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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差序结构”中的女性 小说为什么以“祝福”为名，而不以“祥林嫂”为名？
  “祝福”是乡土社会中重要的祭祀典礼，祭祀典礼除了向神灵敬献祭品，给人间祈福外，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经由这样的仪式，确定每个人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由血缘建构的差序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距离中心越近，权力越大，距离中心越远，权力就越小。而被排除在这个结构之外的人，也就被剥夺了在乡村的一切权力，甚至生活的资格。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黑娃和田小娥就被族长白嘉轩剥夺了进入家族祠堂的资格，也自然不能参加祭祀典礼，也就意味着将他们从乡土社会中剔除。黑娃有劳力，他能带着田小娥在村边的破窑洞生活；当黑娃离开后，田小娥作为白鹿原的外来者，就陷入了悲惨的境遇。 只要参加过乡村的红白喜事，就会发现，在这样的场合中，每个人都要通过参与公共事务来证明自己在家庭或家族中的地位，显示自己在家族中的权力。
在鲁镇年底，要举行隆重的“祝福”礼，男人们祭拜，女人们准备仪式的各种物品，“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拜的却只限于男人……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一方面体现了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无论男女都要以符合自己身份的方式参与到祭祀的仪式中。 祥林嫂是鲁镇这个乡土社会的外来者，在差序格局中并没有她的位置，但她依然可以作为佣人，通过勤劳肯干，来获得鲁镇的接纳和认可。当她遭遇丧夫、丧子后，第二次来到鲁镇，已经没有了第一次来时的社会地位。她能劳动，有劳动的价值，四叔家能收留她；但作为人，四叔家已经没有她的位置，鲁镇也没有她的位置，也自然得不到社会的尊重。 一个人只能劳动，而无尊严。这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 而当祥林嫂想用参与准备祭祀用品，来显示自己和其他人在鲁镇是一样的。这时四婶慌了，赶紧制止： 她还记得照旧的去分配酒杯和筷子。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 她讪讪的缩了手，又去取烛台。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四婶又慌忙的说。 她转了几个圆圈，终于没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开。她在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 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 “祝福”反映着人伦关系，人伦关系直接反映着平时的生存状态。四婶的背后是四叔，四叔的态度决定着四婶的态度，也代表着整个鲁镇的态度。
卫老婆子带着祥林嫂第一次来到四叔家，“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讨厌她是一个寡妇。”第二次来时，“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不允许祥林嫂参与祭祀典礼，意味着祥林嫂被鲁镇开除，同时意味着祥林嫂被社会开除。这种做法，主要理由是祥林嫂改嫁和丧夫、丧子。改嫁由不得她，丧夫、丧子更是悲惨的遭遇，但这换不来鲁镇人的同情，而是更深彻的鄙夷。 二、“死者”的权力 由儒家礼教构建的社会体系中，“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只有依附男性，才能获得社会认可。而当没有父亲、丈夫和儿子依靠时，女性就陷入孤苦无依的境地。 她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将自己牢牢地绑在逝去的第一任丈夫身上，作为他的“未亡人”活在世间。“祥林”是她第一任丈夫的名字，“祥林嫂”是众人对她的称呼，大家不管她原来姓甚名谁，不管她嫁第二任丈夫是谁，依旧自然而然地叫她“祥林嫂”。 死去的男人拥有巨大的权力，活着的女人，要披着死去男人的外衣，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  女人被作为商品转卖，“捆”“塞”“抬”“关”是改嫁女性的普遍遭遇。处处标榜“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社会，竟然如此粗暴和野蛮地对待女性！ 社会伦理要求女性要保持贞洁，不得改嫁；但社会又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和传宗接代，将女性作为商品不断转买转卖。祥林嫂的婆婆为了小叔子娶老婆，将祥林嫂卖到山里，到手八十千钱。 伦理和利益就这样撕扯着女性，身处其中的女性不可能拥有自主选择的可能。 祥林嫂初来鲁镇时二十六七，第一任丈夫比祥林嫂小十岁，也就十六七岁，靠打柴为生。可见祥林嫂是童养媳，也就说明祥林嫂是被生养她的家庭（或者说父亲）卖给祥林家的。他的家庭为什么要卖祥林嫂呢？ 打柴为生，足见其贫穷，十六七岁就病逝，更说明因贫穷而没有好的医疗条件。深山野墺的贺老六肯定也贫穷，不然也不会买寡妇做媳妇，也不会仅仅因为伤寒复发而病逝。买祥林嫂的钱从何而来呢？很大可能是倾家荡产娶妻，来生养儿子，来传宗接代。
