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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沁园春·雪》一词中，毛泽东云：“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宋祖，指的是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毛泽东把他与极负盛名的唐太宗李世民相提并论，表达了对他的某种肯定和赞赏之情；但“稍逊风骚”，则流露出对他的某些作为的不满和批判之意。  宋太祖赵匡胤 “说他黄袍加身，是……被迫的结果” 赵匡胤（927—976年），祖籍涿州（今河北涿州市），出生于洛阳夹马营。其父先后为后唐、后晋、后汉的军官。赵匡胤体态丰伟，相貌非凡。公元948年，后汉枢密使郭威以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西征李守贞，郭威广罗人才，21岁的赵匡胤投奔郭威。广顺元年（951年），掌握后汉军权的郭威，谎称辽军南犯后汉，率军北上抗辽。军至澶州（河南濮阳），将士将黄袍披在郭威身上，拥立郭威为帝。郭威率军返回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即皇帝位，国号周（后周）。后周显德三年，赵匡胤因功升任殿前都指挥使（五代及后周军制，掌握中央军为殿前都点检，其下有殿前副都点检、殿前都指挥使等）。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后周太祖郭威的养子）病死前，为防止兵变，升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柴荣死后，继位的恭帝只有7岁，宰相范质、王溥不为军界所服，后周局势不稳。 赵匡胤掌握了后周军权，兼任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南）归德军节度使，负责防守汴京。他野心勃勃，想“依样画葫芦”，效法郭威，恃军权而自立为帝。他与弟弟赵匡义、亲信掌书记赵普密谋策划兵变。赵匡胤等一面作军事准备，一面指使人在开封传播“点检为天子”即赵匡胤应当皇帝的谣传。一时间京城恐慌混乱，但宫廷内却一无所知。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北临契丹的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前线两大军事重镇同时传来消息，说契丹将要大举南侵，盘踞在河东地区的北汉小朝廷也裹挟着发兵南下，非要和后周拼个鱼死网破不可。宰相范质、王溥真假不辨，慌忙连夜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由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挂帅北上，迎击来犯之敌。 事不宜迟，第二天一大早，赵匡胤便先派出担任殿前副点检的老将慕容延钊率前锋北上。初三，赵匡胤亲自率领的主力大军浩浩荡荡出了爱景门，行军40里，到达了汴京往北的第一个大兵站——陈桥驿（令河南新乡封丘陈桥村）。  陈桥兵变 这天傍晚，先是略通天文的军士苗训“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指谓太祖亲吏宋城楚昭辅曰：'此天命也！'”，造起声势。何谓“日下复有一日”？其实这只是一种日晕现象，但从苗训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儿：底下那个大太阳就要吞掉上面那个小太阳了！这番议论迅速在军士当中传播开来。接着是军士们“相与聚谋”，要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赵普以“长保富贵”为由，要将领们听从指挥，并派人驰告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侯王审琦等。 经过一夜密谋，正月初四清晨，赵普、赵光义、李处耘等人冲进赵匡胤休息的军帐，不容分说，便将一领黄袍披到了“醉卧，初不省”的赵匡胤身上，逼迫他必须答应众将士的要求，做个新朝天子。 赵匡胤“被逼无奈”，只得向众人提出条件：“小皇帝和太后都曾是我侍奉之人，公卿大臣都曾是我的同僚同辈，满城的百姓都是无辜黎民，你们不许乱杀一人。否则，这个皇帝我宁可不做！” 众将表示愿“唯命是听”后，赵匡胤带领禁军回开封，从仁和门入都。石守信等在城门接应赵匡胤。入城后，未遇到后周文武臣僚抵抗，仅武将韩通抗拒兵变，为王彦升所杀。赵匡胤派潘美去通知宰相范质、王溥。范、王得知兵变后，后悔莫及，被迫承认赵匡胤代周自立。当日，赵匡胤登位于崇元殿，受臣僚拜贺。后周恭帝降为郑王，迁居西京（今河南洛阳）。正月初五，宋太祖赵匡胤颁定国号为“宋”，改周显德七年为宋建隆元年。 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笔记，对赵匡胤陈桥驿兵变的前期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具体的描述，让人看起来很像是事先无组织无预谋的突发事件。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春正月辛丑朔，镇、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周帝命太祖领宿卫诸将御之。太祖自殿前都虞侯再迁都点检，掌军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数从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固已归之。于是主少国疑，中外始有推戴之议。” 