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生，余谓乃音乐人生，亦可谓是超空人生，即抽象人生而非具体人生。具体人生重躯体，重物质。抽象人生则重心灵，重情感。中国人连言礼乐，礼具体落实，乐抽象超空。
其实礼乐兼言，礼亦超空。如宾主之礼，必超宾主以上。夫妇父子之礼，亦超夫妇父子以上。凡属人生，必超个体人生以上。群性之具体实际，即失人生之真。
何谓超空？积四五千年，广土众民之统一大国，国之外尚有天下，此一民族生命，则不得不谓之超空。然超空必有落实处，故曰“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精微中有广大，广大中亦有精微。
中庸之上有高明，高明之下有中庸。德性中有学问，学问中亦当不忘有德性。故唯精微必求广大，中庸必求高明，而凡所学问决不能忘其德性。亦当知德性必待学问，高明必求中庸，而广大亦必有其精微，乃始得之。
中国人最好言德性。但言德即性，非云性即德。水性动，盈天地，亿兆年，到处可见水，而动之一字尽之。石性静，盈天地，亿兆年，到处可遇石，而静之一字尽之。但动静之中，仍各有德。
中国人不重言人事，而重言人性。然水可淹死人，石可压死人，故中国人言性则必言德。亦可谓德即性之精微处，亦即性之高明处，而有待于人之学问以成。易言“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成性即德，失德则性亦不存。
核武器之建造，亦赖学问。但未成其德，亦不足谓性。西方科学不尊德，亦可谓之不尽性，即不自然。西方宗教信人死灵魂上天堂，虽亦人所欲，但赖上帝之力，既非人性，亦非德。凯撒事凯撒管，亦非性所欲，即非率性之道，亦无德可称。
中国人言性必言德。孟子主性善，而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乃重德言，但非忘性。故一切学问皆重德。发财做官，求富求贵，或可不重德，亦非性，故中国人以为戒。孔子言，富贵不可求，从吾所好。求富贵当向外，所好则向内求。向外求无常而必变，向内求则有常可守。德有常，据德乃有道。
孔子言“天生德于予”。德言天生，亦由性来，而与性有不同。性人人相似，德必志于学，磨练修养以成。少数杰出者乃有大德。孔子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忠信德之基，亦即性。孔子好学，超于全天下亿兆世之全人类，故谓至圣先师。学而非性无德，亦不得谓之学。
子夏曰：“富贵在天，死生有命。”在天指其在外不在己，有命指其有常不可变。谓人人尽得在天之富贵，可逃有命之死生，此则愚而惑矣。故孔子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曾子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死则一切归休。但必慎其终，又当追于远。视死者长如生，于变中得求常，此可谓性之德。人具好生之性，则可成其慎终追远之德矣。是为中国儒家教民育德一大节目。
方西人亦非不知好生恶死慎终追远，然求之于外于物于事，而不知求之于内于心于德。如埃及之金字塔木乃伊，唯少数富贵人所能，多数无可模仿。宗教家之信仰灵魂天堂，虽亦在终处远处，然各为私人一己打算。其慎其追，各在其人一己身上，非对他人之忠信。故可谓西方人纵知性，不知德。此又中西文化一大异。
中国人对天地，亦言其德，不言其性。如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生万物乃自然，可谓乃天地之性。然而必谓之德，此即犹人性忠信之德。若必谓之迷信，则不失为违性非德之言矣。
深言之，性有限，可变。德无限，可常。衣食住行乃性，其对象皆在外在物，故其事有限而可变。孝弟忠信之德亦属性，其对象在内在心，故其事乃无限而可常。“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孝德无限可常。
