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40多年前的事了。 京广线上，从北京开往广州的第15次特快列车，风驰电掣般地呼啸着进入了武昌站。我和小陈在团政治处组织部李干事的带领下，从鄂豫交界的部队驻地出发，坐汽车，乘火车，一路奔波，几经辗转，终于登上了这趟列车。 此时正是1977年的初冬时节，我们要去执行一项新闻采访任务，并且采访的地点和人物，就在15次特快列车上。我和小陈是同年入伍的兵，同时参加团部举办的新闻报道学习班后，先后从基层连队调到团政治处报道组从事专职新闻报道工作。报道组隶属于团政治处宣传股。就在两天前，宣传股的王股长很稀罕地来到我们报道组的办公室，笑眯眯地对我和小陈说：“昨天，组织股李干事向政治处张主任汇报了一件事，说是他爱人陈燕芳来部队探亲后，乘坐从北京开往广州的第15次特快列车，返回广西梧州老家，不料在列车上身体出现异常。幸亏四号车厢乘务员邓永红同志精心照顾，才转危为安。这件事体现了一种雷锋精神，值得宣传，更值得我们部队广大指战员学习。张主任希望我们报道组的同志和李干事一起，专程前往采访并当面致谢。你们准备准备，这一两天就出发吧。” “好。”我和小陈齐声回答道。其实，王股长说是让我们“准备准备”，但在我们看来，也确实没什么可准备的。我们平时下连队采访， 无论是步行或是坐车，都是肩挎水壶和挎包，带上钢笔稿纸和洗刷用具就出发了，行装简之又简。但是，这一次出差，为了采访方便，我们还特意在政治处书记那里开了军用介绍信。不过，15次特快列车有四个乘务组，邓永红同志属于第四乘务组。她每次出乘的时间，尤其是到达武汉的时间，李干事在事先已经从爱人那里了解到了。于是，我们便在第二天就出发了。 
这是我和小陈入伍后的第一次远行，也是第一次乘坐特快列车。当时的心情就像如今第一次乘坐高铁一样，非常激动。因是公务活动，上了火车，我们没有到四号车厢直接去找列车员邓永红，而是直奔列车长办公的8号车厢。车厢内，那张简易办公桌旁，坐着一位带着“列车长”臂章的中年人，正在为一位旅客补办卧铺手续。当那位旅客拿着卧铺票高高兴兴地走了之后，李干事赶紧从皮包里掏出介绍信，微笑着递给列车长，并说：“我们是来自武汉军区工程兵某部政治处的，我叫李大德，是政治处组织股的组织干事，这两位是小陈和小姚，是我们政治处报道组的新闻报道员。我们肩负着部队首长交代的任务，是专程来向你和本次列车乘务组特别是邓永红同志，表示感谢，还想进行采访，在部队和新闻媒体上进行宣传。大体情况都写在介绍信里，你先看看吧。” “好，好。”列车长看完介绍信，高兴地说：“太好了，欢迎欢迎啊。邓永红同志正在值班，她在4号车厢，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见她。”说着，他挥手指向前方，“请。” 在那个交通还不甚发达的年代里，火车满员甚至超员是常有的事。车厢内的过道上，两节车厢连接处，到处挤满了人。幸亏有乘警和列车长开道，我们才比较顺利地来到4号车厢。在乘务员休息室门前，列车长指着坐在里边的那位女同志：“这就是邓永红同志。” 邓永红看上去大约30岁左右的样子，在一身乘务员制服的衬托下，她那白皙的脸上，洋溢着职业女性温馨的微笑。她站起身来，指着我们三位军人，向列车长问道：“这是……他们是？”列车长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而是带着激动的声调介绍说：“前段时间，你帮助照顾过的那位孕妇，是部队家属，正是这位李干事的爱人。”列车长指了指站在我身边的李干事，继续说道：“现在部队首长专门让李干事带领两位新闻报道员，来采访你，要写文章登报表扬你，你为咱们15次特快列车乘务组争光了，回去后，我不仅要在咱们乘务组全体会议上表扬你，我还要向路局领导汇报你的先进事迹。今天，你要给部队的同志好好谈谈。” 邓永红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只是莞尔一笑，点了点头。就在列车长准备离开时，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他看看我们，又叮嘱邓永红，说：“今天车上人多，恐怕车上很难找到座位。这样吧，等采访完了，就带这三位解放军同志到列车工作人员休息室去，我给他们安排卧铺。”李干事一听，急了，他赶紧说：“部队有规定，战士出差不允许坐卧铺。” 只见列车长带着商量的口气说：“李干事，这个我懂。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列车工作人员休息室，不属于售票的范围，也不是谁想坐就能坐的。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是干部，按照部队规定，是可以坐卧铺的，我可以在卧铺车厢给你补一张卧铺票。总不能让小陈和小姚一路上站着到广州吧。在我看来，今天，你们不是乘车的一般旅客，而是我们列车乘务组尊贵的客人。我们跑车的，列车就是我们的家，哪有客人到家了住宿掏钱的道理？” 经列车长这么一说，李干事只好点点头，表示默认了。列车长说：“这就对了”。我们还未来得及说声感谢的话，他就转身走了。 邓永红望着列车长离去的身影，对我们说：“其实啊，这件事儿纯属偶然。我们当乘务员跑车的，每天接触的人，都是南来北往的客，不乏工农商学兵，可以说阅人无数。旅客心里怎么想的，不必多问，一看就知道是'写’在脸上的。”她一边说一边看了看李干事，“就说我和你爱人相遇相识的事吧，那天她上车后，可能是一时没有找到座位，捂着肚子，斜靠在车门旁，看表情很痛苦的样子。我一看，就觉得她肯定是身体不舒服，哪里出了问题。我主动上前问她咋回事，她说她是广西梧州金属制品厂的工人，叫陈燕芳，在部队探亲结束后，乘坐15次特快，准备在广州转乘轮船回梧州。