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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师  唐坊初中变为高中以后，陆陆续续地来了一些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有南开大学数学系的，等等。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老师叫王继儒。 提起这王继儒可大有来头。他是著名数学家张广厚的物理教师，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唐山地地道道的北京人，那么他怎么到小镇高中当物理老师呢？说来话长。在上个世纪40年中期，开滦一中到北京招聘老师。这个学校创建于1927年，1944年创办高中。因为这个学校与当时的开滦医院一样待遇非常高，据说是每月是100块大洋。这时王继儒刚刚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一见这么高的薪水也就动了心，不顾父母的劝阻来到了开滦一中。名师出高徒，他后来教出了像张广厚这样的学生。在1958年9月唐山师范学院成立之前，为唐山师专，那时从唐山各个学校招聘贤才，王继儒被招到唐山师专物理系当老师。由于国家经济困难，1962年唐山师范学院停办。停办后，这个学校就变为唐山地区教师进修学校，下放到丰南县。再后来唐山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又被解散。于是王继儒便在丰南县的中学辗转奔波，换了好几个地方。  张广厚 1970年，他先是在王兰庄高中教学，这个高中仅仅存在了两年便被取消了，于是他来到小镇高中教学。在小镇高中他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或曰奇人。一是他上课从来不带书本，把课讲得生动有趣；二是他上课总是穿着一件半大长衫，围一条围脖。这条围脖在身体前面那头可以着地，而后面则仅仅存在一个头儿。他上课进教室后，只要有学生说话，他就一屁股坐在讲台台阶的边上，等到学生们不说了，他再站起身讲课，向学生说：“你们说完了，该我说了。”不仅如此，他住宿要求一个人住宿舍，不与他人同住。他始终独身一人，没有结过婚。于是有学生好奇地问他，老师，您为什么不结婚？他回答说不喜欢女人。也确实这样，他一生不近女色。虽然在“文革”中他也挨过批判，但没有一条“罪状”说他与某个女性有问题。有人说：“男人不好色，一生就白过”。王继儒对此嗤之以鼻。据说，当时开滦医院有个护士长得非常漂亮，也有气质。有一次她去北京，正好王继儒回家，两个人在车厢坐对面，一交谈都是开滦下属单位，就谈了一路。那个护士很羡慕他的学问，有时来学校找她，也透露出爱慕之心。王继儒对她说：“我这辈子是不会结婚的！”那个护士非常失望，抹着眼泪出了开滦一中校门。这件事后来被人知道了，有人说这王继儒是不是有病啊？这么漂亮的姑娘都不要？听到这些议论，他不动声色。他虽然有个性，但却一直与王兰庄中学的学生们关系最好，直到他去世前，这些学生们还与他有来往，这期间已经40年过去了。 王继儒来到小镇高中，学生们自然知道他的大名。那个时候虽然不提倡尊师重教，但学生们对他还是十分崇拜的。他在小镇高中老师中是工资最高的，校长也没有他多。但他生活特别俭省，衣服很少换新的，在食堂买饭买菜也往往是最便宜的。那个时候，学生都比较困难，穿得衣服补丁摞补丁。小镇高中是工委中学，有5个公社的学生在此上学，除唐坊公社、王兰庄公社的学生跑家外，东田庄公社、毕武庄公社和南孙庄公社的学生都在学校住宿。每逢星期六下午，这些学生就步行回家（那时小镇高中学生没有一个人骑自行车），星期日下午返校，道远的有20多里。他们回校时都从家里带回一罐头瓶咸菜和一书包窝窝头，以度过这个星期。当然，他们也在学校食堂打饭买菜，不过都捡最便宜的，有的学生甚至连菜也买不起。王继儒就时常帮助周济那些生活十分困难的学生。