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说来，正确的事情自然符合道德的要求，他们二者间的自洽，是最好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正确的事情符合人类的道德标准，而道德上高尚的行为也必然是正确的行为。 大多数情况下，正确与道德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汽车礼让行人。这是正确的做法，因为它符合法律的要求和政府的倡导——行人具有最高路权；同时它也是具备美德特征的道德行为，这种行为反映出我们内心深处的道德要求：人的生命和安全是至高无上的，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服膺人人平等、关爱弱者的共同的“社会契约”。
契约精神是现代文明的基石 让人者的行为不但符合道德的要求，而且用这个行为向人们表明：我愿意接受正义的、良善的、文明的规则的规制，显示出对规则的服从和敬畏——不论其出发点是什么。 再比如警察对犯罪行为的打击。人的生命的至高无上的，但是为什么人们看到警察击毙劫持人质的歹徒时，会对警察表示由衷的赞佩？同样是因为，这种行为的正确的，因为法律赋予了警察在紧急状况下击毙歹徒的权力和职责。 同时，这种行为也是符合道德法则的：一个人的最大自由，是在法律规制之下的自由，这种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限。当你侵犯他人的时候，警察作为政府的化身，必须出面制止这种行为，使社会秩序回归到它应有的良善状态。 这是正确与道德逻辑统一的时候，其实就是二者的评判标准重合的时候。可是我们的生活中和社会中，最怕的是几种评判标准的交织，这时候，就会陷入道德困境之中。如古代忠孝难两全，忠孝都是评判标准。二者不可调和的时候，古代圣贤告诉我们的是：忠放在第一位！
《我不是药神》剧照 前不久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就很好地反映了正确与善良之间的道德困境。徐峥扮演的程勇走私药品，按照法律规定是犯罪行为，但他同时在拯救很多人的生命。曹斌是一个警察，看到患者哀求和绝望的眼神后，决定不管这起走私案件，这显然违背了警察的职务要求，但却有一个比职务要求更强大的东西在内心召唤他，那就是人性！他们二人都在善与恶的边缘游走，但却有一样东西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性，在人性面前，他们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这样的道德困境时刻缠绕着我们，让人备受折磨。
是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良心的折磨这种感知。它时刻提醒我们道德和尊严的价值，教会我们抑制心中的邪念，向往良善的生活。大到哈姆雷特发出“生存，还是死亡”的诘问这样的终极哲学命题，中到律师应不应该为十恶不赦的坏人辩护并为其保守秘密，小到应不应该举报自己的配偶父母、能不能为了某件正义的事情去行贿，等等，都是善恶的界线、道德的困境、良心的折磨。 从以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所谓的正确，就是符合现行的法律，以及法律的具体表现形式——上级命令；而道德，则是人类的良知，它往往表现为仁慈、怜悯、恻隐、不忍，有时候甚至表现为一种踌躇不决。这就是人性。 人性是依靠自然法规制的，它来自于古老的代代传承的习惯、风俗、既成秩序。因此又称为习惯法。自然法是法律之法。也就是说，它在成文的制定法之上。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以及结论：法律——更不用说上级命令——有没有可能并不符合正义的评判标准？ 有没有可能并不符合自然法？ 答案是肯定的，例子俯拾即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答案是，服从于内心的良知、道德和自然法。正如在电影《奇迹男孩》中所说的，“在正确与善良之间，要记得选择善良”。
接受审判的艾希曼 汉娜·阿伦特在《平庸的恶》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描写了纳粹刽子手艾希曼的故事。艾希曼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个把犹太人赶进集中营和毒气室的刽子手，他甚至看起来有点腼腆，有点木讷，但也正是他，参与谋害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 他在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说：我不过是在服从命令而已！ 阿伦特说，这是一种“平庸的恶”。艾希曼被以色列摩萨德从南美洲阿根廷秘密逮捕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最终被判处绞刑。 相似的案例发生在冷战结束、合并后的德国。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
柏林墙 和艾希曼一样，亨里奇的律师辩称这些卫兵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出那句震撼人心的判词：
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只因是“服从命令”就会变得心安理得，好像就获得了道德上的豁免权。可是，总会有一些人，在关键的时刻，面对道德困境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战争阴影下的巴黎 二战中，冯·肖尔铁茨拒绝了希特勒的命令，保全了巴黎这座名城，由此，从一个嗜血成性的武夫，变身为令人敬佩的将军。 我们要知道，错误的行为并不会因为是“服从命令”而免受惩罚。当法律和指令与良知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遵从于内心的良知。 这种良知，归根结底，就是自然法，就是人性。在关键的时刻，当我们左右为难的时候，记着站在人性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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