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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会客厅》：探索文化本相，回溯各自路程
本期嘉宾：邱晓鸣。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淮北市作协副主席。发表中长篇小说数十部，连同散文计200万字。出版《像狗一样奔跑》、《乡里城里》等多部书；作品被收录进多种丛书，小说《东张西望》被译成俄文在俄罗斯出版。小说《蛙声一片》获第二届"古井杯"安徽省小说大奖，长篇小说《河之上》获安徽省2015年金穗文学奖。
马尔： 与晓鸣相熟有三十多年了；共同记忆里有青春身影，性情张狂，一上酒桌就想着把对方干倒。 邱晓鸣：是的，那时候，年轻，快活，感觉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现在想想还真是：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回忆是幸福而甜蜜的，很多事情，失去了，成为记忆的碎片，我们的心才会有所触动。
马尔： 晓鸣文学上出道很早，八十年代就在杂志发小说，也小有影响。 早期作品里你最喜欢哪一篇？为什么？ 邱晓鸣：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最辉煌的时期。我受其影响，开始写小说。1988年在南京《青春》杂志发表小说处女作《夏天》，其后倍受鼓舞；91年又在《清明》杂志发表中篇小说《搭积木》。你知道的，那个年代，诗人和作家如明星一般受年轻人追捧。 早期作品我喜欢《搭积木》，它是稚嫩的，却是真诚的，闪耀着青春的光芒。
马尔：我读晓鸣的文字，印象很深的是文字的味道。无论是小说或散文，都弥漫着一种风味、韵味。 晓鸣：人是需要表达的，写作是需要经验的。 童年经验会对作家影响很大。作家的笔下都有自己的根据地，如：莫言的山东高密东北乡，汪曾祺的苏北高邮，沈从文的湘西。我的笔下根据地是皖东清流河边的乡村，那是我的故乡。从出生到离开，我在那里生活了十五年，可这十五年却影响了我一辈子。比如乡风、乡音，还有饮食习惯等等，这些都刻进了骨子里。当年的生活体验会渐渐融入作品，形成了我自己的姿态与风格。许多人喜欢读我写乡村的文字，觉得亲切，妥贴，温暖，真实。 我认为作家的生活体验越广阔，越丰富，文学的信号就越强烈。 马尔： 从注重内容、结构、人物塑造，到最终意识到语言的重要，开始在炼字淬句上下功夫，追求行文的一种趣味，我们都经历了一个过程。我过去一直都相信思想与形象皆大于语言，现在越来越犹疑了。你以为呢？ 晓鸣：写作是需要规划和经营的，熟悉一个地方，了解一群人是非常不简单的。你是否有生活经历，决定了你的想象和情感。再好的思想，再好的故事，假如没有细节，就不会成立。细节虚假，作品就失败了，会失去读者的信任。 作家不是靠想象生活的，作家依靠的是专长，最起码是某一个方面的专家。对生活的描写，要有专家的态度，好的作家能把假的写成真的，差的码字人会把真的写成假的。 写作是需要真功夫的。王朔写了一群人，个个好，为什么？真实。 细节要经得起还原真实。 人物写到一定程度时，他会带着作者走，所以，我认为要贴着人物写，才好。写作是受人物限制的，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晓鸣：我不会打字，一直是手写。写作时，书桌前面置一面镜子，写一会儿，照一下镜子，写到兴奋处，镜子里自己的脸涨得通红。真的，不是臭美，奇怪吧，没有镜子，我啥也写不出来。 马尔： 绘画有自身的表达体系，电影有电影语言，而文学表达上的特殊性恐怕就是文字了。汉字独特，它是表意的方块字，形神兼备。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区分作家、诗人的不同，他们各自的特性、风格，也是通过对其语言的体会、辨识而展现出来的。 晓鸣：文学的语言应用是非常奇妙的。你看，同样是写哭，《水浒传》里的潘金莲能＂嚎啕大哭＂，而《史记》里的项王只能＂泣＂。 一种人有一种人的哭和笑，这是有讲究的。什么叫欲哭无泪，难过到吐血也不能哭出来就是如此。表达悲伤的方式有许多，但要在情在理，作家只有进入情景之中去了，才好。 鲁迅写《狂人日记》＂赵家的狗为什么要看我两眼？＂看看，这个人脑子有病，大作家一句话就写出一个神经病来了。作家要用疯子的逻辑去写疯子才行。 马尔： 比如鲁迅、张爱玲、汪曾祺等，他们都是以不同色彩的语言在展现着自己的文学个性。鲁迅的深刻、尖锐，张爱玲的轻盈、曼妙，汪曾祺的温厚、润达，都是语言砌出来的金字塔。 你同意作家的风格其实就是语言风格这句话么？ 晓鸣：同意。 写作就是写语言，懂得语言的好坏，才懂得阅读与写作。好的语言在于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看似无理，想想却是既合理又合情。 ＂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直＂和＂圆＂想想不合理，却又在情理之中。 一个作品生机勃勃，与情理有关。 梁实秋强调语感，语言要有感觉。 语言是有逻辑的。正常情况下，不能反复使用，＂因为，所以，其实…．＂语言是有节奏的，助词＂的地得＂用多了就啰嗦了。 汪曾祺先生用的全是白话，他说，写小说就是说话。他写早晨；＂早晨像上了颜色一样＂；他写山上的红叶＂就像刷了油漆＂；他写农民见大海，＂海是大的，海像天一样大，大海，原来都是水＂。
