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阴山之潜朴，琢圆池于璧水 -谈古代砚石的采发及制砚 前面说过，砚石为一种泥质岩石，多藏于砂石之中，储量不多。所以砚石极不容易被发现，更不用说好的砚石了。一经发现，人们便在那里不断采发，形成深浅不一的砚坑。在著名的端砚石与歙砚石的采发之处，情形便是这样。 端石，以出产于古代的端州而得名。端州，唐代治所为高要郡。北宋政和年间，太上皇赵煦藩居于此，赐名为肇庆府。今为广东省肇庆市。砚石出于府东三十里的斧柯山，亦名烂柯山。山在西江羚羊峡南岸。斧柯山山势壁立，下际江水。自江边登山行三四里，即到砚岩。砚岩分为四处：最下者为“下岩”，砚材最好，但采发最难；稍上为“中岩”；顶上为“上岩”，砚材各有所胜；山背为“龙岩”，偶有佳材。 斧柯山，传说是晋代樵夫王质看见仙人下棋的地方。梁代任昉的《述异记》说，晋代有个叫王质的樵夫进山砍柴，看见几个童子围在一起下棋，且笑且歌，王质挨进去观看，并把斧子放在一边。一个童子顺手给他一枚如枣核状的果实，王质吃了后便不觉饥渴，直到看完一局。那些童子催他回家。王质找见斧子，而斧柄（柯）已经朽烂。回到家中，却不见一个熟识的人，一询问，才知道已经过了数代，于是感慨不已。故事中的山因取名“烂柯山”，在今浙江省衢县南边。故事中感慨人世变化如棋局，观棋一回，人间便历数代，给人很深的印象，各地方志多加以附会，于是河南新安，山西沁县，广东高要县等地都有了“烂柯山”。 下岩面临大江，在宋代时有两个洞口，一个洞口为进入采石的通道，一洞专供泉水流出，叫水口。由于下岩砚坑长年被泉水所没，洞口又被土石所掩，多年未开采，到宋初，已很少人知道有端砚石了。苏易简的《文房四谱》记：“世传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其石为砚至妙，益墨至洁······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绝顶者尤润，如猪肝石者佳。其贮水处有白赤色点者，世谓之鸲鹆（qú yù）眼。”记述意不确定，所以人多不了解。当然，歙石砚名重一时也是端石少有人知的另一原因。后来米芾到端石产地去考察，将端石采发的情况写进了《砚史》，端石或许才又为人知。《砚史》记： 岩有四：下岩、上岩、半边（一作壁）岩、后砾岩。余尝至端，故得其说详。 下岩第一。穿洞深入，不论四时，皆为水浸。治平（宋英宗年号）中贡砚，取水月馀方及石······下岩既深，工人所费多，砚值不补，故力无能取。近年无复有矣。闻仁庙（即宋仁宗朝）已前，赐史院官砚多是。其后来岁贡惟上岩石。  李之彦《砚谱》记“端溪”： 端溪有斧柯、茶园、将军地，同是一溪，惟斧柯出者，大不过三四指，呵津汗滴沥，真难得之物。茶园次之，将军又次之。 之彦为宋人，已渐能知其详。宋代叶樾著有《端溪砚谱》，表明南宋初端石已被人重视。书中记述端石砚坑分布甚详，是考察端石砚坑历史早期的珍贵资料。其书记述端石砚坑情况道： 下岩之中，有泉出焉，虽大旱未尝涸。下岩之上曰中岩，中岩之上曰上岩，自上岩转山之背，曰龙岩。龙岩，盖唐取砚之所。后下岩取石胜龙岩，龙岩不复取。自山之下分路稍东，至半边山诸岩。西南沿溪而上曰鲜坑，龙岩斧柯山脚谷中石也。大抵石以下岩为上，中岩、龙岩、半边山诸岩次之，上岩又次之，蚌坑最下。此岩石之品也······ （下）岩之中，岁久崩摧，石屑翳塞，积水屈曲，浅深人所莫测。以是石工不复能采矣。今世所有下岩砚，唐、五季、国初时物也。今欲得下岩北壁石者，往往于泉水石屑中得之，若南壁石上或可采，然自崇观（宋徽宗年号崇宁与大观）以后，亦罕得矣。北壁石盖泉生其中，非石生泉中，其润可知矣。