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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重要，一个人，被后世称为“书圣”，只要是有志于书法学习的朋友，就有必要详细了解王羲之的生平，了解“书圣”是如何炼成的。 
一、出身名门王羲之出生于著名的簪缨世家——琅邪王氏。让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一族有多厉害：他是西汉名臣王吉的十世孙。他的曾祖父王览，是西晋宗正、光禄大夫；祖父王正是西晋尚书郎，奶奶是晋元帝姨母；他的父亲王旷是东晋淮南太守（实际上也是首倡过江之议的东晋开国元勋），伯父是王导（东晋开国功臣、宰相），叔父是王敦（东晋宰相）、王廙（东晋骠骑将军）、王彬（东晋卫将军）；他的岳父郗鉴是东晋太尉。所以，王羲之的出身不是一般的名门，而是在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大环境下的最大的名门。他的书法，启蒙期即获得父亲王旷，叔父王廙的亲自指导，更从伯父王手里获得锺繇的真迹《宣示表》，从叔父王廙手里获得索靖《七月廿六日帖》等，此外童年时又得卫夫人的亲传……
你看，王羲之的书法是真正“赢在起跑线”的。他成为“书圣”的原因，本来就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优越条件。据载，童年的王羲之本来天性活泼，只是随着后来的种种变故，他才变成了一个《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的“……讷于言”的人。二、变故第一个变故，来源于南渡。琅邪王氏南渡是在后匪横行的国度里举家迁徒。在南渡路上，王羲之第一次受惊（或者是因为兵祸，或者是因为匪祸，总之，他或许第一次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发了癫痫病（很多艺术天才有癫痫病，比如梵高），他的家族没有癫痫遗传，所以史书和资料一般认为他是受了惊吓。第二个变故，来源于父亲王旷之死。《晋书·惠帝纪》记载：“309年，“刘元海遣子（刘）聪及王弥寇上党，围壶关。并州刺史刘琨使兵救之，为聪所败。”于是，当时掌握朝政的司马越派王旷去救壶关（目的很明确，是为一削弱司马睿的实力，因为王旷是司马睿的人），310年，王旷率军与刘聪战于上党。最后王旷全军覆没，奇怪的是，王旷从此下落不明（或死或降或隐，历史没有记载）。总之，王羲之的父亲就这奇怪的“离世”了。我们猜想，失去父亲的打击或许才是王羲之真正变得“讷于言”的性格改变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一年，他才七岁，是真正的“少年失怙”，“幼年丧父”是人生大不幸，他遇上了。第三个变故，来源于“诣台待罪”。还没完，还有变故打击在后面。公元322年，王羲之的叔父王敦以“清君侧”的名义从武昌起兵攻健康（这实际上是造反），于是朝中有尽诛王氏之议。在朝的王导（时为大司空）为了表示忠君，也为了表示在京王氏一千多口人的清白，每日率领王家未起家的成年男子一起去皇室大门前跪伏请罪，等候发落。王羲之这年已经成年，也在请罪人群之中，寒风之中（二月天）长跪，待罪的生死未卜，世人的鄙夷和冷眼，给了王羲之又一次人生打击。这次变故可能给王羲之带来最沉重的性格影响，后来，他多次推辞在京任职的征召和苦求外放的兴措，大概都来源于这次变故带来的心理投射。三、闻名于“牛心炙”既然是“王与马共天下”，而王氏家族子弟众多，何以王羲之名闻天下呢？《世说新语·汰侈》（要了解魏晋人物，《世说新语》这本书很重要）记载了一件事：“牛心炙”，是东晋时期名门世家最看重的珍贵食物，《世说新语》另载的王恺“八百里驳”牛心炙指的也是这种食物。这一年，王羲之十三岁，周頭是当世名士，当周頭这样对待一位居于“末座”的少年时，这位少年是谁，他为什么会获得周頭高看一眼呢？当世之人，或许大多都有考虑这个问题吧。后来，王羲之成年，“辩赡，以骨鲠称”（《晋书·王羲之传》，下同）。就是说成年之后的王羲之说话条理清楚，理由充足，以性格刚直著称于世。再加上王羲之又得到操持东晋权柄的王导、王敦的器重，王羲之很快就名满天下了。四、坦腹东床又闻名大约二十三岁时，王羲之出仕，为秘书郎；大约二十七岁时，王导出于政治需要，需要结缓郗鉴以对抗庾亮，而流民帅（司马睿南渡后，一些汉族豪强为图自保而招募流民，蓄养私兵，被称为“流民帅”）的郗鉴当然乐见其成，最好的办法就是联姻，于是选婿，选来选去，郗鉴偏偏选了以“东床坦腹”的随便态度来应付郗家郑重其事择婿的王羲之，这个择婿过程，后世一直传为佳话，以致于“东床坦腹”后来发展为成语，代指女婿。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别的子弟都拘谨，就王羲之不当回事，其实这正是他雅量高致的地方，身出名门，却又不汲汲于名利。五、“三权交攻”的政治漩涡公元334年，庾亮地位攀升，移镇武昌，王羲之应庾亮征辟，入征西将军府任参军，后升任长史。公元338年，东晋王朝形成由王导、郗鉴、庾亮共同主政的局面：王导为太傅，主持中枢；郗鉴镇京口，挟持下游；庾亮镇武昌，控御上游。这样“三权交攻”，互相牵制，有利于实力虚弱的司马氏皇室。