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时，行书是地地道道的“俗写”体和“速写”体。因此“盛行于世”。因此：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书写局面，其主要原因是朝廷的“秘书写副”制度，《晋书·武帝纪》有记载：（泰始六年，270年）秋七月……诏曰：“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副。后有其事，辄宜辍集以为常。” 也就是说，自泰始年间始，国家大事都由专门人员撰文记录，而且由秘书抄写副本，以后有大事，都应收集整理这些文档，并且作为档案管理的常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只要是大事，就记载下来，并抄写副本，那是多大的文字抄写量啊（毕竟那个时代和照相和复印技术），此时，隶书的规整与楷书的工整都不能满足抄写文字量的需求，而草书的潦草，又不足以满足档案留存识读的需要，因此，行书这种书写便捷、易于辨识的书体，成为书吏用于誊录副本，提高工作效率的官方书体。又因为行书此时正式成为令史所用的书体，因此也被称为“史书”。但是，西晋书家的行书遗迹却极为少见，直到楼兰文书的发现和披露，才真正揭开西晋行书的真实面貌才显露出来。楼兰文书中，行书书迹的内容不外两类：尺牍和簿记，而以尺牍为多。从字迹来看，又可分为规整和潦草两大类型：1、规整一派的行书。以《济逞白报残纸》为例，如图：
我们可以看到，它笔画挺锐，锋芒毕露，字形或方、或扁、或长，结字尚无疏密之致（这其实是篆书、隶书的留存，因为篆书讲求匀齐，隶书讲求匀整）。2、潦草一派的行书，以《正月廿四日残纸》为例，如图：
它行笔很少顿按，许多字因快写而省笔连笔。比如“雖”字左半的“虽”简略为点、撇、横、钩四笔，“衡”字的“亍”写作一点一竖，“亻”则一竖而下，“辶”则省为弯翘的横画，这些显然是草化的写法。但是如果细审，又会发现很多结构繁复的字并未简化，比如“擇、據、書、興、門”等，又有部分字，保留着隶书的写法……如此，我们要重视这里刘涛先生总结出来“拙秀互见”四个字，这其实是西晋行书的总体特点。它是由古书体向今书体过渡时期的行书典型特征。第一、用笔和笔画。横笔的收笔大多不顿按；横折、弯钩的转折处，很少折笔转，往往是一转而过，并呈弧势；纵笔大多是向左背右的弧状，草率起来，行笔是重人轻出；竖钩之笔，大多不钩，而是向下引笔；撇笔直硬，有些长撇的向下收笔是从右侧来接续下一笔。
第二、偏旁部件。西晋行书中，许多部件的写法，与后来东晋南朝的行书写方法基本无异，属于行书中较早定型的部件。同时，西晋的行书既吸收了草书的写法，有的偏旁和独体字又保留了隶书的架式，或者说是隶式的快写。第三、字形与结构。西晋行书字形，以纵长为多，虽然横向笔画已经普遍“左低右高”，习见的结构还是“平结式”。由于笔画之间还没有建立合理、适度的长短、粗细、擒纵关系，部件之间也没有形成偏正、借让的有机联系（这些，都是新体行书最重要的特点），潦草起来，搭笔处多不衔接，所以，字的姿态还不具备后世行书那样的遒紧和流丽。
总结一下：西晋行书有大量陈旧写法，表明那时的行书属于早期行书，还存在着革新、发展的空间。西晋行书尚未定型，还与隶书、楷书互有纠缠，准确地说，它处于早期行书的尾声。还有一点，后期“二王”新妍“的行书，并不是凭空突然“创造”出来的，在西晋的行书中，已约略看到一些“二王”新行书的影子，甚至有人说，看完楼兰残纸，就觉得“二王”不那么“强大”了，其实，这是很片面的想法，楼兰文书残纸中的书法，其优秀者，也不过是民间书法中的特例，与“二王”的书法，其艺术成就，差距还相当巨大。
这里，刘涛先生列了几个表格，我不再照录，具体可以对照原著第125-128页。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刘涛先生这种逐字、逐部件琢磨钻研的学习方法，就像临帖，要过“单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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