按这种说法，赵匡胤的兵变完全是出于朝廷内外那些“服其恩威”的人策划的，他本人根本就不知道，糊里糊涂被人胁持当了皇帝。 宋人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说：“太祖受命北伐，以杜太后而下寄于封禅寺。陈桥推戴，韩通闻乱，亟走寺内访寻，欲加害。主僧守能者以身蔽之，遂免。”（韩通是后周唯一一个誓死忠于旧主的大将，当天遇害。）如果赵匡胤真没打算搞政变，为什么预先要把家属藏在寺庙里？ 既然如此，那么所谓契丹大举入侵、北汉发兵南下的说法，无疑是赵匡胤和他的同谋者为政变所做的铺垫，是彻头彻尾的谣言。甚至连慕容延钊率兵先发，都是赵匡胤等人预先谋划好的。因为慕容延钊是个忠于后周王室、敢于并且有能力和赵匡胤抗衡的后周老将，不把他打发出汴京，局面就很可能失控。果不其然，赵匡胤撤回到汴京后，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抵抗，统共只杀了一个不怕死的韩通，便顺顺当当地当上了皇帝，至于“北上抗击契丹”的“头等大事”，自然也没有人再提了。 陈桥驿兵变背后的主谋当然就是赵匡胤本人。大概宋朝的史家也觉得这种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取天下的手段不很光彩，因而“为尊者讳”，变着法儿要说得好听点。 毛泽东晚年在同侍读学士芦荻谈论二十四史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 '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于人’的正义行为。” 毛泽东直言赵匡胤通过陈桥驿兵变而黄袍加身，是他自己一手导演的一场“篡权”大戏，是“不光彩”的。毛泽东用精练的语言，道出了血写的历史真相。 然而，不可否认，在所有的朝代更迭中，赵匡胤建立宋朝，是黎民百姓受害最轻最少的。赵匡胤夺权，只死了韩通一个，还赠了他一个中书令，“以礼葬之”。其余所有的后周大臣将帅，只要不坚决反对新朝，该当什么官还当什么官，有的甚至还升了官。至于京城的老百姓，则是“市不易肆”。 陈世崇在《随隐漫录》里说，赵匡胤从陈桥驿回到汴京的时候，门侯班的陆、乔两位警备队长认为他谋反而拒不开南门，赵匡胤没气没恼，命令大部队绕到北门进城。陆、乔二人誓不投降，双双自缢而死。赵匡胤亲自来到值班室，面对两位义士感叹道：“忠义孩儿！”命人为他们建了一座庙，赐名“忠义庙”。接着组建了一支贴身卫队，取名就叫“孩儿班”。孩儿班的打扮和所有军人都不一样：帽后飘着两条彩带，一条为红色，表示一颗红心拥护大宋；另一条为粉青色，表示为后周世宗柴荣“持服”（就是服丧）。 赵匡胤的另一个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创举，就是“杯酒释兵权”事件。  杯酒释兵权 在坐稳皇位之后，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将领们的兵权。因为是在酒席上做出的决策，所以史称“杯酒释兵权”。 据史料记载：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酒酣耳热之际，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叹了一口气，给他们讲了一番自己的苦衷，说：“朕如果不是靠你们倾心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一直顾念你们的功劳。但做皇帝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自在。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宋太祖说：“这不很明白吗，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坐呢？”石守信等人一听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赵匡胤说：“非也！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的部下倘若贪图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 这一席话，软中带硬，使这些将领明白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祸，一时都惊恐地哭了起来，恳请太祖给他们指明一条“可生之途”。 赵匡胤见火候已到，便缓缓说道：“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那样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释去兵权，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给子孙留下永远不可动的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儿女亲家。如此，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见皇上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再无回旋余地，况且此时皇上已牢牢控制着中央禁军，将领们别无他法，只得俯首听命，叩头感谢太祖恩德。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推说身体有疾，辞去军职。赵匡胤当然大喜，又对他们假意挽留一番，赏赐大量金银，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尔后洒泪而别。