岩之上虽秋冬干旱亦未尝涸，有泉珠散落如飞雨不绝······南壁石即泉水半浸者稍不及北壁······ 上岩有三穴，上穴日土地岩，以土地祠居其上名焉。中岩曰梅树岩，下穴今石工以为中岩者是也。下穴两口其间通为一穴，皆中岩也。土地岩亦有两穴，其中亦相通······ 端石砚坑的情状在宋时大致如此。表明，下岩石虽好，但开采极不易，即使洞中崩塌没出人命事故，也足以让人心惊胆战。上岩、中岩虽较容易开采，石脉似已凿尽。文中表明端石被开采是从上到下，表明对砚材的认识和发现是从表面开始，逐渐深入，是合乎认识过程的。李贺《杨生青花紫石砚歌》中说：“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踏天，是在悬崖上的动作。但下岩的开发自元代以来就受官方控制。元代一直禁止开发，至明永乐、明宣德年间开放过又被关闭，明万历年间开放过一次，随即又关闭了。到清代才开放禁令，到康熙年间，下坑已被六次开采，洞愈深石愈美。但下坑开采仍由政府主管（见清代计楠《石隐砚谈·溯源》）。清代曹溶的《砚录》记云： 国朝（即清代）为封禁设一把总守之。今之则荒草弥望，石砾没径，人迹罕到。然深水所封，天地秘固，非王侯将相不能议开。故虽土人不能得之。其号为端溪售于外方者，皆他山之石，至贵则顶山之石，同类而异气者也。 百姓即使允许开采下坑，人财之力都不能承受。计楠《端溪砚坑考》记，乾隆丁酉（公元1777年）两广总督杨景素开大西洞“用三千馀金”，不是一般的富豪可以承担。曹溶的《砚录·采凿》记： 山拔地数百尺，其入山之口东南向，常年为土所掩，铲土深丈余，始见石门。高不逾（过）七尺，广不过五尺，皆巉削廉锐，人矮行乃得入。望之暗暗然，入洞又复下行数十步，蛇盘蚓曲，达于采石之中。空如一间屋者，每丈许留石柱拄之。如是者凡三四处。盖自唐以来积工铲凿之所致也。空处皆受水，四时盈而不涸。盖地势洼下，山外雨淹既输其中······开山者秋尽冬初募人累数百，人操一瓢林立如贯鱼，舀水瓢中，递出之。人足不移，而水潜去。费莫大于此。水既去，以枯槁（干树枝）藉足以燃脂油之灯，使烟不灼目，仰而凿石，人日一方。石皆圆，纵横之理有小白脉可察，因而凿之。凡石十方之内，中（音zhòng，合意，合格）材者不二三（即十分之二三），中材五十方之内，品贵者不二三，品贵百方之内，有眼者不二三，有眼十方之内，方圆五六寸可制为砚者不二三。盖格（质量）愈上则病愈多······其纯粹缜细，一片紫玉，难之又难，百金不易也。 端石下岩砚坑，采石如此之艰难，令人咋舌。 因此，下坑每开采一次，都有明文记载。《砚史》中提及治平年间开采下坑的洞口，到清代还可见书有“宋治平四年差太监魏某重开”的字样，可见郑重其事。下坑每重新开采，则排水愈困难。计楠《端溪砚坑考》记“吴公（淞岩）重开大西洞”事： 洞势微高，开凿年久，中与大屋，自洞口至底相悬（去）二十八九丈。每隔三尺排坐一人以递水，开至东洞须坐四十馀人，至西洞须坐八十余人，方得水干。其采石之法，一如运水人数······惟冬月水涸时可采，而运石车（作动词）水先须两月馀，一至春水发生，技无所用。  开采之先，还须准备牺牲酒肴以祭告本地山神。这种仪式，自宋即有之。《文房四谱》记，据说前人在端溪采砚，一定要准备牲酒祭告山神，不然，顿时雷电大作，天昏地暗，不知道采砚的地方在何处了。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清代。祭祀山神的实际意义应当是，开采砚石于工人有极大的风险，风雨雷电，毒虫猛兽，水灾坍塌等随时都有可能危及工人的生命安全。有了祭祀，如同喝了壮胆的烈酒，可以在镇定中避免不少无谓的伤害。 