马尔： 当代作家中王朔比较明显。语言有性情，有特定人群的口吻，他在语言方面的杀伤与冲击力是显而易见的。 王朔文学语言的先锋性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类型上的突破。 晓鸣：王朔文如其人，文坛上这样的人不多。想什么说什么，说得自然，不装不遮掩。喜欢王朔文的，大多也喜欢这人。他的语言，京味很浓，读起来舒坦，有趣。他几乎就是把北京人贫的那些语言全摊上书面来了，为北京口语的弘扬做出了极大贡献。王朔的时代性、戏剧性，在我看来是高于其文学性的。我非常喜欢王朔，但不只是因为他的作品，更因为这个人。王朔很聪明，有脑子，更有一腔赤子之心。 马尔： 很多码字的人，很有才学，句子也写得文质彬彬，可就是刻下不了自己的印记。是不是和没有自己的话语特征有关呢？ 晓鸣：这是个普遍现象。 一个写作的人，首先要沉下心来，读一些地方志，研究地方的风俗文化，然后，去写最熟悉的生活。熟悉的生活在笔下是能看岀来的。 贾平凹就说，“我只能写农村的那点事”；沈从文一生都在写湘西，鲁迅写绍兴，红楼梦的曹先生写了自我情怀。 一个作家的根椐地就是作家情感落实的地方。 莫言的故事并不是发生在故乡，他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了故乡的高密东北乡，于是，写起来得心应手，让人们对作家的故乡充满了无限的想象。 马尔： 听你说过“码字如烹鲜”那样的意思。一堆食材，如何配搭，放什么调料，火候的把握在何处。这个比喻不仅在强调语言的重要，更是在强化语言趣味的重要。 晓鸣：＂码字＂是写作的别称，语言是文学的本质。 文学语言有数种，如：方言的，欧化的，常规的等等。许多作家都是用常规的语言来创作，让人看不出作家是哪儿的人。老舍用北京方言写北京特棒，但现在再像老舍那么写就不行了，北京的语言已经更新了。王朔的京腔语言读起来更畅快。 方言有厚度也生动，像揉好了的面，筋道。 王朔的作品，语言取胜。一个人的创作要有根，要有自己的语言根据地。 文学随时代的发展形成了＂转基因＂语言。如何用智慧的，高文化品位的，精彩的语言，这也是对作家的挑战。所以说＂码字如烹鲜＂一点也不为过。
马尔： 文学创作需要阅历，语言的修炼也是如此。你本人就是个例子，从文学青年，到边做实业边文学，再到文化传媒公司做文学顾问。踏遍山山水水，回眸再望，下笔便有不同。 晓鸣：写作本身就是一个自觉的行为。 如今，文学已经极度边缘化，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 年轻时我就喜欢文学，来到淮北以后，为了生计就把文学搁一边去了。2000年做实业以后就更没时间写文字了。那时候，虽然忙，但是我一直坚持读书。大概是2010年，我的企业走上了正轨，时间松快了，手又痒痒了。写了四年，出了不少作品。后来又停下来了。你懂的，写作是强求不来的。眼下，我的工厂因国家修高铁拆迁，没了。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于是，我弄了文化传媒公司，同时又重新把笔拾起来了。有时候，还应邀去开个文学讲座什么的。 马尔： 追求语言的趣味，除了阅历、经历，也还有个人生活趣味性的丰富。码字的人大多知道，“三哥”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有老三的地方就有快乐。 晓鸣：叫我＂三哥＂的人非常多。在家里，我行三，于是QQ和微信就取名老三。在省里的文学圈子，我当了几届文学高研班的班长，同学遍布全省，有数百人之多，于是，＂三哥＂的名头就叫开了。我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多大的场面也不怯场，人随和也合群。大家一起玩，两个字，开心。 马尔： 生命若是死而复生、劫后余生，它呈现的是一种惊喜；但生命是个有终点的过程。“向死而生”多少有些悲壮。 语言的趣味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品质，有意思是寻求出来的，荒诞是放大的，快乐永远都有虚心假意的成分在。 能够经受住这些压迫，仍旧相信趣味是活着的意义之一，恐怕也是文学带给我们的慰藉。 晓鸣：文学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我认为：文学是心灵的故乡。 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就缘于一个梦。一个饥饿的少年用鱼叉在萝卜地里叉一只红萝卜，在太阳下，晶莹剔透，于是，有了小说。莫言通过小说，完成了他的梦想中的故事。 写作也是倾诉。倾诉是一种别人无法体验的幸福。 一个作家不能漠视我们生活之外的存在，因为，存在就是真理。 总而言之，写作，对于作家来说应该是自觉的，快乐的，这样才对，才好。 马尔： 老三最近手头有无新的创作？ 晓鸣：有。近来，我除了写微电影剧本之外，还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另外，今年还打算出一本中篇小说集和一本散文集 。眼下，我是属于悠闲一族，平时无事便寻三五好友一起掼个蛋，喝个小酒什么的。关于写作，我是有感觉了就写，从不强求。 马尔： 在我的感觉里，晓鸣是写得很聪明的作家。文字的勾画里有意境，节奏不快，情节的起承转合少有突兀。但作品的味道一直有，很耐读。 晓鸣：谢谢夸奖。写文字，我一直追求＂真实、温暖、好读＂。 因为，文章终究是需要读者的。 马尔： 谢谢晓鸣来会客厅一叙，很受启发。 作者相关文章 《马尔会客厅》｜林敏：顺手写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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