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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与威尔逊，亲近与分歧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杰出的小说家和文体家，埃德蒙·威尔逊是著名的评论家和作家，他们的名字因为俄罗斯文学而产生了重要的交集。刘佳林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纳博科夫研究和译介工作。2022年12月，他的最新译作《亲爱的邦尼，亲爱的沃洛佳——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问世，为当代中国学者深入了解两位传奇人物打开了新的窗口。 《俄罗斯文艺》公众号特邀刘佳林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如下采访：  ▲刘佳林教授 01    刘教授，您好！祝贺您的最新译著《亲爱的邦尼，亲爱的沃洛佳——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出版。作为著名的纳博科夫研究专家以及纳博科夫传记的译者，您能和我们讲一讲，这些私人通信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纳博科夫有哪些价值吗？ 刘佳林教授：谢谢。纳博科夫在书信写作方面也很勤奋而高产。他从1923年起写给妻子薇拉的信件（Letters to Vera，Olga Voronina and Brian Boyd,ed., Penguin Books Ltd,2014） 已经被译成中文 (《致薇拉》，唐建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那是一位恋人、丈夫对爱人浓情蜜意的见证和单向的关于自己日常起居及行踪的报告，也展示了一个作家的成长。1990年，英语世界还出版过纳博科夫的《书信选，1940-1977》（Selected Letters,1940-1977,Dmitri Nabokov and Matthew J. Bruccoli,e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90），编者的意图是想通过书信揭示一个作家的职业发展及其对创作过程的洞察，他的学术活动和对鳞翅目昆虫、象棋的热情，他重要的生活细节，他的家庭关系、艺术及个人品质等，因此选收的通信类型及对象很多，包括形形色色的出版商、编辑、导演、同事，还有作家、传记家、译者，他的妻子、儿子、妹妹及其他家庭成员，甚至给美国驻布拉格领事、剑桥大学朋友的书信等。《与妹妹通信集》（Perepiska s sestroi，Ann Arbor, MI: Ardis，1985）则主要是他与在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工作的妹妹叶连娜·斯科尔斯卡娅1945-1974年间的俄文通信。比较之下，这本通信集的价值与意义就格外突出。  《亲爱的邦尼，亲爱的沃洛佳——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Dear Bunny, Dear Volodya: The Nabokov-Wilson Letters, 1940-1971；西蒙·卡林斯基编，刘佳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初版于1979年，中文版是根据编者2001年的增订本翻译的。从纳博科夫的角度说，这是他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书信集，也是纳博科夫与威尔逊这两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三十一年间的通信集，覆盖了他们重要的生命阶段和创作阶段。无论是纳博科夫的传记作家还是威尔逊的传记作家，都会经常引用这些书信，其传记学的意义非常明显。 这些书信忠实、详细地记录了纳博科夫1940年5月从欧洲去美国、最终以《洛丽塔》闻名世界的整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威尔逊给予了无可替代的帮助，诚如卡林斯基所言，“没有威尔逊的帮助、劝告和文学人脉，就很难想象纳博科夫第二段文学生涯（一个用英语写作的美国作家）会如何开始”。威尔逊为纳博科夫提供各种写作机会，跟他介绍形形色色的出版人和编辑，以一个出色的母语表达者给纳博科夫的英文提出意见；他们经常交换、争辩对文学的看法，威尔逊成功地向纳博科夫推荐了狄更斯、简·奥斯丁和让·热内；他们合作翻译出版俄罗斯文学，并谋划更多的合作项目；他们讨论政治、时事、语言、文化、昆虫学，报告各自的日常生活、家庭琐事、旅行印象，谈论俄罗斯决斗的方式，甚至呕吐、牙疼等等。