西方人好言男女恋爱只是性，中国人更好言夫妇和合则成德。但主性，则恋爱自由，离婚亦自由。唯重德，则百年偕老，乃为夫妇一伦之常道。天地生万物，广大无限，悠久不变，故乃言德不言性。
中国人言万物，亦好言其德，如阴阳家言五行之德。西方自然科学研讨物性，但不知欣赏其德。五谷养人即其德，商品则唯求赢利，非可谓有德。农商社会观念不同，此亦其一大异。
故西方学问家，绝不言及德字。其知识对象，求专求有限，又必言变，而不言常不言通，一若常即无进步，通即非专门。不知其内在之德，则可通可常而亦有进。此为西方求知态度一缺憾。
今日国人一尊西化，求常则曰守旧，好德则曰迂腐，我民族五千年文化旧传统乃无可言。今苟谓性属自然，德乃人文，则亦可谓全世界人类文化学唯中国为首创。
德贵同。孟子曰“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即指德言。少数杰出人之德而下同于普通广大之群众，乃有所谓德化，亦即所谓人文化成。故中国人言文化，亦言德化，又言教化。中庸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川流亦贵在通，涓滴必归于大海。大德则贵在化。
安重敦厚不动如山，而化及于天下万世，此为敦化。西方人贵言流动，其中乃无通义。西方人言文化，其中亦无德意。电灯自来水，流行遍及全世界，然各是一物，何尝有德与心之相通。普遍流行，乃商业意义，又何有所谓德化。故西方文化流行，乃物与物之流行，必分裂而相争。
西方学者，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可谓其有大业，但不得谓其有大仁大德。西方一切事，以中国人观念言，皆可谓之为缺德。发明核武器，此非大缺德而何。于西方学术界求一德字，则诚难之又难矣。
西方人言真善美，亦皆指外不指内。即言善，亦指对外及物，非指内心所存。若存于内不及外，则一无意义价值可言。然则自中国人言，无之内而行之外，又何德何道之有。
果从西方观念言，则仅有个人，无家无国无天下。家则夫妇可合可离。国则政府权力必归之多数。天下则商战兵争。中国人言君即群所归往，故必言君德，而不言君权。中国人言天下，则曰大同太平，非如近代西方人之言国际。
此正中国文化理想所寄，而为西方文化理想之所缺。中国人又贵少数，学术人物，大智大德，上通天人之际，下明古今之变者，又得几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绵延，不断扩大，则胥赖此少数。
少数多数即德性之别。性则多数所同，德乃少数之异。唯德仍性中所有，少数亦必出于多数之中。隔离多数，即不成少数。故政府必有首长，军队必有统帅，宗教必有主教与牧师，学校必有教授，工厂必有管理员与工程师，古今中外一切社会莫不如是。
不得谓政府重少数即专制。经济重少数则成资本主义，重多数则为共产主义。中国则贵执两用中，贫而乐富而好礼。西方哲学言唯心唯物，心物内外亦非可严格分别。无物即不见心，无心即不见物。而中国人言心，则有人心道心之别。分言之，则必知有合。合言之，又必知有分。
乃见中道。今日国人非不当知有西化，但只知开新，不知守旧。只重现代化，而不知有传统。只重视专门，而不知有通识。只重视功利，而不知有道义。则终不免偏执一端，而无中可用矣。但我国家自古即称中国，今又何辞以变之。岂得谓民国即开新进步，中国即守旧退步。
朱子中庸章句序，阳明答顾东桥书之所谓拔本塞源论，实已先余此篇而深发其义，读者其细参之。
八七 尊与敬
中国人极重社会风气，善风良俗，可以数千年不变，如敬老尊贤。古代井田制度，年老归田即成无业。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不仅家人侍养，亦获乡里邦国人之崇敬，所以高寿为人生一大幸福。而老年人慈祥安和之心情，无形中亦于社会一大影响，乐生之情，油然而生。
