甫这个面子。 就这样，鲍君甫将新招募的情报人员带了回去，而此人，正是被捕的任弼时。 除了营救任弼时，另一位中共重要领导人关向应也曾被鲍君甫营救过。 那是1931年年初，关向应在上海被租界巡捕房逮捕。按理来说，鲍君甫和租界头目兰普逊“交情匪浅”，应该很容易就能营救关向应，就像营救任弼时一样。 但不幸的是，关向应被捕的时候并不像任弼时那样，只是人被逮捕。关向应被捕时，敌人还从他的住处搜到了一大箱文件。这些文件中还有不少是我党绝密性文件，一旦被破译，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得知了这一情况，也对这些搜到的文件很感兴趣。到底怎么办才能避免文件内容泄密呢？ 这时候，也是鲍君甫挺身而出。靠着和租界头目兰普逊的关系，租界巡捕房方面发出了这样的声明：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只准杨登瀛（鲍君甫化名）一人插手此案。 于是，鲍君甫就带一个名叫刘鼎的“中共文件专家”参与到了此案。但刘鼎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就这样，在鲍君甫和刘鼎的一通忽悠下，那些真实的文件都被偷偷调换，换成了一些没什么价值的学术资料。 最终，不仅秘密文件没有被外泄，就连被逮捕的关向应也被租界巡捕房当成是“激进学者”，关了几个月就释放了。
关向应 可以说，鲍君甫在潜伏期间确实是胆大心细，完成了很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不幸的是，1931年4月，由于顾顺章叛变，鲍君甫被捕。虽然在狱中鲍君甫始终没有承认和中共有关系，也没有说出任何我党的机密，但国民党特务机关就是关着他不放。 直到1937年，鲍君甫才在我党的营救，和他以前一些朋友的斡旋下，被释放出狱。只是由于这段被捕的经历，鲍君甫完全脱离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和我党失去了联系。 此后，鲍君甫就一直生活在南京。等到建国后，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些往事。 原来，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就一直在托人找鲍君甫，直到发现他在南京摆摊。此后，组织上每个月都会给鲍君甫发放生活费。陈赓后来还特地邀请鲍君甫到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在家中设宴款待他。 而周总理，也始终没有忘记鲍君甫。1958年到南京参观访问的时候，周总理还特地向当地领导问起了鲍君甫和家人的情况，得知他们生活安好，周总理才宽慰地点了点头。
周总理 1969年12月19日，鲍君甫因病去世，享年76岁。 1971年1月，周总理临终前，将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叫到身边，跟他提起了很多名字，说：“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些名字中，就有鲍君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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