悲催的是，这样的情况下，王羲之处在了“三权交攻”的政治漩涡，他是王导的侄子，又是郗鉴的女婿，又是庾亮的部属。直至340年三巨头相继去世（王、郗是339年去世，庾是340年去世），这种情况才得到缓解，之前，王羲之一直处在三权交攻的极限拉扯之中。注意，这也对王羲之的人格形成有极深的影响。压抑和磨难对于他的艺术思维是有深切的影响的。因为书法艺术的节奏就象生活，没有浓墨重彩，就衬托不出云淡风轻，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有情绪需要表达，才会有书法艺术表达时的粗细、疏密、浓淡、正欹。也正是这个原因，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和以后的一段时期，王羲之才书艺大成（书法家的艺术成就是需要他经历过世家冷暖和悲欣打磨的）。据载，晋康帝建元年间（343-344），王羲之书名大盛，最后到了朝野争效的地步，以至于庾氏子弟也舍家法而效之，时任荆州刺史、征西将军的庾翼，书名本在王羲之之上，当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大为不满，修书部下、斥责家门弟子效法王羲之的举动为“贱家鸡爱野鹜”，甚至场言要跟王羲之比个高低。只不过，不久的345年，庾翼就去世了，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此后王羲之终于获得了外放的委派，他一直在努力外派，“诣台待罪”给他带来的心理影响是终身的（或许远离政局中心，才会使他心理上获得“安全感”）。大约在公元351年，会稽内史王述丧母，离职守丧，王羲之补缺，离都赴会稽任内史，亦领兵，军号右军将军。“王右军”由此而来！
六、兰亭集会公元353年春，王羲之召集了筑室东土的名士、属官如谢安、郗昙、陈绰、孙统、许询、支遁、谢胜、徐丰之及家族子弟凡四十一人，在山阴的兰亭举行了一次雅集，这就是东晋时期有名的“兰亭之会”。这是一次借三月初三在水边“洗濯祓除宿垢”的古老风俗，邀集亲朋相聚的盛会。这当然属于王羲之“云淡风轻”的时光，这与他之前生命中的纠结相互映照。
当然，也就是这次雅集，诞生了中国书法史上最知名的书法作品《兰亭集序》，如其所载，兰亭“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当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众人列坐曲水之旁，作“流觞曲水”的禊饮歌诗之戏。那一天，有二十六人赋有诗作，有十人不能作诗，罚酒各三斗，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记载的正是这日的盛况。
《兰亭集序》是书文并美的作品，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称其：“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一死生而齐彭疡，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病，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兰亭集序》的书法也被后人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当然，王羲之的书法成就远不止于《兰亭集序》，他还有太多的经典作品，不过，那是后面章节要讨论的内容了。七、服食的晚年“服食”又名“服饵”，指服食药物以养生。道教经典认为，世间和非世间的某些药物，人吃了可以祛病延年，乃至长生不死。葛洪引《神农四经》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中药养性，下药除病”。道士在这种信念的驱动下，在实践中逐渐积累起一套采集、制作和服食长生药（即他们说的上药）的方术，即为“服食术”。
到魏，名士何晏不仅自己服食，还大力倡导服食“五石散”，服食开始在名士中流行，关于“五石散”中的“五石”，葛洪所述为“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也”，隋代名医巢元方则认为是“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各种说法都有……尽管所谓的“五石”配方各不相同，但其药性基本上都是燥热、洪烈，服食之后使人全身发热，并产生一种迷幻的短期效应（也正是这个原因，魏晋名士中有很多坦胸露腹的描写，其实是在“发散”药性），这实际上是一种慢性中毒。传说何晏服了五石散后，顿觉神明开朗，体力增强，在他的带动下，“五石散”广为流传。王羲之所谓的“服食”，其实就是服用“五石散”这一类药物。王羲之欲求长生和生理的快感而服食，然而服药后行散发热的快感并不能持久，相反，种种负作用引发了病痛，时时缠绕着他，又使他更加依赖服食来解救。久而久之，恶性循环，最终到了无力自拔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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