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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满｜缅怀王伯文校长  昨天从微信群里惊悉尊敬的王伯文老校长因病去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五十多年来与王校长断断续续交往的点点滴滴往事一一浮现眼前。 我与王校长相识于1966年，那时“文革”狂飙骤起。此前，王伯文是黄麓师范校办公室秘书随杨济人老校长在无为县搞“社教”，大约在七八月份被召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他因为家庭出身好，根正苗红，又是党员，好像没有受到冲击，但被“靠边站”了。严格说，那时他不认识作为普通学生的我，但我认识他。当时他才30来岁，给我的感觉是精明强干。我们间真正相识是在1968年下半年。当时66届、67届学长们都毕业离校了，只剩下我们68届三个班的同学，不过150人左右。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各单位都要成立“革命委员会”，而且“革委会”内要有各方面的代表。当时“军宣队”进驻学校负责筹建学校“革委会”。王伯文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入选为校“革委会”副主任，我与计邦友作为学生代表也进入校“革委会”任副主任。教师代表是我们班的班主任张祖柏老师，工人代表是食堂炊事员唐承发师傅，均担任校“革委会”常委。还有不少同学担任了校“革委会”委员或常委，记得好像有1班的李廷来、朱滨霞，2班的魏直斌，3班的昂开明、盛诗涛等人。后来军宣队撤走，学校的日常管理则由校“革委会”负责，由于没有设正主任，（大概是留下此位置等几位校长“解放”后从中物色一人担任）。因此要在副主任中指定一人负总责。我和计邦友都是毫无管理经验的学生，王伯文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持工作的第一负责人。
在王伯文主持工作期间，学校有一个大的举措，那就是与学校所在地的建麓公社联合办初中班。因为当时农村适龄上初中的孩子很多，而中学却停止招生，学生家长很着急。大概是建麓公社领导主动与黄师联系，王伯文与我们商量后同意办初中班。王校长认为学校有空闲的校舍和老师，即将毕业的68届学生也需要教学实习，同时也可满足附近贫下中农子女入学，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于是在很短时间内就有好几百小学生进入黄师读初中，好像编了四五个班。任课的主要是黄师的老师。“文革”后老师们已闲置了两三年，现重返教坛，老师们都很兴奋。我们68届同学中也有少数人走上讲台，记得我们班的许俊柏就曾教过初一数学。由此可见，王伯文校长是一个想干事会干事并能干成事的人。 可是好景不长，大约是在1968年10月份“工宣队”（主要由巢湖水泥厂工人组成）进驻黄麓师范。他们一来就大抓阶级斗争，搞清理阶级队伍，认为办学不符合“文革”方向，于是将已经招入学校上了几个星期课的初中生遣散回家。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代替校“革委会”行使领导权。记得工宣队队长姓王，是个女同志，约30来岁，她比较和善 ，有事还和校革委会商量，但有一个40多岁的谢师傅很厉害，阶级斗争意识特别强。在讨论一起所谓“反标”问题上，他狠狠批评了我，说我缺少阶级斗争观念，因为我不认为是“反标”。事情起因是“文革”初号召同学们写大字报，我们班发现一张报纸上有疑似“反标”。那张报纸上乱七八糟写了不少字，这里有“毛主席”，那里有“打倒”。有人报告当时的工作组，工作组还比较谨慎 ，请来巢县公安局的一位同志作鉴定。后来我听张祖柏老师说，巢县公安局来的金汶水同志（此人很有水平，约1964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含山人，后来曾担任省委党校副校长、淮南市副市长，经常在《光明日报》发表大块文章）认为不构成“反标”。但工作组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也没有及时处理，而是将这张报纸封存了，留待运动后期处理。两年后工宣队把这件事拿出来上纲上线，非要抓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不可。通过对笔迹 最后认定是我们班马作银同学写的，要在我们班开批斗会，并要我主持。我当时很痛苦。首先，我不认为是“反标”，但遭到工宣队老谢的狠狠批评。其次，我不想主持批斗会，因为马作银是我同班同学，而且“文革”串联时我与他相处两个多月共同走过四五个省，结下深厚友情。我将痛苦的心情向王伯文校长倾诉，他开导我要顺应工宣队，否则有麻烦。