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日 七绝 【宋】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注释与解读】 泗水：在山东济宁，作者从未到过泗水之地，且当时泗水之地早已被金人所占，之所以写到泗水，原因是孔子曾居于洙泗之上，弦歌讲诵，传道授业。而朱熹心仪孔圣，故借泗水神游以托意。 等闲：普通，轻易。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世称朱子，南宋徽州婺源县人，生于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对后世影响很大。他还在建阳云谷“晦庵”草堂讲学，并校订了四书，成为后代科举应试科目。 理，物之理也。王弼曰：“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理学研究“天理”，本应属于“治物”，这是一个突破。但理学的“理”并不纯粹，周敦颐有言：“礼，理也。”因此，理学的“天理”既有自然的成分，亦有道德的成分，自然之天与道德之天合在一起了。 单从字面上解读，“天理”是客观存在的道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了解天理，人们应当“格物致知”，通过研究人外之事物，来感知、获知天理的存在。为何向外求？因为只有摆脱主观意愿的束缚，才能捕捉到事物的本质。回过头来再用“天理”来指导实践，“观之以理”，同样也意味着超越主观，保障了客观。这种方法论，确实很有自然科学研究的味道，可惜进程并不顺利，后来就走样了。 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意为：在人之外存在天理，人应当克制私欲以遵循天理，不能为了纵欲而违背天理。“存天理”是学习道家，“灭人欲”是学习佛家，但这句话其实是从《礼记·乐记》转化而来的：“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因此，“存天理，灭人欲”也是对儒家的继承改造，是“克己复礼”的升级版、加强版。 与以往的儒家一样，理学并不否认人的合理欲望，但理学学习佛家的“无欲”显然有点过了，不但没能感化统治者，反而被利用来愚弄被统治阶级、禁锢人情，然后再美化统治者自身享受的合理性、以及剥削的合法性。统治者对“治物”不感兴趣，“治人”才是重点。毕竟“治人”利益巨大，诱惑力太强。不得不说，这样的结果是理学建立者没有料到的。 理学的兴起，一方面是佛教发展迅速，挤兑了儒学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是国运衰弱、社会颓靡，理学试图重振世风、挽救国运。理学并非不讲经世致用，但这个进程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慢功挡不住急火，迅速到来的战争，终止了理学的苦心。其后理学又被新朝统治者利用来束缚百姓，最后大家对理学的信任只停留在个人修心养性上了。 三百年后有阳明心学。心学反对驰求于外，认为天理就在心中，即良知。但良知往往被遮蔽，因此应通过修行以消除杂念、“破心中贼”、拨云见日以致心灵纯净，如镜面之“虚灵明觉”，这个过程就是“致良知”。王阳明借鉴了佛禅的“明心见性”。心学认为性之善恶是一个欲望度的问题，物之善恶是一个视角和处境的问题。良知就是善端，有了良知，人们就能懂得区分善恶。 致良知是心学的核心。为此王阳明提出修心的途经，一是提升专注度（心外无物），二是提高自信（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在实践中只要不违心、从心所至，自能符合天理良知，这便是行止由心，再加上正反馈，就是知行合一了。更进一步的修行就是要多在事上磨炼，不断使心力强大，可以达到狂而不傲、李广射虎的境界，然后舒展心灵，从容处事，自然胜得容易。但为了避免走上极端，王阳明核心强调“致良知”，要修出一颗好心，才能放开自我。其实就是孔子“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加强版、升级版。 心学的兴起缘于理学的没落。心学鼓励人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欲再次发动经世致用、有所作为。但在封建高压统治的大环境下，心学还是草枯花蔫了，最后只剩下了个人修炼、禅悟。 在个人修为上，心学、理学都主张减少欲望，甚至无欲。虽然这一点是向佛老学习的，但孟子早就说过“修心莫善于寡欲”，孔子也提出过“无欲则刚”。欲望是痛苦的根源，要消除痛苦，一是满足欲望，一是消除欲望，后者可行，成为佛家的选择。而道家认为，寡欲是能力提升的前提，也有助于主观发挥。理学、心学综合了三教之见，欲望减少则心泰、则心乐、则至诚、则愉悦，在好的状态下人更容易提升认知、发现真理、掌握真理，进而建功立业，所谓内圣外王。所以，人应当有志而无欲。但如何才能减少欲望呢？必须通过修行、思索，并在实践中积极应用。 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批评理学、心学缺乏经世致用，甚至是空谈误国，虽不全然，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理学与心学，是儒家向佛老学习改造自身的成果，并不是创新性的理论，终究无法赋予社会强大的力量去发动革新和革命。理学在“治物”上缺少突破，理学、心学在“自由、平等”上不敢大胆突破，终究没能走上解放人性、解放个性、释放潜能的道路。如果个人缺少自信和无拘无束，那么他的能力发挥很难达到高度。如果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那么社会的能量总和也就上不去了。从实际效果看，理学与心学，除了促进儒释道融合更深之外，并没有使社会发生质的变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