人群中必有才智俊秀异人，纵非大圣大贤，即乡里之贤，必受乡里之推尊。乡里事皆受其判断，从其指挥。余生三十年，每见此风尚在。周围三十里内，乡村市镇必各有贤，一切事由其主持。故乡里间经年可不上官府，官府亦经年不下乡里。不仅如此，即府城县城亦然。
余生前清光绪乙未年，后甲午战争一年。六岁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京师。十一岁光绪卒，十七岁辛亥革命，余此十二年间，亦已稍有知识，至今尚多能追忆。要之，政府动乱于上，而社会仍安定于下。固是疆土辽阔，中央与地方疏隔不亲，而社会风气亦有种种作用，敬老尊贤乃其一端。
今则老年不仅不受敬，甚至无依靠，如此则心不安。人生必期望老寿，老寿不安，则成年人亦心不安。贤不尊，则别求表现以自尊。求富求贵，专为一己谋，不为他人谋。他人亦唯尊富贵，不尊贤。
风气如此，社会又何得安。果归咎于政府，则举国上下俱不安。人之才情意气，必有所发泄，转求发泄于国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乃为群心所共趋，而举天下亦不安。
才性各异，亦有不务外求财富权位，而拳拳以杜门读书自乐者，此亦可谓有贤于人。余幼年尊师重道之风犹有存，私塾师亦倍受尊敬，年老则所受尊敬益甚。余在新式小学中学读书，年长诸师，其受尊程度亦较新进为高。
及自为小学中学教师，虽年幼，亦倍受社会推敬。师心安，学校亦安，全校诸生亦皆安心，受学无他心。
其实当时尊师之心，亦即传统尊贤敬老之心。师即贤即老，人人心中皆知对他人有尊敬，此即中国人相传之所谓礼，而乐亦随之。不仅受尊敬者心安而乐，即尊敬他人者，其心亦安亦乐。中国人教人尊敬人，由家庭始。子弟地位轻，父兄地位高。即对死者亦然。
论语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要之，教人不忘其子弟心，不忘其对人尊敬心，而又使人人能得人之尊敬，则生男育女以至老寿，生命自安自乐，亦自足矣，他复何求。故必自修身齐家，乃至于治国平天下，此乃中国传统文化一贯大道之所在。
新文化运动以下，中国人心大变，不求尊人敬人，务求人尊人敬。不甘为子弟，尽求为父兄。但闻有青年为国家之栋梁，为求变之新进，其受尊敬有如此。苟为子弟，焉得求父兄之尊敬。人无子弟心，又焉得有父兄心。
为父为兄，不复见尊敬，遂竞求之外，曰财富，曰权位，曰名誉，成为人生之归宿。而人心又难于骤变，中国传统向不教人尊财富，故求人尊敬，亦不重财富，而更重权位与名誉。但财富亦非所鄙。尊家长则斥之曰封建，尊政府则斥之曰专制，尊师则斥之曰顽固守旧，乡里都邑亦有贤，苟得尊敬，则斥之曰土豪劣绅。
全国家全民族，则斥之曰不开化落后。风气所趋，不论历史与现代，乃无可尊无可敬。而其实际存心，则仍在求人尊求人敬。其唯一道途，唯一方法，则先尊敬西方，乃可得人尊敬。而其影响乃深及于举国之上下。
故当前立国为人之大道，唯曰尊西方敬西方，所幸者则尊敬二字仍自中国之旧传统。果尊西方，则当尚争夺，不务尊敬。故当前之中国社会，争夺是其实，而尊敬则其虚，此为当前大祸深病之所在。
此种大祸深病，其影响之及于家庭者暂不论，其影响于政治者，则先成军阀割据之局。各地军人非欲自建一国，但不受中央命令，中央亦无奈之何，斯即为割据矣。其他各部门、各机关，苟能割据，亦同以自豪。其影响及于学校者，则风潮迭起，政府亦无如之何。
其影响之及于学术者，则创造开新，各别自由。古人今人，同无尊敬。人自为说，相互间亦各不尊敬。但如此始可免人斥骂。要己为风气之先驱，现代化之榜样，亦得自慰自安矣。故社会动乱于下，政府亦终难安定于上。治安二字，亦终难言。
中国人之言尊敬，不仅当广及于全天下全人类，并当广及于天地万物，众祀林立，普遍皆是。今国人则又斥之谓多神教，属迷信不科学。果使环我生而多神，可敬可尊，予兹藐焉，混然中处，斯何大福幸而得之。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之己之谓信。”
