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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必学胡雪岩。” 胡雪岩曾经只是一个放牛娃，却能白手起家创造致富神话。 而且胡雪岩发迹于内忧外患、战火频繁的晚清时期。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胡雪岩是怎么一步步的走上“首富”的位置？ 又因为什么而散尽万贯家财，告诫子孙千万不要经商，最终悲凉去世呢？   胡雪岩生平简介胡雪岩本名胡光墉（1823-1885年），字雪岩，是安徽绩溪人，发迹于浙江杭州。 他出生在晚清乱世，靠着自己的本事，在官场和商界中混得风生水起。 建立了钱庄和当铺，甚至还开了一家名为“胡庆余堂”的国药公司，积累了上百亿的财富。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他纳粟助赈为维持清朝统治而不遗余力，赢得“济世善举”之誉；
 左宗棠西征之时，为帮助左宗棠解决粮草不足问题。 他六次举债，筹措粮草，“助他一臂之力，不亚于前线将军！” 历经千辛万苦，他从一个小小的钱庄伙计，摇身一变，成了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 在他的晚年，由于受到洋商的排挤，钱庄的挤兑，以及因“站队”问题，遭到李鸿章一派的反对，被免职查抄了家产，抱憾而死。 清朝陈代卿的《慎节斋文存》中，对胡雪岩的评价是：“游走于政商之间，追逐于时势之中”大致写出了胡雪岩发迹的原因。   清末社会局势和财政困境，为富商涉足国家事务创造了条件胡雪岩的人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及光绪，这是一个内忧外患，纷繁复杂的朝代。 早期的二三百年，由于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等政策，使我们中华大地错失了由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良机。 到了十八世纪后期，清朝已经进入了一个“日薄西山”的时代，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 胡雪岩十八岁的时候，正值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的国门，中国从此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英国迫使清政府签署了中、英两国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英国入侵者不但霸占了香港，还敲诈了二千一百万元，并由此获得了中国海关的控制权； 它也逼迫中国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开设贸易港口； 霸占着领事馆的管辖权和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 在封建独裁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力下，人民生活困苦，多次进行武装起义。 《清实录》记载，单是道光、咸丰年间，就有92次的武装起义。 一八五一年一月，也就是道光帝刚死不久，洪秀全即于广西桂平县，发动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即“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军在短短三年内，直逼两湖，并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都城，与清朝分庭抗礼。 这一时期，上海和福建的小刀会，两广天地会，北方的捻军、贵州的苗族、山东的白莲教，都打出了反对清朝的旗帜。 清朝的皇权摇摇欲坠，陷入了一个担惊受怕的时代。 帝国主义势力纷纷涌入，迫使清朝臣服，要求“共同分享”其侵略的特权。 同时，他也在中国内战频繁之际趁火打劫，逼迫清朝签署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 这场变故，进一步侵犯了中国在海洋、内河、海关、贸易、司法等领域的主权。 鸦片战争后，社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许多行业都受到了影响。  同时，干旱、水患、蝗虫、瘟疫等自然灾害也时有发生。 走私鸦片，造成了大量的银子外流，再加上战争赔款，内战所需的军费，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腐化，使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最终陷入了困境，甚至破产。 19世纪中下叶，正是开展洋务运动、巩固边防、解决内忧外患之际，因此各地官员常有请款的需求，但清政府的财政却十分拮据，难以维持。 因此，清政府通过准许各省自备粮饷，“以本省之钱粮作本省之军需”，并准许各省借债，打破了清朝高度集权的金融管理制度，为富商参与国家事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末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欧风的东进，对“重农抑商”的社会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由于现实的利益驱动，社会呈现出“力田稀，服贾繁”之势，也就是田里耕地的农民变少了，穿商人衣服的人变多了。 这也为商人施展抱负营造了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 胡雪岩在此时期被称为“活财神”，他利用自己在政府中的影响力，与洋人互市，在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以及协助左宗棠西征的过程中，他经常参与国家事务。 