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喝热水，相信几乎每个人都对其十分熟悉，说不定看文章的你正在喝热水。 毕竟无论是我们还是长辈，都是从小都被教育水要煮沸后才能喝，包括现在商品化直接销售，可见国人对喝热水的执着。 以至于“多喝热水”这个词成了现在的流行词，甚至有的人会把“多喝开水！”当做一句万能式问候语。 在全世界范围内，确实只有中国人喜欢喝热水，在中国，喝热水也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现在公共卫生情况得到了提高，但即便是城市自来水，尽管源头上做好了消杀，然而管道输送过程中还是难以杜绝污染，因此一些地区的市政自来水依然不能直接饮用，所以煮沸是有利于健康的。
这时候有的人又说欧美一些城市市政供水基础设施都快有百年历史了，为什么他们可以直接趴水龙头上喝自来水？ 那是因为欧美国家经历在霍乱肆虐和传染病的惨痛经历后，西方国家就严厉监管水源质量，优化净水技术，绝大部分居民在自来水入户后，在距离末端出水口都安装有直饮过滤装置。
经过纳米级过滤后基本上可以将大部分微生物过滤掉，毕竟病毒的尺径一般也在百纳米这个尺度上。（过滤级别越高，水质越优）
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上升后，如今这种直饮过滤装置在我国大部分城市也早已进入千家万户，人们装修房子时，就把这种带直饮式饮水装置一步到位了。 现在政府部门也把直饮水作为一项民生项目，在一些公共场合室内外都进行大面积覆盖，大家出门看到这种带直饮标识，无论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大胆的饮用，不用有任何水质顾虑。
今天的我们，喝热水，不仅是一种情怀，更是健康生活方式的延续。可是你知道吗?大家现在习以为常的热开水对古人来说却是奢侈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自古以来，有道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柴”排在第一位可见其重要性。 烧水做饭、取暖必须得用燃料，但正是因为这个“柴”难住了许多人。 木柴在中国古代，虽说是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升斗小民生活中每日必不可少的。
但木材在古代除了用于烧火做饭，更多的是用在你建筑和生产工具制造中，总之在中国古代，木材的消耗量是非常惊人的。 林木是有生长周期的，一个地方的木材产量通常也是固定的，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对需求也不断增长。以至于各个朝代的老百姓，总是在为找柴火烧而努力。 据专家估计，中国古代老百姓，平均每人一年需要烧掉四五百斤的柴火，就算在现在，一些偏远山区的民众每年也会用掉大量的木材，80后以前或者部分90后小时候家里都有在烧柴。 随着中国古代人口的不断增长，使得以柴火为代表的燃料危机似乎很早就出现了。 早在商周时期，乱砍滥伐林木资源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以至于产生了专门的行业——以砍柴为生的人被称为“樵夫”或者“采樵人”，这个我们在古装剧中都能经常看到。早在春秋时期，樵夫就已经不少了，这些人的职责就是主要为大家提供木柴。
在秦汉以前，木柴紧缺情况还不算太严重，人们还是可以从近处获得柴火的。 但是从西晋开始，木柴就开始出现紧缺的迹象，比如西晋时期一些皇亲国戚或者名士用木炭来温酒用，木柴开始成为富贵名流炫富的工具之一。 到唐代时木柴紧缺就变得极为突出，自唐代开始，中国大型繁荣城市的数量越来越多，像唐都长安是著名的“长安百万家”，此外洛阳、扬州也都是当时非常繁荣发达的城市，扬州最繁盛时期人口约有50万，而同时期的君士坦丁堡约有30万人，罗马只有5万人，巴黎只有2.5万人。
如此众多的人口，自然也需要数量巨大的木柴，据统计，仅仅唐代皇宫内的木柴需求就达到3万吨左右，整个长安城的木柴需求量大约在40万吨左右。 由此导致长安周围的林木大多被砍伐殆尽，久而久之，木柴的供应地也就超出了百里的范围，木柴的供应也变成首都长安城管理的一大难题。 从唐朝中叶开始，政府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负责解决长安各级官署木柴需求的职位——木炭使，这个职位通常由高级官员兼任的，据史料记载，经常兼任木炭使的是京兆尹，相当于首都市长，由此可见当时木炭的紧俏程度。 众所周知，宋代是中国古代城市经济繁荣的巅峰时期，当时的北宋都城汴梁，人口最多时能达到150万人，是不折不扣的世界第一城市。
