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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祭祀文化极为讲究。《荀子·礼论》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祭祀是为了让中国人“不忘本”。中国人通过“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的祭祀活动，来表达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敬和感恩，表达不忘根本、继往开来的信仰理念：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根本，先祖是宗族血缘的根本，君师是伦理教化的根本。 在儒家圣王所制定的祭祀仪典中，所祭祀的对象，除天地、祖先，还包括那些制定良策让百姓获得实惠的人、那些为勤劳国事鞠躬尽瘁的人、那些劳苦功高安定国家的人、那些帮助国家抵御灾难的人、那些保护人民远离祸患的人。 《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无疑，在中国民间社会具有崇高声望地位，威灵赫赫、护国佑民、主持公义、有求必应的关帝爷，成为民间崇祀最为普遍，祠庙数量最多、祭祀规格最高、祀典最为隆重的古代英雄圣贤。 明神宗皇帝曾为关帝庙撰联云：“五夜何人能秉烛，九州无处不焚香。”以此赞扬中国民间社会崇拜祭祀关帝的盛况。 最早祭祀关帝的活动出现在汉末三国时期。文献记载，关帝大义归天后，曹操刻沉香木为躯，以王侯之礼葬关帝头颅于洛阳南门外，即今关林，并亲自拜祭，赠封荆王。孙权以诸侯礼葬关帝正身于当阳，即当阳关陵，也称当阳大王冢。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刘备为关帝复仇亲征孙权，在成都为关帝建衣冠冢，招魂祭祀，在当阳大王冢拜祭关帝，在玉泉山建关公祠，成为中国最早祭祀关帝的祠庙。
关帝成神后，往往于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就于山顶上建庙，四时致祭。据历代续修的《当阳县志》记载，关帝归天后，荆州民间年年祭祀关帝，“邦人墓祭，岁以为常”。 唐代诗人郎士元曾写有一首《关公祠送高员外还荆州》的五言古诗：“将军秉天资，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谁为感恩者，竟是思归客。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离宴对祠宇，洒酒暮天碧。去去勿复言，衔悲向陈迹。” 官方祭祀关帝，始于唐代中期。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奏请列古今名将凡六十四人图形从祀武成王庙，关帝亦在其中。这是正史记载官方祭祀关帝最早记录。 北宋开始，民间崇拜关帝的风俗日益盛行，“说三分”、《三国志平话》、戏曲、皮影等艺术作品，助推了关帝英雄故事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关帝显圣灵迹、民间传说的大量出现，增强了中华民众对关帝的崇拜和仰慕，民间大量自发兴建关庙，元代之时已有“义勇武安王祠遍天下”的说法，使得民间祭祀关帝活动更加普及，更加方便、更加广泛，如四月初八、五月十三、九月十三祭祀关帝都已经形成民间喜闻乐见的大型民俗节日活动。
明代初年，朱元璋“定诸神封号，凡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关帝恢复原来的封号和谥号，即汉献帝所封“汉寿亭侯”及蜀汉所谥“壮缪侯”。时间未过多久，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建关公庙于鸡鸣山之阳，与历代帝王及功臣城隍诸庙并列，通称十庙。原因是朱元璋夺取天下的过程中，曾多次得到关帝的庇佑帮助。 明人倪岳在《覆正祀典疏》中说：“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关）神阴佑为多，及定鼎金陵，乃于鸡鸣山建庙以崇祀，载在祀典。” 明永乐帝迁都北京，仿照南京修建关庙，将关庙祭祀列入大明会典。明嘉靖年间，关帝祭祀由“从祀”升级到“专祀”，关帝成为国家祭祀对象，祀典也日益隆重。明神宗万历十八年，敕封关帝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特颁帝王冠冕；万历四十二年又加褒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实现了关帝国家祭祀仪典的成熟定型。 祭祀关帝，无论官祀或是民祀，都是对关帝精神、关帝神格、关帝信仰地位的尊崇和爱戴。关帝崇拜，代表了中华民族上千年以来共同的情感认同、思想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中华儿女薪火相传的精神源头。 本文刊载于《香港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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