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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建国之初，太祖太宗便开始注意进行馆阁重建以带动整个社会的文化事业发展，实施以文治国、整肃士风与世风的文化战略。 从而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与馆阁生活趣味为核心、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与文化使命感为旨归的新型馆阁文化。正是在这种新型的馆阁文化的引领下，一批馆阁词臣开始了北宋词最初的创作。  这批馆阁词臣虽创作成就有限，但掌握了当时词坛的主流话语权，对于后来同为馆阁词臣甚至一般文士的词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北宋政治的发展，馆阁文化在具体内容上得到了不断的更新与充实，与之相应的，馆阁词臣所作之词，也随着馆阁文化的发展，有着新的面目，形成了与晚唐五代词本质迥异的诗人之词，大大提高了词的诗性特质与在文坛的地位，从而铸就了北宋“一代文学”的辉煌。 那么，北宋的馆阁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北宋馆阁文化到底有什么样的内涵与本质特征北宋馆阁词如何界定，它与馆阁文化关系如何，又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北宋基本国策与馆阁重建 北宋立国之初，宋太祖因五代以来兵祸不息，自己也以兵权在握而黄袍加身，十分担心旧史重演，国柞不长，便乘夜问计于宰相赵普。 赵普认为天下不宁的原因在于“方镇太重”，并建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结果太祖以“杯酒释兵权”式的文明手段解决了兵权问题，完全放弃了历来开国君主残暴阴险地杀戮功臣的做法。  真正从自身做起，推行“僵武修文”政策。解决了方镇兵权之后。太祖又在地方“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在中央，以枢密使为常设官员，“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 还可以和统兵的高级将领互相牵制”，而枢密使由皇帝专任，与宰相一样，几乎全用文人。这样，从地方到中央，构建起了一种“文人主政”的政治格局。 宋太宗赵光义在伐辽失败后，更进一步削弱武将、勋臣的地位，明确地以“兴文教，抑武事”为基本国策，大为重视联系着社会上层与基层的科举取士制度。  他不仅继承太祖亲试进士的做法，还为中格进士设闻喜宴，对进士第一人，又宠之以诗在考试制度方面。他命考官采用糊名考校的办法，以消除校试中的不公正现象。 真宗即位后建立誊录制度，至此，科举考试制度大备，此后，个人的科举成功胜过任何军功。宋初通过科举用人的制度，优待文人，大大提高了文人的社会地位。 提高文人社会地位的另一面，则是对民间尚武的抑制，以及迫使武人地位下降。宋初“崇文抑武”基本国策是决不动摇的。宋初抑武，还表现在对将士的待遇上。 北宋的士兵，社会地位和待遇极低，还要在脸上刺字。  北宋“崇文”，不仅以“抑武”为导向，在用人上突出地表现出来，还在于加强文化机构建设，在全社会实施培养文人的战略。在京师，建国之初即“因周旧制”，建有国子学、太学在地方，仁宗即位初，又命“藩辅皆得立学”，庆历四年，又诏州县立学。这些学校都是直接为科举取士服务的，可视为培养初、中级人才的文化机构。在中央政府内， 北宋因承唐五代旧制，还建立与扩大了培养高级人才的文化机构—馆阁。 北宋初创时期，南方尚未臣服，武事仍是太祖的主要工作，加上财力物力的限制，太 祖在文治上难以大有作为，只是在五代梁汁京三馆旧址上，合建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于 一处，但他“首辟儒馆以育人才”，为后继者作出了良好的指引。太宗时期，汉人一统于赵家王朝，文化机构建设终于走上了康庄大道。太宗皇帝除了重建“三馆”外，还于端拱元年五月下诏。“置秘阁于崇文院。”这样统称“三馆”与“秘阁”的“馆阁”，其机构形态在太宗时便建设成功。  