北宋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为我们展现了宋朝都城东京的繁华景象，当我们为此赞叹不已时，恐怕不会想到，这座城市的繁华，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木柴、木炭这些看上去其貌不扬，但却无比重要的物资上。 北宋建立后，由于之前的朝代在中原大量砍伐林木，导致北宋政府不得不从向全国各地征调木材、木炭以保证都城的供应。 据文献资料记载，当时汴梁周围差不多所有的河流都在承担着向京城运送木材、木炭的任务，如治平二年，也就是1065年，各地运进京城的木柴达1713万斤，木炭则达到一百万秤。 即便是这么多的木柴、木炭，还是不够用，木柴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人们为了得到更多木柴，纷纷走进大山深处砍伐，连古代帝王陵墓周围的树木也不放过。
不愿意跑远路的则选择就近解决，那就是偷砍经济林木，如桑树、果树之类。 为了制止这种情况，宋仁宗时期曾经颁布法令，规定凡是偷砍别人家桑树的，42尺算是一份，达到三份就要判死罪。 由于木柴非常紧俏，贩卖木材也成为当时利润比较高的生意，甚至连皇亲国戚都参与进来，政府一方面对砍伐经济林木的人治罪，另一方面也不得不下令严厉打击那些垄断木柴、囤积居奇的人。 由于供不应求，再加上囤积居奇，汴梁的柴价、炭价不断上涨，底层老百姓的生活颇为困苦，为此朝廷曾多次向老百姓出售平价炭，结果每次政府出售平价炭，总会引发抢购狂潮，甚至会出现踩踏致人死亡的恶性事件。 虽然朝廷想了各种办法，但木柴紧缺的问题随着可砍伐的森林资源日渐减少而越来越严重，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嘉佑四年(1059)的冬天特别冷，经济十分萧条，底层老百姓生活难以为继，因为买不起粮食和木炭，跳河、投井的数不胜数。 为此，缺柴少薪成为唐宋时期文人重要的哀咏主题之一。 如唐武宗时期，日本僧人圆仁来华，他见到山东一带普通百姓，因为燃料匮乏，“不曾煮羹吃，长年惟吃冷菜”，即使来了极贵重的客人，“便与空饼、冷菜”，作为招待的佳肴； 唐代诗人杜荀鹤在《山中寡妇》一诗中曾说:“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折生柴带叶烧”； 唐代诗人孟郊在《苦寒吟》中哀叹“敲石不得火，壮阴正夺阳”; 北宋诗人赵扩买不起柴，只好“毁车充薪”，把家里的车拆散生火来做饭; 南宋诗人韩淲“家贫无人去拾柴”，只好在寒冬里咬紧牙关发抖; 元曲《朝天子·客况》里，穷人家柴薪不够，只能听凭冷雨寒风摧折...... 这个时候，一部分熟悉历史的人肯定会问，北宋时期不是已经开采使用煤炭了呀，那么生活燃料紧张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呢？ 不错，据考古资料记载，其实早在六千多年前古人就已发现煤炭，真正有计划地开采和使用煤炭，则到了西汉时期，直到北宋后期，我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开采和使用煤炭了。 煤炭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开始当燃料的。 但是相对于砍柴，采煤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不是一般人可以上手的，因此，煤炭广泛应用的前提是能够被大量地开采。
1959年的时候，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今天的鹤壁发现一个大型的宋代煤矿遗址，据专家估计，这个煤矿当时的雇工人数应该在140人左右。 而且考古专家还发现这个矿有十个采煤区，矿井直径有2.5米，深度则达到46米，而且矿井准确地到达了煤层，此外矿区还有排除地下水、通风、照明的设施，这些发现充分说明出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成熟的采煤技术。 煤炭的应用大大缓解了木柴供需矛盾带来的问题。 此后，北宋没再出现过因百姓买不起燃料而冻死饿死的现象，但并没有意味着木柴完全退出燃料市场，只是不是主角了。 宋代煤炭的普及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燃料供需矛盾，但由于开采规模有限，而且随着元明清三代人口的迅速增长，木柴紧缺问题重新凸显出来。 元明时期北京城燃料主要还是靠木柴，而且消耗量惊人，当时北京的燃料供给主要来自北京近郊，随着取材范围便开始扩大，整个华北地区都在为首都供应木柴。 然而由于气候原因，明代的旱灾、蝗灾等频频发生，使得明朝的燃料供应更为紧张。 