这些书信展示的是两位大家很私性的方面，亲切、率真，充满了温润的人性。 纳博科夫和威尔逊分别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是美俄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关键阶段的代表。他们身上都有较浓厚的古典人文知识分子气质，又对现代主义有着敏锐的嗅觉，并且以自己的方式拥抱甚至引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他们充满智性和原创性的文学交流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典型案例。事实上，他们的书信所讨论的常常就是典型的比较文学话题，比如俄语诗律学与英语诗律学的对比，不同视角下的俄罗斯文学及文化的观照，对众多世界文学现象相同及相异的看法等。这些讨论既非见解的简单对错，也非文学趣味的高下优劣，而是关乎各自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文学观念及对待问题的方式等，因此需要比较文学的审视与阐发。 威尔逊对纳博科夫《洛丽塔》的创作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1948年6月1日，他给纳博科夫寄去萨特的作品，还有“哈夫洛克·霭理士的性杰作”，这是蔼理士以附录收入其论文集《性心理学》法文版第六卷的《一个南方俄国人的性忏悔，约1870年……》。在《说吧，记忆》里，纳博科夫提到这个自白，但在该回忆录的俄语版本《彼岸》里说得更明确。这份自白结尾的主题——一个男子被年轻的女孩迷住、勾引，结果这些看似牺牲品的女孩在性事方面比他更有经验——明显影响了《洛丽塔》，为这部小说的情节发展“提供了强烈的刺激”。20世纪美国文学的成就与纳博科夫密切相关，但恰恰是威尔逊首先发现并鼓励了纳博科夫，为他提供了激发文学灵感的重要素材，所以卡林斯基说，威尔逊对纳博科夫的友谊是对美国文学的一种额外的、但尚未得到认可的贡献。 这部通信集出自两位才华横溢的伟大作家之手，其智慧的光芒交相辉映，往往片言只语就能激动读者、引发遐想，更能给熟悉他们生平与创作的读者带来发现的喜悦与会心的共鸣，而卡林斯基的注释则变本加厉、踵事增华。1941年3月27日，纳博科夫跟威尔逊说起他在韦尔斯利学院教学的愉快体验，他引用了前辈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回忆录中一个形容女生的短语，“银铃般的笑声”，卡林斯基为我们提供了更完整的段落：“看到这些年轻的姑娘被自然与科学簇拥，是多么迷人的景象。而且到处都是——树林中，湖面上，高大的走廊里，在年轻的、银铃般的声音里，你听到了韦尔斯利的欢呼。”对去过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读者来说，这样的描写能唤起许多美好而愉快的记忆。   02   这两位通信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埃德蒙·威尔逊，前者同时具有俄国域外作家和美国作家两个身份，后者似乎给人留下了有某种俄罗斯“情结”（当然“情结”一词或许会引发歧义）的西方作家、学者的印象，这两种印象之间似乎有种矛盾的因素。这与他们之间的交往从友谊开始，到“友尽”而结束是否有关系？您认为他们之间主要的分歧在哪里？ 刘佳林教授：1940年纳博科夫经由其堂弟尼古拉·纳博科夫介绍与威尔逊结识，1965年威尔逊言辞激烈地批评纳博科夫的译注《叶甫盖尼·奥涅金》导致关系破裂，彼此坦诚而亲密的友谊持续了二十五年。 他们为什么亲近，主要分歧又在哪里？编者卡林斯基为这部通信集撰写的“导言”就是在回答这些问题。卡林斯基努力在两人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尽可能多地提供背景性内容，出语谨慎，持论公允，是我们理解纳博科夫与威尔逊文学关系的出发点。 卡林斯基认为，他们磁铁般的知性关系的正极是普希金，负极是列宁。确实，两个作家相互吸引首先是因为普希金。威尔逊1935年访问苏联期间与德·米尔斯基相遇，激起了他对普希金的兴趣，并开始学习俄语，而普希金是纳博科夫“最光辉的榜样”。由于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生活遭遇及政治态度不同，威尔逊和纳博科夫在如何评价列宁方面存在矛盾。但他们更深刻的分歧还是在文学方面。威尔逊既是象征主义文学的捍卫者，也是《爱国者之血》的作者，其文学趣味更广泛，更具包容性，而纳博科夫则有着独特、鲜明、更为纯粹的文学观念。威尔逊虽然也写小说，但主要是一个批评家，纳博科夫则首先是一个作家，这造成了他们对待文学的不同视角和评价作家的不同尺度。他们在通信中经常表达不相一致甚至针锋相对的文学判断，说明他们的分歧很难弥合。 ▲Эдмунд Уилсон 因为在美国批评界享有盛誉和威望，威尔逊在他们结识之初很自然地成了纳博科夫的引路人和文学教员；而纳博科夫初来乍到，要“在事业的中途用一种新的语言白手起家去赢得尊敬”（布赖恩·博伊德语），当然会格外珍视这样的热情与友谊。