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年尾，我赋闲在家。那之前，二连浩特爆发第一轮疫情而封城，我在变电站连续值班月余，之后我休班时间长达两月，恰好跨过新年。那段悠然自得的时光犹如糖衣炮弹，写作搁置一旁，只偶尔读书也不能弥补内心的空虚。在欢度元旦时，我在《内蒙古电力报》副刊的年终专栏里，看了系统内多位职工作家的文章，触动很深。电力行业岗位众多，大家都在工作中兢兢业业，闲暇时还能用笔记录生活琐碎，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新春过后，编辑老师跟我约稿，那时我正在单位值班，就写了一篇关于元宵节的散文。当时，我大概三个月没有动笔写字，在稿纸上涂涂画画列框架。后来，打开电脑写的时候，键盘所敲内容与先前构思相差甚远，文字像溪水一样流出来。我想起了初次与武老师见面时，她说，好的文章像泉涌，优美的语句是源源不断冒出来的。我知道自己火候欠佳，从小对理工科的偏爱，让我忽略了汉语词汇量的积累。我只能在空闲时间尽量阅读，也在有思路的时候熬夜写文字。但这一年的疫情阴晴不定，我几乎没有按时上下班，长周期上班让我的写作计划总在改变。 上半年交通还算通畅，母亲帮我照看孩子，我休班时从二连坐汽车到呼和浩特，再转火车到榆林。在家乡的风物与回忆中，写了许多故乡的风土人情和童年时光的散文，发表在《榆林日报》和《内蒙古电力报》的副刊，一度令我颇有成就感，也让我的休班时间忙碌而充足。 六月的时候，我再次因疫情困守变电站，在烦躁不安中我慢慢意识到，不能让我的笔也锈在疫情中。我在工作之余，完成了两篇“二十大”征文的稿件，每篇长达三千多字，那是我以往写作达不到的篇幅。不敢比肩名家散文，就是与系统内熟悉的职工作家前辈的散文相比，也逊色很多，但对我来说，就算是小小的突破。同时，也写了两篇在疫情中抢修送电的工作通讯，还有几篇随笔。那一整个月都在变电站轮休和值班，每日静静地欣赏草原落日，但也是非常满足。 到了七月，我本该有五十多天的休息日，但刚好有机会到集团公司新闻中心培训，我把孩子安顿好就果断放弃休班，去呼市学习了两周。与早已眼熟的编辑老师们见面指教，对练笔、词汇量、笔耕不辍等关于写作的词语，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电力报的编辑们都很年轻，有活力与劲头。武老师之前微信联系过，她早就从字里行间发现我词汇量的短缺，叮嘱我不可造词，尽量少用方言，更要对文字有信仰。郝老师差不多与我是同龄人，在西安读书待了有七年时间，她对我的亲切更甚。去年她担任副刊编辑，我们互加微信之前，通过电子邮件交流。令我感动不已的是，我投稿给她，她竟在那么多收件箱里，回复我的稿件，肯定我的散文，鼓励我的创作。我认识徐老师有五年了，那是一八年在厦门大学文学创作培训班时，他的散文《北方的冬天》令人赞叹不已，没想到现在写新闻通讯稿也是信手拈来。与他交流写作心得，才认识到，每篇大放异彩的几千字大稿件背后，都是长时间对素材的嗅觉、立意、挖掘和深夜写作熬出来的。杨老师分享的创作漫谈，把新闻和文学的互通与差异讲得浅显易懂，太适合我这样工科出身的人。还有别的老师，就不一一赘述了。同时，我也认识了一位喜爱文学的小朋友，温柔安静的性情，随笔也写得细腻富有情感。前段时间买书，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她来，深夜找她推荐书籍。 在青城的盛夏时光，与大咖们交流学习，让我为自己前半年的小小所得，感到深深惭愧。 下半年的时间，被疫情居家占据。带女儿回锡林浩特读幼儿园，疫情两次封城，半学期去了学校总共三周，我便没有自由时间安静写作。但每当想起徐老师说，每天记录些文字也算是练笔，久而久之自然会笔下生花。我就把每天在窗户边看见的场景用笔写成日记。楼下做核酸，对面楼栋的住户擦玻璃，包联单位的志愿者送物资，这些平凡的事情都是我笔下的素材。后来，看到“以艺战疫”的征文，我把记录的小事情整理成随笔投稿，经过编辑老师的润色，发表在《锡林郭勒文艺》公众号上，令封控在家的我有些小欣喜，也让我对写作有了新的体验。以往，我写故乡记忆和情感牵绊为多，那之后，我开始写身边的事情，把感悟和收获记下来，编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里发出来，慢慢地对文字的敏感度确实有所提高。 十二月初，“大疫三年”终于结束管控。那天，我在市区二十公里外，看见城市上空庆祝的烟花照亮夜幕。我感慨着这一年不是在封控，就是在封控的路上，所有的规划都为疫情让步。但这一年的笔，基本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内蒙古电力报》副刊一直是我热爱文学的营养基地，虽然今年的文艺期数并不算多，但编辑老师对我的影响却是最多的。我也在文艺副刊外，坚持着文字写作，新年里，依然希望自己能够一直行走在文学的热爱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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