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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思想家的思想之形成，多於特定的歷史時代有著密切的聯繫。因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後代思想家在繼承前代思想家思想的同時，勢必會作出一定的調整以適應時代的發展。文革時期的儒法鬥爭討論，將荀子定位爲法家，多半是因為其門下的李斯與韓非兩位高足而來。當時那些大批判組或少數御用文人之說，因他們時間短而考慮膚淺，勢必會失之於草率。 其實，荀子處於孟軻之後，其思想勢必相對孟子又有一定的發展，因而韓愈以“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爲定論。此說自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必盡然也。哪怕孟子，相對於孔子也有了一定的發展，例如孟子認為君不君可以殺。他在《梁惠王下》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甚至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干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盡心下》）這些思想與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之間，顯然很不協調，足見孟子在繼承孔子思想的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調整。荀子處戰國中晚期，當時諸侯力政，征伐不斷，人民處在兵燹之中，只有具有一定力量的人出世才能控制天下局面，消弭這無休止的戰亂。這勢必會使荀子在繼承孟子王道思想的同時，發展爲兼採霸道的學術主張，他“禮法並施”，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的思想。 文革期間的儒法鬥爭討論，簡單地將荀子定位法家，確實是欠考慮。相對於後世，西漢太史公應該離荀子更近，《史記》將孟荀合傳，這便說明了荀孟思想存在着繼承與發展的關係。相傳荀子晚年蟄居蘭陵縣著書立說，收徒授業，並整理傳承了《詩經》《尚書》《禮》《樂》《易》《春秋》等儒家典籍。這也充分說明了荀子思想中滲透着儒家的血脈，他屬於儒家處在戰國遷滅前夕的一代思想家，其思想發展很具有這一時期的歷史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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