可敬可尊，宁非可欲？我心诚然，何谓不信？西方人无尊无敬，乃独尊耶稣，以尊其所信之上帝。但上帝耶稣皆远在天国，环顾四周，仍无可尊可敬，则此尘世之生，唯往天国，又何追求。
一心之尊敬，乃由天赋。他人即无可尊敬，乃犹求他人之尊我敬我，则唯有在物质条件上求之。条件有限，乃相争相夺，而终不获他人之尊敬，诚人生一悲剧矣。
中国人信尚尊敬，首为父母，可尊可敬。大舜周公，父母不同，尊敬则一，乃亦同受人尊敬。则同孝父母，亦同受人尊敬。人孰不有父母，果能孝，亦孰不受人之尊敬。
有所尊有所敬，斯能让，故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不啻言人皆可以得人之尊敬。得人尊敬，则心乐心慰无余憾矣。中国社会之可大可久，则唯此之赖。
今国人则尽言自由平等独立，而全社会，通古今，乃不见有可尊可敬。而尊敬之心，则所天赋，终亦常存。故尊器尊物，尊财尊利，尊势尊权，尊名尊位，无所往而不见尊，独不尊己尊人。一若天生斯人，乃独无可尊。西方人虽尊上帝，亦尊上帝之在天堂其位其势，而非尊上帝之为人。
虽尊耶稣，亦尊其为上帝之独生子，上十字架而复活，但亦非尊耶稣之为人。今国人则尊西方人，但西方人亦非可尊，亦尊其财其利其权其势而已。果使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能尊敬父母，又能敬老尊贤，又能尊师重道，斯治国之下达于平天下。
又必能尊敬及于外国，及于西方，及于全人类，则此一片尊敬之心，充实光辉，以达于圣而神之境界。而中西双方以及全世界社会人生，亦未尝不可臻于化而达于道一风同气变，不当谓由我乃始变。我亦随人脚步，不尊敬他人，乃求人之尊敬于我，则又乌从而得之。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近代国人亦信西方，好西方，述西方。言文学，则必莎士比亚。言哲学，则必康德。然终不敢自比莎士比亚、康德。得与其下三四流人物相拟，则沾沾自喜矣。谦退之怀，亦犹孔子之自比老彭。如是则孔子又乌不如今人。
但生在两千五百年前，当时不知有今日之西化耳。后人迭尊孔子，亦为不知有西化。其有信有好有述，与其谦退之怀，则仍与近代国人无异。同为中国人，同此心情，过分加以申斥，岂不与其尊敬西方之胸怀相违异。
即在西方，亦知尊古敬古，有信有好有述。英国则有英国之古，法国则有法国之古，其他各国莫不然，犹有其共同所尊所敬所信所好所述之古，则为希腊与罗马。今日国人于希腊罗马，亦不胜其尊敬之情。但一游长安洛阳曲阜各地，则不敢有尊有敬，有信有好。
岂不同是一古，亦何不效西方能稍肖其好古之胸怀。于西方则有信，于中国则无信，岂其然乎？实则今日国人所信，亦已早不在西欧，仅在美苏两国。岂不国人又效孔子之为圣之时？似宜对孔子稍加同情，不予斥责，庶乃于人道有当。
孟子拒杨墨，自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今日国人宏扬美式民主自由，必予苏式之共产极权加以力辩，则岂不亦当于孟子稍予以同情。苟于孔孟然，则于其他中国人亦所宜然。
今日国人亦称爱国家爱民族，则对国家民族稍有一分尊敬，岂不亦如西方之各自尊重其国家。今人西化，有国旗国歌，能对古人亦如一面旗一首歌，岂不甚佳。中国人重礼乐，亦如今日之有国旗国歌，又何必于礼乐则必加鄙弃。
要之，人群相处，不宜对他人无一分尊敬心。外国人亦然，本国人宜更然。现代同时人宜然，前代古人亦宜然。今日国人，对美苏人知尊敬，对自己父母当亦知有一分尊敬，对祖宗亦然。吾国人稍加寻思，于当前风气稍有助益，庶于本文所言，亦不深斥，则岂作者一人之万幸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