当时她正怀着身孕，可能因为赶车急，动了胎气，上车不久就肚子痛。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十分焦急，生怕发生意外，立即向列车长进行汇报。” 我和小陈认真做着记录。 接下来，邓永红同志向我们讲述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 列车长听完汇报，当即作出决定：与下一站联系，送她进医院。可是，当邓永红把列车长的想法告诉陈燕芳时，陈燕芳却说她估计暂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坚持要随车到广州去。 既然陈燕芳主意已定，邓永红同志只好把她扶到自己的乘务室，她一面为车厢的许多旅客服务，一面细心照顾着陈燕芳，又是倒开水，又是准备万一她流产要用的物品。 下午五点钟左右，列车到了岳阳站。这时，轮到邓永红换班休息了。可是，交了班，当她来到陈燕芳身旁时，发现她脸色苍白，病情有了变化。于是，便立即拿出自己的卫生纸给她用，又到站上买了一些回来备用。在邓永红轮休的时间里，她一直看护着陈燕芳，一刻也没有休息。一路上，好在陈燕芳的病情没有太大变化。 第二天上午七点多钟，列车到了广州站。旅客们纷纷下了车，陈燕芳却感到为难了：如果立即去换乘轮船，实在有很多不便，不去，广州又没有亲友，怎么办？这时，邓永红似乎看出了陈燕芳的心事，便对她说：“我每次出车回来，要连休几天。你到我家先休息休息，等病情好转后再走吧。”
陈燕芳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听到邓永红如此温馨的话儿，感动的不知说啥为好。她还没有来得及说一句感谢的话，邓永红已经扶着她出站了。到了邓永红家里后，她忙着腾床铺，烧热水，先让陈燕芳洗了澡，又为她做了一碗鸡旦面条。面条热气腾腾，可邓永红的心更热啊！为了使陈燕芳早日恢复健康，邓永红又送她到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检查治疗。她还把家里的鸡、鱼、肉为陈燕芳做了合口味的菜肴。邓永红的爱人是广州站的一位站内货运司机，他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热心肠人，每天一下班，他就主动做家务，照管小孩，以便让妻子更好地照顾陈燕芳这位特殊的客人。 陈燕芳住在邓永红家，就好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经过两天的治疗和邓永红的精心照顾，她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第三天上午，邓永红背着陈燕芳的行李，送她来到广州大沙头码头，登上了回梧州的轮船。虽然彼此只认识了四天，但在分别之时，陈燕芳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除了连声的“感谢，谢谢”，就是那从眼眶里不断流出的激动的泪水。 邓永红的讲述结束了。留给我们的是激动而温馨的思考。当晚，躺在列车长给我们安排的卧铺上，我和小陈交流着采访的感受，虽然我们俩都是第一次坐上特快列车的卧铺，但我们都没有睡好，因为我们思考着的，是如何把这种美好的感受变成文字。 次日，当初冬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一行三人在广州站告别了列车长和乘务员邓永红同志，下榻到广州从化宾馆，在那里完成了写稿任务并发往广东的新闻单位。不久，《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分别以《旅客的贴心人》，先后发表了我们采写的稿件。 岁月悠悠，时光荏苒。转眼40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次15次特快列车上的采访，想起列车乘务员邓永红同志对待旅客的热情、热心、周到的服务、无私的帮助，我想，那是一种雷锋精神，那是一个时代的风尚，那是一种平凡中的伟大，那是一种刻在人们心灵深处的记忆！  姚景强， 1955年3月生，河南省济源市人。现居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1976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工程兵某部新闻报道员、新闻干事，济源市人武部党委秘书。长期从事新闻写作兼搞文学创作。曾在《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和《人民工兵》杂志、《奔流》杂志、《湖北日报》《牡丹》杂志《济源日报》《济源文学》以及香港《文学月报》《百姓作家》《深圳文学》《军旅文学》发表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曾任济源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焦作工人报》特约记者、《济源日报》社记者、济源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现为济源市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牵头主编正式出版《卢仝文化研究》《文脉思礼》两部著作，著有《文脉履痕》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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