用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概念说，他俩的“权力比例”是明显偏向威尔逊的。但人际关系的权力比例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且威尔逊有所不知的是，纳博科夫在去美国之前，已经在俄侨文学界建立了声名，创作了他最优秀的俄文小说《天赋》，敢于挑战令许多人尊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显示出强悍的文学姿态。逐渐地，纳博科夫在英语世界再次证明了自己，《洛丽塔》更是带给了他国际声誉，权力比例的天平发生反向倾斜。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Набоков 1962年6月25日，威尔逊跟《新闻周刊》记者说起纳博科夫：“我们在文学的一切方面都观点不一，除了普希金。”威尔逊的这个乐观的说法应该修正为：他们在文学的一切方面都观点不一，尤其是普希金。 纳博科夫是以普希金的继承人自居的。他穷15年之功（1948-1963）译注的四卷本《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一座丰碑，集中反映了他对普希金、文学、翻译、俄罗斯文学传统甚至“祖国”的态度。在这个译本中，纳博科夫不仅创造了极其个性化的翻译方法，而且撰写了1200多页的注释、评论与索引，对《叶甫盖尼·奥涅金》所涉及的俄国习语、各种概念、风俗、人名、历史和文化事件、普希金对西欧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以及通过法文译本了解到的英国文学的吸收等作了详尽的阐述。如此呕心沥血之作却在出版后的1965年遭到威尔逊的严辞抨击，后者认为，纳博科夫不仅炮制出了“一种跟普希金毫无共同之处的乏味、笨拙的语言”，而且还显示出“他一意孤行想震惊读者、激怒读者的伎俩……想把普希金弄得没精打采来折磨读者，也折磨自己”。威尔逊的批评触犯了纳博科夫最深厚的文学信仰，深刻暴露了他俩大异其趣的文学观念，因此纳博科夫奋起反击，两个人的友谊由此走向终结。 数年后，1971年3月2日，纳博科夫得知威尔逊病了，便写信给他，深情回忆彼此的友谊，并主动表示捐弃前嫌： 亲爱的邦尼： 几天前，我有机会重温我们往来的整捆书信（用俄语说是vsyu pachku ），再次领略你的许多温情善意，我们友谊中的种种激动，还有艺术及智力发现的持续兴奋，真让人快意。 我（从叶连娜·列文那里）得知你病了，很难过，后来又听说你好多了，我很高兴。 请相信我，对你当初无可理喻地不理解普希金和纳博科夫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我早就不再抱怨了【……】 但文学观念的深刻分歧和个人关系的太多误解最终没有让两位个性都很强的朋友握手言和。 03 编者西蒙·卡林斯基的前言以及为此书编写的注释显示了他扎实的学术功底。您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美国纳博科夫研究的大致情况吗？ 刘佳林教授：由于大量的移民及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斯拉夫研究一直备受瞩目，而得天独厚的卡林斯基在斯拉夫文学研究方面确实身手不凡。西蒙·卡林斯基（Simon Karlinsky，1924-2009）是出生于中国哈尔滨的俄侨后代，像20世纪20年代纳博科夫主要的生活地柏林一样，哈尔滨当时也是俄侨的一个重要聚集地。1938年，卡林斯基移居美国，五六十年代开始接受正规的文学研究训练，并以茨维塔耶娃研究获得博士学位，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卡林斯基除了出版关于茨维塔耶娃的著作外，1985年还出版了其学术代表作《从起初到普希金时代的俄罗斯戏剧》（Russian Drama from Its Beginnings to the Age of Pushkin）。他对果戈理、对契诃夫的书信、对俄罗斯在西方的流亡作家等都有广泛、深入的研究。这本通信集的前言、注释确实显示了他扎实的学术功底。 美国或英语世界的纳博科夫研究多可称道，关于截至2010年的研究状况，我曾有专文介绍，并在《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的相关章节做了进一步补充，在此不再赘述。我愿意简单描述一下最近十多年来美国的纳博科夫研究进展。西方的纳博科夫研究向作家创作的众多面向深入，并一直沿着细化和泛化两个方向发展。纳博科夫与戏剧是过去学者们涉猎不多的话题，近年来先后有专著系统地讨论；纳博科夫与莎士比亚、乔伊斯、伍尔夫等的文学关系得到进一步研究；还有学者将纳博科夫放在跨国族写作中予以观照，认为虚构的国度、另类的历史和科幻的世界是移民作家和多语种作家构成想象的共同体的基本方法，作品往往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具有世界主义特征。 