但不幸的是，大中祥符八年四月，荣王元俨宫中火灾，延烧了三馆秘阁。 真宗下诏于右掖门外创崇文外院，别置三馆书库，至仁宗天圣九年崇文院修复完毕。“三馆”“秘阁”才迁回旧址。 神宗元丰改制后，“秘书省取代崇文院，重新成为国家图书收藏管理机构。 三馆秘阁事务并入秘书省，馆阁书库亦归秘书省管理。”但习惯上，人们仍称秘书省为三馆秘阁、馆阁或三馆。 原有的三馆书库也并未合并，到哲宗元枯四年，才顺应机构建制的改变，因秘书省建言对三馆秘阁藏书进行系统性的组织。秘书省职掌分国史、太史、经籍、知杂四案。 “国史案掌修国史、实录、日历等，哲宗元枯五年以其职事归国史院，隶门下省，绍圣二年，复以修日历事还秘书省，改名日历案太史案掌天文历法等事务经籍案掌图书典籍之事知杂案则掌管本省各种行政事务。 徽宗政和六年又增置道教案，掌道录院道官名籍及迁转之事。”  与物质形态的馆阁建筑、书籍相关的，也是最重要的，便是馆阁官员的设置。昭文馆设置直馆，“淳化初，以吕枯之、赵昂、安德裕、勾中正并直昭文馆。”集贤有直院、有校理，端拱初，以李宗愕为集贤校理，淳化初，以和左山右蒙为直集贤院。”元丰改制后，取消贴职，馆阁官员即指秘书省官员。秘书省官置监、少监、垂各一人，其属有五著作郎、著作佐郎、秘书郎、校书郎和正字。元枯初，复置直集贤院、校理。五年，置集贤院学士并校对黄本书籍官员。 如果我们给元丰改制前的馆阁官员划分等级的话，那么，两府政府与枢密院有贴职的官员可视为高级馆阁官员。 两制中书舍人院与翰林院有贴职的官员可视为中级馆阁官员，而在三馆秘阁中有“职守”的馆职则为下级馆阁官员。 馆阁官员的任职都有哪些条件呢？ 淳化元年，三馆秘阁“置直阁、校理，以诸司三品、两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阁事。 其中“直阁”以朝官充，“校理”以京朝官充。天禧初，三馆“置检讨、校勘等员。检讨以京朝官充，校勘自京朝、幕职至选人皆得备选。”  北宋后期，随着馆阁的改革，召试制度反复不定，就任馆职的条件时有放松，尤其是徽宗年间，馆职任命曾一度泛滥。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北宋的贴职属于“岁月酬劳”所得，任命条·件相对简单，而馆职的任命条件却是十分严格的。 北宋馆职任命如此严格，与馆职地位清要、政治前途令人羡慕是相应的。 由进士高第荐试馆职，由馆职选任两制词臣翰林学士与知制浩，由翰林学士拔摧辅相，是宋代文士最荣显的进身途径。 因为馆职有如此远大前途，虽职傣微薄，还是深得文士的青睐。 太宗时以神童著名的杨亿，二十一岁为光禄压，赐及第。他就写了一首诗给馆阁中的官员。太宗知道后，让他即日直史馆，直接以馆阁官员的身份参加后苑曲宴。 在杨亿眼中，馆阁乃神仙之地。  从馆职的任职条件、政治地位与前途可知，北宋的馆阁，虽直接沿袭唐五代的秘书省与三馆职官系统。 但宋初的统治者对它的重建，不仅是重建国家图书管理与学术顾问机构而已，而是要在政治高层实施其“崇文抑武”的文化战略。 因此，与唐五代的馆阁相比北宋馆阁有着更为明显的时代特色与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 首先，作为具有强烈政治意向的产物，它的兴废演变，与北宋政治演变息息相关，有着与前代大为不同的政治使命。 其次，作为国家机构，它不再是单纯的国家图书馆。 它“除直接承担书籍的典藏、整理、编纂等工作外，还在朝廷有重要典礼或对典章制度做较大调整之时备讨论和顾问，并将为朝廷储养人才为明确职能。 再次，北宋的馆阁官员常在科举考试中担当具体的考务工作。配合翰林学士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同时，要以自身的学风文风影响天下士风，负有文化表率的职能。  一句话，北宋的馆阁，是国家图书机构、学术机构和低级秘书机构，更是打造政治文化精英的渊蔽。 北宋馆阁虽与唐五代的秘书省及三馆有渊源关系，但“馆阁”一词，是基于三馆与秘阁的统称的，而秘阁则是北宋太宗时才建立的。 所以，若以文化而论，则北宋始有名符其实的“馆阁文化”。即使我们可以将唐五代的秘书省和三馆甚至先秦以来的图书机构或秘书机构也套称为“馆阁”，在文化内涵与本质特征上，北宋的馆阁文化也与前代的“馆阁文化”有许多不同。 首先，对于北宋“馆阁”这一概念，向来有不同的解释。 从不同的解释中，正可看出北宋馆阁文化是丰富复杂又地位崇高的。宋人将翰林权直两制官也包含进“馆阁”之中。