随即，赵匡胤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赵匡胤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禁军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禁军控制的加强。 尽管京中的兵权集中于皇上一身了，但一些藩镇将领还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于是，赵匡胤便于公元969年10月，召藩镇将领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延章入朝。他轻车熟路，又设宴于后苑，重演了一次“杯酒释兵权”的喜剧。酒过三巡，太祖慢吞吞地对他们道：“你们都是国家的元老旧臣，长久在外，公务繁忙，实非朕优贤养老之本意。”王彦超等人对前一次“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很清楚，今见太祖一说，便知其意，连忙跪道：“臣有何功？但却久受宠荣，实乃万幸。现今年老身衰，力不胜任，请陛下准予告老还乡。”太祖立即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但武行德等几个节度使，不识时务，竟抢着夸耀自己的功劳。赵匡胤听了，不冷不热地给顶了回去：“那都是以前的老皇历了，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第二天，便罢免了他们的节度使职务，只分派他们做没有实权的地方小官。 至此，禁卫和藩镇兵权均集中于太祖赵匡胤一人手中。 后来，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又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石守信、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 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就某一方面来看，无疑是睿智之举。毕竟，他通过这些措施，使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逐渐消失。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若仅从“杯酒释兵权”一事的效果看，此举无疑是令人称道的，似乎很轻松地就解决了让统治者十分头疼的拥兵自重问题。但此事却留下了“后遗症”。与两宋对峙的先是辽、夏，再是辽、金，最后是金、蒙，他们都极为骁勇善战、强悍暴烈。通过“杯酒释兵权”使得一帮能征善战的武将军权剥落，让他们靠边站，对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自断己臂，自残己足，作茧自缚。事实也证明宋朝后来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完全与此有关。还有，“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赵匡胤与整个武将集团的一场政治博弈。在这场博弈中，武将集团虽然失去了手中的“兵权”，但换来了赵匡胤许诺与赏赐的奢侈与享乐。据史料记载，宋太祖的武将们后来几乎清一色地都成为“贪财好色”之徒。对国家来说，平白滋生了一些新的腐败与贪婪阶层，“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对百姓来说，则是无形增加了更多更重的负担与伤害，使宋朝逐渐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显然，这种做法有些得不偿失，于国于民利弊同在。 宋太祖在位17年。17年间，他通过战争消灭了大多数割据政权，基本上结束了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奠定了北宋统一的基础，又重建了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这是宋太祖重要的历史功绩。作为一个“创业垂统之君”，宋太祖还为北宋王朝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如减刑罚、兴学校、重文轻武等。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把他与“唐宗”并列，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说不杀士大夫，伪也” 历史上一直流传着宋太祖赵匡胤的立下“不杀士大夫”之誓约一事，自南宋起的许多史著中都有详略不等的叙述。 《三朝北盟会编》称，建炎元年（1127年），随徽宗北迁的官员曹勋自金国燕山南归，传徽宗寄语于高宗曰：“艺祖（即有文德之祖，开国帝王的通称，这里指赵匡胤）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有违者不祥。相袭未尝辄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徽宗要曹勋转告高宗，说“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挥麈后录》则称：“恭闻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宋史·曹勋传》等对此也有所载。 南宋陆游的《避暑漫抄》对此事记载最详细，云：“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勅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勅。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余皆远立庭中。