纳博科夫单个作品的细致分析自《洛丽塔》《阿达》《普宁》等之后有了新的成果，尤里·莱文（Yuri Leving）对纳博科夫最优秀的俄语作品《天赋》予以详尽的解答(Keys to The Gift: A Guide to Vladimir Nabokov's Novel, Boston: Academic Studies Press，2011)。作者在梳理从1933年到2011年《天赋》写作、出版及流传过程大事记的基础上，分别研究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手稿，编辑、出版的过程，小说涉及的复杂的历史背景，并对标题、情节、叙述、主题、时间线、人物、结构、文体风格、英语翻译、批评接受等做了尽乎穷形尽相的分析研究。 翻译是纳博科夫取得成就的又一领域，同样引起美国学者的关注。朱莉娅· 特鲁比基娜（Julia Trubikhina）的专著《译者的疑问：纳博科夫与含混的翻译》（The Translator's Doubts: Vladimir Nabokov and the Ambiguity of Translation）曾于2016年获得舒曼奖。这是以纳博科夫个案来研究翻译理论的专著，作者分别选择《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洛丽塔》脚本，从罗曼·雅各布森所说的语际翻译（interlingual）、语内翻译 （intralingual）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等方面予以讨论。在作者看来，纳博科夫对《洛丽塔》的改编既是语内翻译也是符际翻译，而纳博科夫将英语《洛丽塔》自译为俄语《洛丽塔》更值得关注，是对雅各布森概括的三种类型的突破与超越。值得一提的是，特鲁比基娜试图将纳博科夫创作中的形而上学问题与他的翻译实践结合起来思考，他的形而上学规定着他的小说创作，也规定着他的翻译。这就把纳博科夫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小说创作拓展到他的文学翻译之中。一般的翻译追求可读，遵循的是雅各布森所谓的隐喻模式，即寻求与原文的相似，而纳博科夫则遵循寓言或转喻模式，寻求与原文的相邻关系，这与纳博科夫的世界观及哲学认识相关。对纳博科夫来说，翻译普希金也是他“追踪（普希金）秘密的根茎”的一次文学旅行，纳博科夫通过翻译、评注去寻找普希金的欧洲源泉，是对一种文学传统的追踪与建立。特鲁比基娜对纳博科夫翻译观、文学观的理解具有理论的系统关联性，也有助于我们从侧面理解纳博科夫与威尔逊的那场争论之症结所在。 最后，跟我们的话题直接相关的著作是亚历克斯·比姆（Alex Beam）的《宿怨：纳博科夫、威尔逊及美好友谊的终结》（The Feud: Vladimir Nabokov, Edmund Wilson, and the End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 New York : Pantheon, 2016）。这是关于纳博科夫与威尔逊文学关系始末的专题研究，对两人的恩怨是非做了细致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他们的交往与个性。 04 这本书显然是有较高翻译难度的，不仅涵盖多种语言和历史文化背景，还涉及昆虫学等多种专业知识，您是否可以分享几个有趣的例子？ 刘佳林教授：纳博科夫与威尔逊都是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批评家，他们熟悉多种语言文化，知识渊博，交友广泛，喜欢在书信中无所铺垫地旁征指涉，又非常专业地讨论昆虫学，这些都给翻译带来了难度。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我过去对法国作家热内无所了解，因此第207封信中的一句“The pièce de résistance is, of course, Divine”令我困惑，直到读了热内的《鲜花圣母》，才立刻明白它的意思：“主菜当然是迪维内啦。” 鳞翅目昆虫学始终是纳博科夫翻译中的一大障碍，有时译者不得不保留原文，因为中文世界确实找不到对应的学名。 此外，与文学翻译不同，学术翻译经常面对大量的构成互文关系的文本，如何对待那些已经在译入语中存在的文本，是翻译中的一个问题。我的个人体会是，翻译不能处处从我开始，充分尊重已有译文，择善而从，是对广大前辈译者的尊重，也是学习的机会。同时，这样的翻译处理对读者也是友好的、负责任的。中国读者往往是从翻译学习了解外国文化的，已经在众多中译本的基础上建立了某种认知体系，如果新译本置大量既有译本于不顾，各种名称、概念、表述必须自出机杼，就会给读者带来困扰甚至障碍。因此，这部通信集涉及的例如普希金、契诃夫等作家的众多文本片断我都尽可能采用了较为权威的中译文。 本书责任编辑邹滢的专业敏感和敬业精神让译者避免了不少错误，我要谢谢她。 