歙砚石，也叫龙尾石，以产地歙州（其治所为今安徽歙县）及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县，唐宋时属歙州）歙溪龙尾山得名。宋代洪景伯《歙砚谱》记，唐开元时，一个叫叶氏的猎人追逐野兽，至一处岩石重叠如城墙，其石莹洁可爱，便带了一块石头回家琢制成砚，其温润发墨甚过端石，便进献给地方长官，这位长官很喜爱这种砚石，于是征集工匠斫石为砚，献与朝廷。叶氏子孙也因此以制砚为生计，这一带（龙尾山）的砚工也多为叶氏的后代。一位叫李少微的砚工被朝廷提升为当地的砚务官，专管进贡歙砚的事。《弘治徽州府志》记，自南唐时至宋代，朝廷一直在当地设砚务官。这和端砚的采制一样。 据洪景伯的踏访，龙尾山主体并无砚石，而周围其他山地，绵延百里，处处皆有砚石。大约是当地人取龙尾的美名，借以惊动世人，其实，当地砚坑及石名都与龙尾无关。在唐代，歙砚之名似以石的纹彩命名，《清异录》中记：“开元二年，赐宰相张文蔚、杨涉、薛贻宝相枝（斑竹毛笔）各二十，龙鳞月砚各-······鳞，石纹似之；月，砚形象之；歙产也。”书中又记，萧颖士曾在李韶家看见一枚歙砚，质量极好，萧称此砚为“三灾石”。 歙石砚坑除少数在溪水中，大多为深土掩盖，处于悬崖峭壁，开采甚不易。《歙砚谱》记： 1．眉子坑在罗纹山，开元时采发，高距地面九丈五尺，坑宽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 2．罗纹坑，为砚户戴义等八人承包，年交税金二十金，距地面七十五丈，洞宽十八丈，深十五丈三尺。石藏土中，土深三四丈，见石处名叫“寨头”。 3．水舷坑，临近溪水，冬季水涸时才能开采，春夏都不行，开地丈馀深才看见砚石。 4．水蕨（音jué）坑，距水面五丈五尺，洞宽一丈三尺，其石纹如浪，石工不知如何开采，当时已废弃四十馀年。 《歙砚谱》又记，砚坑多在深山大壑中，道路艰难：“自歙州大路一百八十里至西坑口，入山三十里至罗纹山，皆山谷大林莽，盘曲鸟道也。自婺源县大路三十里过溪，皆大岭重复，九十里至罗纹山下。自州至济源口一百九十里；入小路七十里至济源。自县至济口八十里，入小路七十里至济源。” 又记，开采前也要准备牲酒祭祀山神。“凡取石先具牲醪（láo）祝版，择日斋戒，至山下设神位十馀于坛掸之上。祝讫，发之。若稍亵慢，必有蜂虿（音chài。蝎子一类的毒虫）虫蟒毒物之患立出。盖山川神物，所拥护秘惜，不欲广传人间，所得不过百十枚即竭矣。又当再祝之。被啮（音niè）死者十馀人。今皆祝飨也，冀其阴助，不得不爱重之。” 歙砚坑似更容易坍塌。元代江光启《送侄济舟售砚序》记：“（前）至元十四年辛巳（公元1277年，应为丁丑），达官属（亲属）婺源县令汪月山求砚，发数都夫力，石尽山颓，压死数人，乃已。”又记：“今（后）至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堙（砚坑坍塌）声如惊雷，隔溪屋瓦皆震，禽惊兽骇······六十年间（公元1277～1339）两见此事，亦可一慨！” 歙石砚坑在元两次崩塌，后来就一直没被开采，当地砚工星散而尽。直到清代乾隆四十二年才开采过一次。后来流传的所谓歙石砚，多为石屑中拾取较完整的石块琢成，与采发之石有天壤之别（清程瑶田《记砚》）。 不但端石歙石难得，其他砚石也同样难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记，洮河绿石砚，“石在临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耆旧相传，虽知有洮砚，然目所未睹。” 砚石开采如此不易，难怪文人得一端石或歙石砚会欣喜若狂，相互酬唱，或咏叹友情，或发慷慨之唱，或抒身家之悲，洋洋洒洒，粲然可观。