黄门验封启钥，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变，犬戎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陆游不仅说誓约刻于碑上，还提到曹勋带回来徽宗寄语。“誓词三行”实则两句，究竟“柴氏子孙”一句紧要，还是“士大夫”一句紧要呢？清代学者袁栋指出：“虽有三语，其实止一语也。末行是总束语，中行是陪衬语，止有首行是主意。宋祖得天下于小儿，原有歉于隐微，故为是誓碑。而其忠厚处实过于六朝五代远矣，宜其享国久长哉。”然而，后世议论“宋太祖誓碑”，倒是多以“不杀士大夫”为中心。 “宋太祖誓碑”流传开来以后，影响深远。王夫之在《宋论》卷一《太祖》中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顾炎武《日知录》中写道：“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捆，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 近代史学家张荫麟于1941年发表的《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中指出：“太祖不杀大臣及言官之密约所造成之家法，于有宋一代历史影响甚巨。由此事可以了解北宋言官之张横，朝议之嚣杂，主势之降杀，国是之摇荡，而荆公所以致慨于'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变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远因矣。此就恶影响言也。若就善影响言，则宋朝之优礼大臣言官实养成士大夫之自尊心，实启发其对于个人人格尊严之认识。此则北宋理学或道学之精神基础所由奠也。”有宋一代文化繁荣，理学昌盛，成就了汉唐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这跟“宋太祖誓碑”繁衍出“不杀士大夫”的制度设计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对这个历史上很多人叫好的宋太祖立的这一“祖宗家法”，毛泽东是如何评价的呢？毛泽东在读《宋史》时，看到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楫，被宰相赵普陷害论死，后流放沙门岛时，批注道：“说不杀士大夫，伪也。”这显然是批评宋太祖赵匡胤的。 赵普是北宋的开国元勋，功勋卓著，居官两朝，三次入相。两朝出入三十余年，共做近十四年的宰相。 赵普一直是宋太祖宠信的重臣。他预谋陈桥兵变，使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赵宋政权；他制定“先南后北”战略，使北宋基本实现统一；他倡导强干弱枝政策，使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空前强大。毋庸置疑，赵普对创建宋朝的一代基业贡献很大。然而，赵普虽足智多谋却不好读书，后来在赵匡胤的劝告下开始读《论语》，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赵普因深得皇帝信任，又大权在握，因而刚愎自用，专断自裁。他常在衙署座位后边，放置两口大瓮，凡是不合他意的内外表书，就擅自丢在瓮内，一烧了之。为此，他也得罪了不少人。 在《宋史》中，叙述了赵普陷害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楫一事。赵普为什么要用不光彩的手段，给这三人定下“贪赃枉法”之罪，置这三人于死地呢？实质就是妒忌他们的才能。冯瓒招来杀身之祸是因为他得到了宋太祖的赏识。宋太祖曾在不少场合夸耀过冯瓒有才，是当代罕见的奇士，表示要重用冯瓒。赵普听了这话很不是滋味。如果冯瓒是古今罕见的奇才，岂不是说他赵普才能远逊于冯瓒吗？将来冯瓒上去了，哪还有赵普之位？于是，赵普出于妒能之心，先想办法将冯瓒弄到梓州去做官。后来又耍了些花招，给冯瓒定了个不小的罪名（“贪赃枉法”罪），按此罪，该当处极刑。另外两个人李美、李楫，与冯瓒情况差不多。但宋太祖因惜其才，坚持不杀冯瓒。然而将三人流放到一个没有人烟的荒岛，并且规定，即使逢大事庆典，都不得赦免。这实质上与判处了死刑没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在看了这段历史记载后，挥笔批下：“说不杀士大夫，伪也。”他在这里指出的是，既然制定了“不杀士大夫”的政策，那么，就该坚决执行此策，而对冯瓒等三人的处罚，看上去是没杀三人，实则“流沙门岛，逢恩不还”的惩处，已经是让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了。作为一介文弱书生，流放荒岛过活，才能不被用，书也无得读，还得与周遭恶劣的环境做斗争，这与判了死刑又有什么两样。这实在是太“虚伪”了！ 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在北征契丹的途中，与其弟赵光义饮酒，共宿宫中。隔日清晨，赵匡胤暴亡，年仅50岁。隔年七月葬于永昌陵。关于赵匡胤的死，《湘山野录》等野史中有“烛影斧声”的说法大行于世，认为赵匡胤是被意图篡位的赵光义谋杀。《宋史·太祖本纪》上只简略地记载：“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殡于殿西阶。”毛泽东在这几句上批注道：“不书病，年五十。”表明他熟悉文献中关于“斧声烛影”的隐秘之迹的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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