四叔又为何两次“收留”祥林嫂呢？根本不是出于同情，而是源自现实利益的考量，干活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而工钱只要每月500文。 在乡土社会中，婚姻是一个人由孩童步入成人社会的标志，一个没有结婚的男人，不会被当作家族成员，也不会被载入族谱。而一个没有子嗣的男人，意味着“香火”断绝，“断子绝孙”是传统社会中最恶毒的诅咒。 三、被撕扯和践踏的祥林嫂 贫穷是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境况，娶亲耗费巨大，为了让家庭香火延续，卖女儿为儿子娶亲，卖寡妇为小叔子娶亲。贫穷这座大山压在家庭男人们的头上，而男人们脚下踩着的是女人。 自己对这一切当然是坚信不疑的，当她被绑着嫁给贺老六时，她不得不依，但“真出格”“实在闹得厉害”： 祥林嫂的“闹”并不是出于她对非人待遇的抗争，而是源自于她内心深处对封建礼教的认同，可能还有对改嫁之后，社会舆论的恐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镇后，讲述着她悲惨的故事。人们拿她的痛苦消遣着，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同情和怜悯获得内心的愉悦和满足。 男人们的笑，固然是“寡妇门前是非多”的笑，而女人们的“宽恕”和“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说明了祥林嫂平日不仅受到男人们的各种调戏和侮辱，还受到同样是女性的女人们的怨恨和鄙薄。 当她悲惨遭遇成了“咀嚼鉴赏”后的“渣滓”，得来的只有“厌烦”和“唾弃”，还有“又冷又尖”的笑影。祥林嫂身处社会，自身不被当作人来看待，把她当作商品，当作笑料，直到她没有一点再利用的价值。 人们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神，也按照自己社会的结构建造了天堂。就连土地庙也没有给祥林嫂出路。对于祥林嫂来说，人间的不公并不会因为她死亡，到另一个世界消失，反而会由内隐的精神折磨，直接外化成身体的折磨。 祥林嫂或许还心存幻想，死后就能见到家人，见到阿毛。幻想是希望的近义词，有了它苦难就能够忍受。但社会并不会因为死亡而放过女性，通过“阴司”恐吓她们。
死去被两个要被阎王锯开，祥林嫂活着时又何尝不是被伦理和利益锯成两半呢？作为替身的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她自己又何曾不是被千万人践踏呢？千万人践踏并不能减轻人们眼中她身上的“耻辱”。 直接从四叔家出去成为乞丐，和到卫老婆子家再成为乞丐有什么区别呢？前者看重的是她的使用价值，后者看重的是她的商品价值。当她身上没有可利用的价值时，她只有被驱赶，沦为乞丐，然后死在路边……
黑点在白纸上才格外醒目，祥林嫂的悲剧在“祝福”中才更能让人哀痛和深思。 这个时候，天地沉浸在“祝福”繁响、懒散和舒适的幸福中。 幸福祥和永远是我们社会想要呈现出的效果，而从来不在乎有多少祥林嫂在“祝福”的欢闹中悲惨死去。 四、“嵌套式”的叙事结构 小说能不能直接讲祥林嫂的故事，而不以“我”的口吻叙述呢？
从故事的叙述的角度看，从我的视角去看祥林嫂，除了更为情节更凝练集中、便于直接议论抒情外，也通过我的眼睛看到了虚伪凶残、麻木不仁的四叔、四婶、柳妈、卫老婆子等各个阶层的浮世众生。 在《祝福》中，我回到乡村，却找不到任何归属感，反而感觉是“剩”在那里的，然后再三表示“决计离开”。但悲惨的祥林嫂并没有在“我”的心里停留多长时间，鲁镇依旧热闹，我的“疑虑”也被“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乡村已经不是古代士大夫向往的隐居归隐之所，没有一点美好，只有贫穷、愚昧和残忍。 离开乡村，去哪里呢？是去城里的福兴楼吃“清炖鱼翅”，还是见见曾经同游的朋友？还是和自己的爱人远走高飞？亦或者谋一份差事，过悠哉游哉的生活？ 这篇小说中的“我”和整个小说集《彷徨》中的“我”，有时在乡村，有时在城市，有时面对朋友，有时面对爱人，呈现出同一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眼中的社会的城乡、经济、文化、情感等方面的内容。也让我们看到了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的“彷徨”，软弱退缩，没有直面问题的勇气，更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连自身的缺点都无法正视和改变。
鲁迅不仅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指向了人性的丑陋和凶恶，更指向了自己。鲁迅认识到知识分子也是伦理秩序中的一分子，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启蒙者，而是把自己看成了众人中的一个，解救他人，也要解救自己。 翻看《彷徨》，你会发现，1924年前后，知识分子心中有人，但脚下无路，只有“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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