到年底，学校评模范教师，要把名额给他，被他直接拒绝。校长知道他的脾气，也只得作罢。 王继儒记忆力强，一本书看过一遍便知道究竟。他看得书多，所以讲课旁征博引，学生听得兴趣盎然。他讲到高兴处，把围脖解了，挽起袖子，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一手拿着粉笔在黑板上连写再画；一手不时地抹抹额头的汗水，直摸得额头甚至鼻子尖上都是粉笔末。学生们看了，也忍俊不禁。他是大学老师，讲中学的课程自然是小菜一碟。他讲得兴起时，有时还要讲一些大学的知识，学生们看看教材，书上没有这些知识啊？他看到学生的诧异之色，赶忙止住，连说：“这是大学一年级的知识，讲早了，等你们上大学时再听吧！”那时到了期末放假，老师们都回家了，但王继儒的父母不在了，也没有地方去，就以书为伴，在宿舍看书。有时到了晚上被人强拉着去打百分。几轮过去，他便知道其他打牌人手中的牌是什么。虽然打牌只是娱乐，不是以钱赌输赢，可他打牌几乎没有输过，所以打牌人都喜欢与他同伙，但他不爱玩牌。他打牌的高妙之处却被人传为佳话。  王继儒有知识分子的孤傲，或曰风骨。他对当时的一些事情很是反感，而且直言不讳。有两件事情足可以看出他的性情：一个是那个时候时兴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而且有话语权，校领导有时也得避让三分。麦秋时节，学校要停课一周，师生们都要下去拔麦子或割麦子。他对此非常看不惯，就质问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我们学校的任务就是学习，为什么在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去参加劳动，再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农活？”贫下中农代表对他不屑一顾说：“毛主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王继儒老师反驳道：“学生以学为主，其他要次之。”贫下中农代表说：“这些学生都是农家子弟，让他们参加劳动，就是知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王继儒说：“临近考试，有个物理仪器我必须要组装一下，我就不下去了。”“学校的师生都得下去麦收，无故不能缺勤。”“那我还就真去不了！你看着办吧！”贫下中农代表从来没有见过敢顶撞自己的老师，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到公社书记那里。公社书记认为当下最紧要的就是收割麦子，有人竟敢违抗！他立刻让公社广播站播送了批评通报，以儆效尤。王继儒顿时成了众矢之的，但他却脸不变色心不跳，依然没下地收麦子。后来公社书记找到校长：“你们学校的这个老师怎么像茅坑石头又臭又硬。”校长只得敷衍说：“这个老师有心脏病，拔不了麦子，等到地里出了什么事情就晚了。”公社书记也只好作罢，他成为全公社中小学老师中唯一一个没有下地收麦子的人。 第二个令人称奇的是，在1972年的时候，小镇高中的学习风气比较浓重，还疯传以后推荐工农兵学员要经过考试，学生们学习非常努力。可也有个别的学生学习吊儿郎当，考试经常不及格。王继儒非常气愤，拿着试卷质问这几个学生：“你们的父母一把汗水一把泥地劳动供你们上学，这样考这样的成绩对得起谁？”毕业时，这几个学生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但到了1973年，在校内掀起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在全校大会上，学校不仅给了这几个学生毕业证，校领导还向他们赔礼道歉。见此，王继儒勃然大怒，站起身来厉声说道：“学生考试不及格就是不应该给毕业证，要不还叫学校吗？以后教学质量怎么保证？你们就这样管理学校吗？”校长非常尴尬，贫下中农代表也无言以对。 