却极少为砚工唱一曲悲歌。下引李贺《老夫采玉歌》，也算为砚工发一千古之叹：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老夫饥寒龙为愁（怒），蓝溪水色无清白。夜雨岗头食榛子，杜鹃口血老夫泪。蓝溪之水厌生人（活人），身死千年恨溪水。斜山柏风雨如啸，泉脚挂绳青袅袅。村寒白屋念娇婴，古台石磴悬肠草！ 诗的结语，读之断人心肠：一人为家，两处牵挂；那采玉场中的石级，风雨中飘摇的草树，无不萦系在老妻心怀；杜鹃口血，流自老夫心口；泉脚挂绳，时时惊起一场恶梦！宫中的步摇悠闲，岂知平民的身家艰危······此情此景，或许能比拟采砚工人的境遇。 古人也有拾取较好石块作砚的，但为数极少。《文房四谱》中引唐代李匡义《资暇集》说，一种较有名的砚，叫稠桑砚的，即出于偶然的拾取，后来有人以这种偶然发现的石块制砚，还发了家业。稠桑，古驿名，在今河南灵宝县北面。 叶樾的《端溪砚谱》中记，东坡曾于野外寻得石块，不加斧凿而作砚。后来人们加以仿效，寻找自然平整的石块作砚，这或许可以算一种文士之野趣。 除采发砚石作砚外，人们还淘泥作砚，叫瓦砚或陶砚。最迟不晚于汉代。 现存的十二峰陶砚，是西汉时的遗物。表明西汉人已用陶土制作具有装饰性的砚台了。由于那时研墨的方式不同于后来，这个砚还只能作盛墨汁用。 用陶制可以磨墨的砚，或许受了铜雀台古瓦的启发。铜雀台由曹操建于建安十五年，地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宋代洪迈《容斋续笔》记，王文叔曾用其古瓦作砚，赠与苏东坡、黄山谷。洪迈的祖父也收藏有两枚铜雀台古瓦砚。《文房四谱》记，在魏铜雀台遗址，人们发现了许多的古瓦，琢为砚台，贮水数日不涸。据说，前人制造这种瓦，是用布淘澄泥，掺和胡桃油制成，所以同其它的瓦不一样。书中又记：  作澄泥砚法，以墐（音jìn。沟边的路）泥令入水中，挼（音ruá）之，贮于瓮器内，然后别从一瓮贮清水，以夹布盛其泥而摆之。俟（音sì，待）至细，去清水，令其干。入黄丹，团和溲如面。作一模如造茶者，以物击之，令至坚。以竹刀刻作砚之状，大小随意。微阴干，然后以刺刀子刻削如法。曝过，间宜（间隔适宜）垛于地，厚以稻糠并黄牛粪搅之（作燃料），而烧一伏时。然后入黑醋，贮米醋而蒸之五七度。含津宜墨，亦足亚于石。 砚石是由泥经地壳变迁，高温高压而形成石块，陶也是由泥，经水火药醋而成，与自然砚石异曲同工。米芾《砚史》记云： 相州（据后文铜雀台，应指魏国相州，在今河北临漳）土人自制陶砚。在铜雀台上，以熟绢二重淘泥澄之。取极细者燔为砚。有色如春波者，或以黑白填为水纹。其理（质）细滑着墨，不费笔，但微渗。 澄泥砚大约起于唐代。宋代高似孙《砚笺》记：“虢州岁贡十砚”，“虢澄泥，唐人以为第一。”虢州，今河南灵宝。人们把淘泥烧治成的砚叫“澄泥砚”，以山西新绛县（古称绛州）最好，绛州澄泥砚为中华四大名砚之一。宋代张洎《贾氏谈录》记： 绛县人善治澄泥，缝绢袋至汾水中，逾年而取之。陶而为砚，水不涸。 有用缸瓦制砚，堪称绝活。苏辙的《缸砚赋》序中记： 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药煮瓦石，使软可割如土。尝以破酿酒缸为砚，极美。蜀人往往得之，以为异物。余兄子瞻尝游益州，有以其一遗之，子瞻以授余。 有补砚工艺，也堪称绝技。李之彦《砚谱》记，石晋时关东有个李处士（未做官或不做官的文人）能补百碎砚，带回家十来天就可以把破砚补缀如新，看不出一点痕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