古人如此，今人亦然。 当人们把馆阁当作一个机构时，馆阁专指三馆秘阁。而当人们把馆阁与官员结合起来指称馆阁之臣时，则指曾在馆阁任职的官员。不论其当前是身在馆阁还是身在两制或两府了。 从这种不同的指称上，我们知道北宋的馆阁文化有很大的辐射力，它可以通过馆臣的职务变化，将其影响自馆阁辐射至两制、两府， 甚至当馆臣外任时，也随之辐射至外任之所。而北宋以前的“馆阁文化”，则不可能有如此强大的辐射力。  在客观的工作上，馆阁官员虽主要由有“职守”的馆职组成，却也有多具虚名的贴职。 如昭文馆大学士、临修国史及集贤院大学士皆为宰相所带“虚名”，但监修国史却常须兼领职事。而翰林学士修史之时可兼馆职，外任时也可兼贴职。 至元丰五年改制后，才罢去职事官的贴职。特别是当朝廷要求纂修大型的史书或类书时，许多不同身份的职事官都有可能进入馆阁参与纂修，而成为临时特置的馆阁官员。 这样，北宋馆阁官员以职事而定的身份实际上是多样的，基本涵盖了两制与两府官，以及其他京朝官，甚至也辐射至外任官。 在主观的设计上，宋初统治者正是要借馆阁培养出更多的儒学精英， “有文章，有学问，有材有行，或精于一艺，或长于一事者，莫不畜之馆阁而奖养之”，以便更好地为其政治服务。 这些各有特长的人才迁出馆阁之后，必然分向不同的职事岗位，这就容易造成馆阁文化向不同的职事岗位上辐射。 从另一角度看，馆阁文化的辐射力也是向心力，出身于馆阁又高于馆职的职事官，在 文化上仍尊尚馆阁文化，连最高统治者也仍称他们为馆臣。 可见馆阁文化在北宋，并非是局限于图韦机构或秘书机构的文化，实际上它是处于政治最高端并拥有广大辐射圈的精英文化。  其次，北宋馆阁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不仅包括馆臣日常职事工作内容，还包括馆职互相切磋学术与文艺的内容，以及皇家所寄望的以儒济世的道德风教等内容。 馆阁官员在日常的校书、管理以至编书等工作中，积累学问，以高才而互相激发，从文化涵养到文才磨砺，从政治评论到以德事功，确实进行着成长为高层政治精英的必要训练。 馆臣们对前代文学有评论，相互之间也有争论，而争论的手段仍不离经纶。这有利于他们在文艺、学术与政治敏感性上得到锻炼。 当然，由于长期远离现实生活，特别是民众生活，馆阁中的一些人除了书本知识与闲雅的文人生活情趣外，对别的事物或精神很少有追求，在思维上也容易产生定势，表现在政治上，常显得迂阔死板，或顽固保守。 这正是馆臣内部分化为不同党派的根本原因所在。 馆阁官员除了在馆阁中议论风发，在馆阁之外聚会场合中也照样逞才雄辩，虽多戏谑，却颇涉学术、政事与文艺。 刘贡父以孟子之语戏沈括，曾诚为王洗侍儿赋诗，以及张文潜罚东坡酒，都能见出这些馆臣在馆阁之外才思敏捷，学识富赡，关心政事。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一是馆阁之中养成的习性所致，一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自觉地磨砺自己的才能，为进身两制乃至两府做准备。 可是，馆阁文臣自觉地进行才艺方面训练的结果，是要由最高统治者来作出鉴定的。 馆阁官员能否升到“两制”以至“两府”任职，或者任为台谏或侍从，都以符合儒家标准 的德才为依据。比如宋库与宋祁兄弟二人，都是馆阁中才华出众的人物，但由于宋祁行为颇为放纵，“清约庄重不及库”，所以“不至公辅”。 北宋的馆阁文化，不仅包含了馆臣的才学行艺方面的实践能力与见识，还包含了正统儒家的政治与伦理道德意识。 这一点是北宋以前的“馆阁文化”所缺失的。 再次，随着时局的变化，北宋馆臣以政治自觉替代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诱导，成为推动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 因而北宋馆阁文化的内涵也体现了十分明显的历史动态性。 宋初，统治者以馆阁图书等物质层面，提供馆阁官员养德聚才的物质基础以严格的任职条件与相对清闲自由的职守，构筑馆阁官员养德聚才的人际环境以儒家正统文化制定升职标准。 诱导馆阁官员养德聚才的内在自觉。而此时又正值天下无事、国势隆盛之际，馆阁官员乐于清闲享受太平，除了应制作诗词文赋之外，便是尽职校勘书籍或纂修大型史书或类书。 而在多余的时间里，则以诗词唱和为主，切磋文艺，并不需要在政治上主动进取，有所作为，只是歌功颂德，严守祖宗所定制度而己。 