在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王继儒重新回到唐山师专，我也在此任教。我们两个人的宿舍挨着，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教书了，但他通宵达旦地读书。我就非常奇怪地问：“王老师，您已经不教书了，怎么还这样学习啊？”他笑笑说：“活到老学到老吗？”我不禁肃然起敬：“这就是老一代教育工作者的襟怀呀！” 小镇神医  关仁山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唐坊桥与唐坊村之间有唐坊小医院和唐坊公社，还有刚刚由唐坊初中升格的唐坊高中，笔者就是唐坊高中第一届毕业生，而且是以小学毕业的身份上的高中，这也算唐坊高中的一奇，后来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也毕业于这所学校。 今天我们所说的主人公是唐坊小医院的徐大夫，他被小镇人称为“神医”。先说这所医院为什么叫唐坊小医院？这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医院只有徐大夫和他的孙子。徐大夫是中医世家，祖上三代都是中医，他的孙子唐坊初中毕业后就跟着他学中医，给他打下手。第二个原因是在小镇桥南有个唐坊工委医院，这里有大学毕业的科班医生，医疗器械在当时来说也比较齐全。但小镇人还是比较信服桥北小医院的徐大夫，有个什么病都去找他，说没有他治不了的病。把徐大夫说成神医也是有根据的。我的哥哥在18岁那一年被挑上了兵，即将离家之时，突然手脚浮肿，被诊断为急性肾炎，这兵自然是当不成了。因为父亲是铁路工人，就先去唐山铁路医院后又去天津铁路医院给哥哥治病，还住了一些日子的医院。人们都说男人得了肾炎不好治，要转为慢性肾炎就更不好治了。因为父亲在唐坊车站工作，与徐大夫关系好，万般无奈之下去找徐大夫求救。徐大夫说：“让儿子先从医院回来吧，我用中药调治调治”。父亲把哥哥带回家，然后去了小医院。徐大夫号了号脉说：“问题不大，先开几副药消去浮肿吧。”一周后，哥哥的全身的浮肿果然消了，又吃了半个月的中药便完全好了，此后哥哥再没有再犯肾病。 那一年，唐坊初中刚刚改为高中，教我语文的老师叫沈生，文文静静的一个书生。他原本是中央乐团的吹长笛的。他的手指像竹节那样修长，头发有些后背，前额有些秃，剩下的头发也稀疏。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先是发配到新疆教书，后来因为爱人在丰南机修厂工作，便调到了丰南。丰南县城的中学他去不了，于是就来到了唐坊高中。因为唐坊离胥各庄（河头）仅有一站距离。我虽小学毕业上的高中，但学习成绩好，尤其是语文。因为他教语文，我们的关系就比一般师生的关系要好一些。因为他经常坐火车往返，便与父亲也熟悉起来。父亲看他日渐消瘦，便问他有什么病没有。他说有糖尿病。那时糖尿病被称为富贵病，但不好治。沈老师曾经去了丰南医院和唐山医院，吃了一些药也不见效，一般空腹血糖为10点多。他有些愁眉不展，但课还得上。我父亲便领他见了徐大夫。  徐大夫给他摸了摸脉说：“我先给你开些中药，以控制血糖。我再告诉你个偏方，你去找南瓜秧，在南瓜与藤蔓的连结处，掐下一截2寸长的瓜秧，然后煮水喝，然后再适当加强体育锻炼。如果效果好的话就可以治愈。”那个时候，唐坊高中前面有一块地种的玉米，在玉米长起来之后，没有课的时候，沈老师就去耪地除草，每次都是大汗淋漓，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这南瓜的瓜秧好办，那时我家院子的寨子上爬满了瓜秧，可以随便掐。我还告诉同村的同学照此办理给沈老师，让他煮水喝。等到秋后瓜秧蔫巴了，把最后一个南瓜摘了，我就把半湿不干的瓜秧掐下来晒干，再给沈老师。经过半年多的调理，沈老师的糖尿病逐渐降到7点几，后来竟痊愈了。这一下子轰动小镇，十里八庄有这个病的人都尝试此法，颇为见效。沈老师去感谢徐大夫。徐大夫笑笑说：“治病救人，这是医生的天职，不用谢！