《明史》曾专门谈到政府所需燃料的供应、运输问题，这是在正史之中尚属首次，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这时候肯定会有人问，宋代不是大量开采煤炭替代木柴吗，既然燃料这么紧缺，为什么元明不效仿宋代呢？ 明代刚开始考虑到北京附近西山距离黄陵京师太近，因为“风水“问题禁止开采西山煤炭。 一直到了嘉靖时期，燃料供应压力实在顶不住了才放松管制，但好景不长，明朝后期税负沉重，导致大批煤矿奄奄一息，后来引起民愤后，万历时期又不得不取消煤炭相关的重税。 接着进入清代以后，随着政治局势趋向稳定，一些原来严格禁止砍伐林木的地区都放松了管控，加之西山煤矿等发展，还有像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的推广，提供了更多的替代燃料。 所以，相对于明朝而言，燃料匮乏问题虽然存在，但已不那么突出了，相应的樵夫这种职业也逐渐不那么吃香了。 纵观古代封建时期，所有类似盐、铁等重要社会物资都由官府严格管控，甚至只许政府专营，如唐朝的“木炭使”、元朝的“柴炭局”、明朝的“惜薪司”、清朝的“柴炭处”等，均下辖柴炭厂、山林及专属的樵夫，负责为宫廷和政府部门采办燃料、制作木炭。 当然日常生活必须的燃料也不例外，价格更不用说了。 据史料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冬天，开封城“民间乏炭，其价甚贵，每秤可及200文”(“秤”是当时的一种计量单位，15斤为一秤)。 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的物价标准———同时期襄、许、荆南、夔、峡等地的麦子是12文一斗，大米是30文一斗，一斗约为12斤左右。 折算下来——1斤炭13.3文，1斤麦子1文，1斤大米2.5文 煤炭跟砖头一样，就拿现在几乎已经被淘汰的蜂窝煤来算，一块标准的蜂窝煤重2.5斤，也就是说一块蜂窝煤放到宋代约值33文钱。
再换算回去就意味着：一块蜂窝煤可以换33斤麦子或者约13斤大米！！！ 往年正常人家过冬去买蜂窝煤的基本都按吨来买，这要是放宋代，哪个小老百姓用的起，能买的起1吨煤的起码也是王公贵族。 而且自古宫廷和政府部门都有供炭制度保障，封建时期社会等级划分极为明显，人们是被分为三六九等，所有的物资都是优先供应保障社会顶层阶级，随着等级的递减，生存所需的物资也会逐渐递减。 因此整个封建社会期间在燃料使用方面基本都处于——木柴紧缺且昂贵，煤炭更是处于官府的管控之中，这些东西并不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寻常老百姓能用的起，赋税徭役沉重的普通人压根承担不起每天烧开水煮茶的燃料成本，只有皇宫、官府及富贵人家才能用得起。 因此古代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底层老百姓日常都只能喝井水或者江河水，如果水太脏，会做一些有限的处理，让生水稍微干净些后再饮用。 至于我国民众喝热水的时间大致从民国细菌学说的进入中国后，才逐渐从民间自发变成了官方推广。 比如1934年，老蒋还发动过一场“新生活运动”，要求全国群众“此能真正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不再有一点野蛮的落伍的生活习惯”。
这个所谓的“新生活运动”要求全国人民“不要随地吐痰”、“脸要洗干净”、“水不沸不喝”这种卫生习惯之外。 再后来，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加强了喝开水有利人体健康的宣传和推广。 1952年3月24《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运用了“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一词，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一再号召“要反复教育群众喝开水和消毒过的水，不喝生水”; 随后各种官方编纂的《农村卫生院课本》也一致要求卫生员应当积极宣传喝开水的好处，带动群众养成喝开水的好习惯。 至此，一次透彻的“防疫运动”，使喝热水的习俗覆盖了全国上下每一个角落，热开水才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与此同时，保温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
纵观中国人喝热水的历史，不难得出结论:古代普通老百姓真的喝不起热开水，而当下的我们庆幸遇上了好时代，享受着更健康的生活。 今天，你喝热水了吗？没喝的话赶紧喝一杯～ 轻点下方名片即可关注 右上角星标关注可确保每日文章 推送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