但在文艺方面，他们仍然负有砒砺天下士风的责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认为宋初馆阁文化，己然是崇文重道的精英政治文化的代称。它不仅迥异于追求浮华的“进士文化”，也有别于强调个人修为的传统“士大夫文化”。 它是传统士大夫文化在宋代皇家的引导与监督下严守传统儒家文化的新变种，也是包容了馆阁文臣生活习气与政治态度的新文化。 仁宗庆历前后，政治生活中累积了不少弊端。 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范仲淹“欲为圣明除弊事”，于景枯三年五月，上《百官图》并进“四论”讥切时政，遭到宰相吕夷简的打压。 天章阁待制李统、集贤校理王质、集贤校理余靖、秘阁校勘尹沫、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中下级馆阁官员表示了对范仲淹的支持，表现出难得的团结与不畏权要的主动精神，显示了一种崭新的要求变革政治的文化力量。 打破了宋初以来上层馆臣主导的安享承平生活的文化模式，使北宋前期的馆阁文化灿然一新。至庆历三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终于推行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体现了馆阁文化新变后对于政治所产生的影响。 不过，由于保守派的挑拨与仁宗皇帝对朋党势力的担心，“庆历新政”很快失败了，但馆臣对政治主动干预的新型馆阁文化精神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再次刷新了馆阁文化的内涵。 一方面，从范仲淹等人利用仁宗皇帝实施新政，到王安石以天子之师的明确意识进行变法，进一步强化了馆臣主动干预政治的馆阁文化精神。 另一方面，新旧党争又导致了馆阁内部分化，不仅在学术上形成了“王学”与“洛学”、“蜀学”之别，在文学上也因新党重视吏才而轻视文才，在科举考试中用试策论取代试诗赋，造成馆职文学素养相对下降。整个馆阁文化出现了重视形而下学的倾向。 另外，由于党派斗争的残酷，馆阁文臣政治失意后的感伤与自我排遣式的洒脱情怀，取代了北宋前期馆阁文化中闲雅自适的人生情趣。 元枯更化以后，新党失势，旧党内部也分化为蜀党、洛党与朔党三派。 主动干预政治的馆阁文化精神得到继承，但也部分地发生了畸变，派系之间的斗争越出了轨范，不择手段地攻击对方使得馆阁文化走向了堕落。此时，有意识地培植党羽，以备政治斗争，成了馆阁文化的新景观。 由于苏轼的努力，馆阁文臣在文学与学术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馆阁文化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哲宗亲政以后，采取绍述政策，旧党尤其是蜀党被压制，新党也变质为营私之党，看惯了政治阴谋的馆臣不再对政治感兴趣，馆阁文化处于回归宋初的状态之中。 而徽宗崇宁党锢之后，蔡京专权，馆阁制度遭受破坏，馆职政治与社会地位失去保障，馆阁文化更出现道德滑坡与政治责任消解现象。 所以，在蜀党主要人物苏轼及苏门四学士凋零之后，北宋的馆阁文化在政治、学术与文学上都趋于没落。 北宋馆阁文化有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而前代的“馆阁文化”只有存在形式的转换，如唐代中期以后的集贤院，只是在职能上综合了前期的秘书省和弘文馆，并不存在文化上的发展演变。 总之，北宋馆阁文化具有丰富复杂和历史动态性的内涵，又具有崇高的社会文化地位。它是北宋统治者一手策划产生，又由馆阁文臣自觉推动发展的文化，也是北宋右文政策下借用儒学改造社会风气乃至革新政治的文化。 它在北宋的政治、学术与文学等方面都占据着主流话语地位。 而前代的“馆阁文化”缺少自身历史演变的文化深度，既不具有聚贤养才以备大用的政治意义，也不具有以儒学风范来砒砺士风与世风的社会意义，与同时代的其它文化相比，地位平平。 因此，只有北宋馆阁文化才堪称高级成熟的新型馆阁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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