05 这些书信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纳博科夫，而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也常常引起争议，比如有人说他“偏激”等等。您怎么看待他的文学批评？ 刘佳林教授：必须承认，关于纳博科夫文学批评的认识已经形成了某种刻板印象，认为他偏激，喜欢肆意鄙薄其他作家。在这部通信集中，我们也看到纳博科夫对福克纳、马尔罗等作家的严厉批评，说他们的作品“最陈腐、最乏味”，是“特级陈词滥调”。他经常在自己作品的前言中不厌其烦地对弗洛伊德及精神分析学冷嘲热讽，这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印象。 面对这个问题，我做过一次粗略的统计分析。纳博科夫的访谈录《坚决的意见》（中译《独抒己见》）集中反映了他对众多作家的看法，是可靠的统计样本。在《坚决的意见》中，纳博科夫明确予以褒贬的作家共88位，其中获得积极评价的是56位，受到否定批评的是32位，也就是说近三分之二的作家得到他的肯定。这些数据表明，纳博科夫并非自大狂，也不是一个无视既成文学秩序和经典法则的另类作家，而是一个与公认的文学传统相认同的人。 即便褒贬分明，纳博科夫的评价也不绝对化。他称赞《死魂灵》有着“史诗的高度”，但不喜欢果戈理的神秘说教；他否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对《地下室手记》予以肯定；他给托尔斯泰的评分是A+，但不接受其功利性的道德主义，所以他赞美《安娜·卡列尼娜》《伊凡·伊里奇之死》，却轻视《复活》《克莱采奏鸣曲》；他说日瓦戈医生是他讨厌的四个医生之一（其他三个分别为弗洛伊德、史怀哲、卡斯特罗），但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却赞赏有加，称他是“男性的艾米莉·狄金森”。 在作品类型方面，他讨厌的是神秘小说、历史小说、包括色情文学在内的各种刺激性小说、对话太多的小说、充满理想主义谎言的小说、反乌托邦小说等，这些作品无疑都首先依赖文学以外的要素而生存，而这恰恰有违他所坚持的文学观念。他1948年11月21日给威尔逊的信中说，许多作品“虽然有社会效应，伦理上也值得推崇，但不是文学”。可见，他评判作家、作品的首要标准是文学，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切入文学的唯一视角就是我对文学的兴趣——也就是说，从艺术的永恒性和个人天才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文学讲稿》）纳博科夫的这种文学态度受到德·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的影响。在米尔斯基看来，俄国文学深受社会学批评和思想表达之累，因此要努力捍卫其文学品质。在纳博科夫看来，普希金最好地体现了文学的内在品质追求。 纳博科夫的朋友霍达谢维奇这样揭示普希金艺术的核心：“普希金让他和所有后来的俄罗斯文学都服从于内在真理的声音，追随普希金就是分担这一点。普希金是第一个在其艺术中用最后的审判来判断自己的人，他留给俄罗斯作家一种决定性联系，即人与艺术家、个人生活与创造性命运的联系。”纳博科夫追随普希金，并且分担这样的艺术使命。早在1937年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时，他就在文章《普希金，或真实与貌似真实》中申明了自己的观点，普希金是无法翻译的，诗人比散文家更难跨越国界。真实的普希金在别处，“普希金的真理像良心一样不可毁灭，它一刻也没有停止闪耀。”唯有把握了这样的真理，才能把握真实的普希金。纳博科夫自信地宣称，这种真理就体现在他自己身上，这也是福楼拜、莎士比亚、贺拉斯都明白的东西，即“对一个诗人来说，唯一重要的是：他的艺术。”正是对普希金的这种理解与追随，纳博科夫才坚持直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评注，并且为了捍卫他所理解的普希金而不惜牺牲与威尔逊的友谊。 纳博科夫在中国找到了他的知音。智量先生在其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前言”中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先生的英译本和他为《奥涅金》所做的详尽注释给我在理解原作方面帮助很多。”中文读者能从智量先生的译本感受纳博科夫评注的助益与魅力，这是非常幸运的，这也让我们对这位刚刚辞世的前辈翻译家充满了敬意。 再次感谢您接受编辑部的采访！
采访 | 周安妮 排版 | 王紫晴 校对 | 谭雅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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