听说您长笛吹得好，您给我吹一曲吧！”高中离小医院仅半里之遥，沈老师回校取来长笛，吹了一首《梅花三弄》，把徐大夫听得如醉如痴，从此两个人成为挚友。 在我高中毕业时，因为品学兼优，沈老师向学校领导提议让我当高中语文代课老师。我一听连连摇头说：“老师是'臭老九’，我宁可回家掏大粪也不当'臭老九’。沈老师苦笑了一下说：“你闻闻我身上有臭味吗？你学习这么好，不教书可惜了。”说着他拿出一个长笛，吹了一个高音“5”。然后他问我：“这是什么音符？”我说”这不就是'5’吗？”“你听过这么高调的'5’吗？”我说：“没有！”“我就是凭着这个'5’在中央乐团站住了脚，因为其他吹长笛的人吹不上去。”说着他告诉我怎么用指法。我是个音盲，对此毫无兴趣，但沈老师最后一句话打动了我：“我摸索了好长时间的秘诀，在一分钟之内就告诉了你，你走上社会以后一定要谦虚，这样才能学到知识。比如说徐大夫用瓜秧治病的方法是他多年摸索的结果，他一句话就可以告诉你，简单宜行。”后来沈老师向徐大夫说起我不愿意教书之事。徐大夫摇摇头，没有言语，后来他向我父亲说：“人要靠文化才能立足，教书和行医是一理啊！”  还有一件事情更为神奇，让徐大夫名声大振。这时徐大夫已经70多岁，银须飘然，腰不弯背不驼，笔管条直，颇有几份道家气概。小镇东面有个村子叫石桥沽，村子有个妇女姓孔，平日里泼泼拉拉，非常能干，人们都管她叫孔大妈。因为她的乳房比较大，可以下垂到肚脐眼上，人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她“孔大妈妈”。这一天，孔大妈摸着一个乳房有个硬块，起初没有在意，后来硬块愈来愈大，还有些疼痛。她就去了唐坊工委医院，医生一检查说是乳腺癌，建议去县医院检查，结果还是如此，她只好住院。孔大妈听主治大夫说，这个病只有只有动手术切掉才行。她一听要把乳房切掉，吓得一个劲儿哭。丈夫说：“要不我们回唐坊小医院让徐大夫给看看吧！”孔大妈同意了，他们从县医院回来直接去了小医院。徐大夫摸摸硬块，也皱了眉头，因为这硬块比较大了。孔大妈的丈夫一见徐大夫不吭声，知道情况不妙，一下子就给徐大夫跪下了，说：“您一定要救救她，我们一家子里里外外还指着她呢！”徐大夫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先治着看罢。”说着徐大夫让孙子从里间的箱子里拿出十几副膏药，对孔大妈的丈夫说：“这是用我祖传的秘方熬制的消肿止痛去症结的膏药，你回家后在她的乳房和后背上各敷一贴膏药，我再开几副中药辅助治疗。”回家后，夫妻俩按徐大夫说得法子去做，大概一周后，从孔大妈的乳房头里往外流脓血，硬块也逐渐小了，半个月后硬块消除，再去县医院检查，结果乳腺癌好了。孔大妈夫妇甚为感动，边求人制作了一面锦旗，上书“妙手回春赛华佗，救死扶伤是神医”。 从此小镇人成徐大夫为“神医”。县医院给孔大妈看病的主治大夫听说后，大为震惊，觉得不可能。便来小医院找徐大夫问个究竟。徐大夫说：“中西治病，各有高妙，但中医讲究治本固元，而不是一刀了之，因为我们是两种治疗方法，很难说孰胜孰强。”结果，这个医生也没有问出个究竟来。 推荐阅读：  作者简介：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二级），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河北“三驾马车”论》《创作动机论》《滦河作家论》等专著23部。出版长篇小说《滦州起义》，散文集《家乡戏》《姥姥门口唱大戏》《纪念与怀念》。作品获中国文联第一届、第五届文艺评论奖，第七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一届、十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第二届河北省文艺贡献奖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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