运送粮食、建造造船厂、筹集军费、购买军火、借钱给政府等，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所以，胡雪岩才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意。如果没有官方的庇护，胡雪岩的生意肯定会受到很大的阻碍，而且投资消耗也会很大，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   胡雪岩靠着官员的关系及影响力，迅速进行财富积累清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卖官鬻爵的“捐输”，这是一种用来出售官职和爵位的方法，只要“捐纳”了，就会以“官职为利润”给到买官的人，以此搜刮一大笔财富。 胡雪岩之前只是杭州某钱庄的学徒，略通一点文字，三年之后，学成而升，成为了一个替钱庄“跑街”的人，主要替候补和捐班的官员们做借贷的买卖。 由于特殊的职业经历，使他能洞悉官僚政治的内情，洞悉官员们的“特殊作用”。 为以后将毕生精力都放在了培养自己“政治后台”上。 至于他与官场上的权贵勾结或者是大肆受贿，我们可以从晚清名人的记载和描述中窥见一斑。
“饵”这个词，就显示出胡雪岩是如何把金钱当诱饵，来搅动朝堂的。 也生动地表现出了晚清官员们屈服于利益之下的丑态。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雪岩跟这个“军门”一级的官员的“礼尚往来”。 胡雪岩与左宗棠关系很好。 左宗棠西征六次的借款，都是胡雪岩为他安排的。 胡雪岩从外国商人和银行那里借了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两，其中利息占了一半，八百万两。 胡雪岩拿了三分之一的提成，加起来也有两百万两。 西征借钱，在客观上对收复新疆、巩固国家统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给胡氏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赢得了“东南大侠”的美名。 但如果没有官方的支持，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在清末，官、商常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有了这些官员作为后盾，胡雪岩可以肆无忌惮地转卖粮食、购买枪支、借钱、放贷。 赚得比其他商人要多得多，而他的贪婪，也是在清末封建统治下，在行政垄断上，才得以实现的。 胡雪岩的成败皆是清末封建主义体制的结果清末封建统治下的财政问题，以及官僚体制的腐败，使得胡雪岩能够： “借着官府的钱，开设钱庄，分店遍及全国，其财富之多，举世闻名”。 胡雪岩是个“商贾奇才”，对清末政局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一开始就依附于朝廷。 先是帮助王有龄，然后又与薛焕和何桂清合作，协助了对太平军的围剿，最终说服了左宗棠，成立了上海海运公司，帮助他进行了西征。 因为帮助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既是官员，也是商人。 他的业务由南向北，由钱庄扩展到医药，由杭州扩展到国外，在19世纪后半叶，他是中国商业圈里的一位重要人物。 中国古代的有些官员他们不擅长福国利民，但擅长搜刮民脂民膏，特别是到了清末，权力就成了他们为所欲为的利剑。 中国的商界人士，大都是有政治智慧的人，如吕不韦，深知“奇货可居”，才敢作此豪赌。自范蠡，吕不韦，桑弘羊，胡雪岩，他们是商人还是官员？可以说，他们是一个以商养官、以官养商的“结合体”。 胡雪岩形象的突出特征是“官商”，也就是人们常称的“红顶商人”。 “红顶”是一种象征性的帽子，由于是由宫中赏赐，所以佩戴者，代表着得到了皇上的赏识。 其实，这也是皇上对胡雪岩涉足的行业的一种认可。 由于帝王拥有绝对的权力，他所庇护的人民当然不能被限制。 另一方面，身为“万民之尊”的陛下，他的权威也确保了胡雪岩经营场所的可信度。 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权贵们可以放心将大量银子存在胡雪岩的“阜康钱庄”里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胡雪岩可以“无利不趋”的原因。
说胡雪岩“既以商人自居，又以官员自居，极善与官员勾结，又贪赃枉法，收受公私钱财，获益数万，请刑部治罪”。 清末官吏贪污腐化，唯利是图，在官场上，你争我夺； 一旦政局大乱，他的靠山也会受到威胁。 胡雪岩最终的落魄，除了在与外国商人的竞争中落败，引发了银行的“挤兑”现象之外； 官员之间的矛盾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王康年在《庄谐选录》中写道：
浙省人因他仁慈，济世救人，称他为“胡大善人”。 再加上他在经营“胡庆余堂”药铺的时候，坚持“戒欺”“诚信”的原则，所以在民间很受欢迎，也很受尊敬。 这些也值得我们肯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官商身份本质的改变。 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 他是如何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小小的钱庄伙计，变成了一名富商； 再从一个“红顶商人”，变成了一个被朝廷钦犯。 正是在这种跌宕起伏的时代背景，胡氏的命运才会有这么大的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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