他毕竟有丰富经验，劝说的话有道理，大大解除了我的心理压力。当时我将他视为自己的人生导师，经常与他交流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是很信服他的。  1968年12月我们毕业离校，当然也就与王校长分手了。在后来50年的岁月里，我们各自忙着自己的营生，仅有几次有限的接触。 一次是我们班盛诗涛1969年底结婚，我与王明生、金晓荣、孙建平同学，还有夏光主任、许定九老师、李家平老师约好前往肥东盛家祝贺，第二天顺便回黄师母校看看。王伯文校长知道了便热情邀请我们到他家作客。他爱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而我们由于事前毫无准备，都是空手上门的。王校长此举完全出于对学生的关爱，是友情的表现，不含有任何功利性目的。 还有一次，大概是1971年，我到巢城办事，在街上碰到王校长。意外相见，都很高兴，他热情邀请我到他当时工作的巢湖卫校作客（他在巢湖卫校当教务主任为时很短，后调回黄师）。我还真的去了，记得当时巢湖卫校在四康医院内。我们交流了各自的近况。他要留我吃饭。我看他当时单身吃食堂，挺困难的又忙，便告辞了。  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在黄师当校长，工作开展得很好。上级为奖励他，特拨款十多万元给他买小轿车，可他不愿享受，硬是将此款用于校舍维修。《安徽日报》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件事。我看到这条消息，很感动。不久，我出差合肥，在公交车上巧遇王校长。匆匆相见，又匆匆分手。我对他有条件坐小轿车而不坐，却来挤公交车的艰苦朴素的精神打内心敬佩。 再后来，我们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大约在2015年67届学长李长水转送我一本王校长80岁那年出的一本纪念性的著作《作育乡村》。书中记述了他成长的历程和在黄师工作的情况，还配上很多照片。我认真拜读了，对王校长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并得知他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对他兢兢业业为黄师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十分敬佩的，不由自主便写下一首长诗，赞颂了他的种种美德和辉煌业绩。2017年某日，合肥的同学欢聚并请来王校长。盛诗涛同学在席间朗诵了这首诗。据说王校长听了有些高兴，仿佛遇到知音，后来他将我这首诗打印了不少份散发给老友们。 2020年国庆节，我特地去拜望了王校长。陪同我去的有李德凤、张雅琴同学。这次我特地带了一斤茶叶、一盒月饼，算是还50年前他请我吃饭的人情。其实那个人情是还不了的，只是略表心意而已。那年他86岁了，他告诉我几年前得了咽喉癌，做了手术，恢复的还可以，但说话声音有些沙哑。他的老伴患上严重脑梗，行动不便、说话不清楚。他尽管是86岁的高龄老人，还得照顾老伴，但看得出他很坚强，也很乐观，对老伴照顾得也很好。好在有一个女儿在身边，有时来帮帮忙。当时我们建立了微信联系，此后在微信上经常相互交流信息。去探望他时，我还赠送他一本拙著《苔花集》。他建议我送一本给母校作纪念，并将黄师现任校办主任小汪的电话给了我，要我以后回黄师直接找小汪。由此可见他的热情。 近两年，我有些懒惰，与他联系少了点，没想到他遽然仙逝而去。尊敬的王校长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种种美德以及对我曾有过的帮助将永远留下我的心间。我以为他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一个为发展我国乡村教育做出贡献的人，是值得我永远学习和缅怀的。 2023年4月10日写于马鞍山家中  附诗：《献给王伯文先生》 黄师巢湖合肥城， 如沐春风三见君。 相处虽然时间短， 精明强干印象深。 根正苗红又早慧， 品学皆优是精英。 黄师毕业即留校， 前后度过四十春。 治校有方人称颂， 黄师发展有赖君。 曾将购买轿车款， 用修校舍得人心。 作育乡村终不悔， 服务桑梓育后昆。 优秀教师勋章戴， 名至实归最相称。 自律甚严堪师表， 不曾听说有绯闻。 结发妻是农家女， 白头偕老伴终身。 先生有情又有义， 师生同学往来频。 亲切随和不摆谱， 家中常有八方宾。 八十回顾平生事， 著成华章赠友人。 图文并茂句句实， 拜读之后我敬钦。 高山仰止景行之， 学习先生好品行。 遥祝先生身康健， 福寿绵绵海洋深。 2016年11月18日作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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