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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福：关于五凉文化 文/陈玉福 五凉文化，即五凉政权在其发展阶段所创造的文化，在河西走廊历史文化积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也是武威历史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在乱如一团麻的十六国时代，五凉政权与五凉文化延续了中华文化根脉，并使其在凉州大地上繁荣昌盛，于中原动荡分裂文明一度湮灭的危亡时刻，还有大幅度提升弘扬，为保留中华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 五凉文化的兴起，源于西晋永嘉之乱，即俗语中的八王之乱。西晋灭亡后，中原士族迁居江南，始有衣冠南渡的历史事件。其时，北方因为少数民族占据，汉学遭遇灭顶之灾。而地处河西走廊的五凉政权的统治者们却在兴邦立国、为王称霸的前提下，谨修内政，安民保境，同时大量接受来自中原地区的士人名流，并给予他们庇护礼待，尽其所能地提供士人著书立说的人文环境，并不失时机地倡导各族人民发展经济，促进文化。正因为五凉君主们对汉学的推崇与支持，使得河西走廊，尤其是几朝都城所在地武威在百年之内以兴旺发达而著称，从而开创了在历史上独具一格、史不绝书、上承建安、下启隋唐的"五凉文化"。 五凉文化评价如此之高，我们不禁要问，五凉⽂化究竟是什么？又有哪些具体特征呢？我们讲文化，都习惯性地套用模式，用一些空泛地概念性地词语去总结陈述，看似有物实则没有具体所指，让人总有模棱两可之感。关于五凉文化的论证与阐述也存在相似的问题，而且近些年来还有一部分学者，把五凉文化囊括进敦煌文化范畴来看待，甚至把河西走廊文化、丝路文化、佛教文化、游牧文化等等文化式样都统统按进敦煌文化一锅烩，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且十分偏激地一种观点。 且不论五凉文化的形成发展期早于敦煌文化数百年，单从学术概念中的从属关系来看，敦煌文化也涵盖不了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的诸多文化式样。正如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所说：“河西⾛廊⽂化⽣态区的⽂化式样包括有敦煌⽂化、长城⽂化、丝绸之路⽂化、⽯窟⽂化、简牍⽂化、五凉⽂化、西夏⽂化、边塞军旅⽂化以及现代⼯业和科技⽂化等。”这一观点，指出了各种文化的具体形式与各自具有的特点，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化特色，不同的文化主体有别具一格的文化形态，敦煌文化与五凉文化并非从属关系，也非母子关系，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各自发展，又兼容并蓄，保留了自我，并求同存异的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特质经过互相借鉴、相互融合，分别发展出来的文化式样。如果非要给各种文化式样划一个圈子来框定，不能是五凉文化包涵敦煌文化，也绝不是敦煌文化囊括五凉文化，更不会是任何一种文化式样对另一种文化式样的兼容。强行拉上从属关系，是对文化的刻意窄化行为，未免狭隘。我们应该认识到，丰富多彩的各种文化式样，都是在河西走廊宽广厚实的怀抱里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的，它们更像兄弟手足之间的血浓于水，而非家族子孙间的一脉单传，区别只在于各种文化存在的历史时期不一样罢了。所以，文化式样这样的表达是最科学、最贴切的准确答案。 另外，文化与文明也是大有区别的。德国学者伊里亚斯在《文明的进程》这本书中提出，可以把“文化”和“文明”做一个界定和区分，即“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因此，它没有高低之分。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 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学者葛兆光先生也曾有过相关论证，他说：伊里亚斯指出，“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则常常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有规则”等词语相连。虽然“文化”是让你随心所欲表现自己特色的，但“文明”是给你一些限制和规则的。如果这样理解“文明”和“文化”，我们就不必对全球化和现代秩序恐惧，也不必担心我们的文化会被侵蚀掉，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普遍的文明和规则中，守护好独特的文化和传统。“文化”与传统有关，它是特殊的，而“文明”与未来有关，它是普遍的。如何在一个普遍文明规则下，能够保存好特别的文化，同时在现代文明的时代，客观理解文化在历史中的合理性，是我们当下要考虑的问题。 根据以上观点可知，不论是文明还是文化，都需要放在特定历史当中去评价，历史是变动不拘的，所以文化就会因此具有差异性。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就是丝绸之路开通后，所有自西而来的一切文化，都在河西走廊经过初步汉化之后才传到中原地区。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在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逐渐兼容和谐统一的过程中，前提是已经实现了汉化，而河西走廊作为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在其中充当的角色不仅仅只是搬运工，更多倾向于粗加工与检验员的工作。而当已经发展成熟的中原文化反流回来，河西走廊在接受继承的基础上，依然会进行加工与检验，摸索出一种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具有自我特色的新方式，如此便形成了大同小异的特色文化，形式与样貌的略为不同就构成了各种各样缤纷灿烂的文化式样。 十六国时期，中州板荡、河西独安，五凉政权所在的河西走廊军事强盛、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吸引大批战乱之地的士民，尤其是大量饮誉海内的家族和名士前来避难和定居，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战乱之中别人只顾打仗抢地盘，唯有河西走廊文脉长兴，尊儒兴教的大政之下，凉州成为人才济济的"多士之邦"，大大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兴盛和发展。诸如前凉张氏家族、西凉李暠、北凉沮渠蒙逊等统治者的带头参与下，给予了学者士人著书立说、治学兴教的信心，在经学、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方面多有建树，许多作品一经产出便广为传颂受到追捧，许多作者和著作被载入《晋书》《魏书》《北史》《隋书》等。 史料记载，元嘉⼗四年（公元437年）北凉和南朝刘宋王朝的⼀次⽂献交流中，北凉进献的以本⼟⽂⼈为主的作品计有《周⽣⼦》13卷、《时务论》12卷，《三国总略》20卷、《俗问》11卷、《⼗三州志》10卷、《⽂检》6卷、《四科传》4卷、《敦煌实录》10卷、《凉书》10卷、《汉皇德传》25卷、《亡典》7卷、《魏驳》9卷、《谢艾集》8卷、《古今字》2卷、《乘丘先⽣》3卷、《周髀》1卷、《皇帝王历三合纪》1卷、《赵（匪攵）传》并《甲寅元历》1卷、《孔⼦赞》卷，合154卷。 北凉交流的书籍种类⾮常多，涉及儒学、经学、⽂学、⽞学、天⽂学、史学、建筑学、科技学、佛学、乐舞学等等，几乎涵盖了当时的全部学科类别，其数量之庞大，学科之广博在当时而言是绝无仅有的。而这些书籍，就是五凉文化诞生与五凉时期河西走廊在文化、文明成就的有力实证。上述作品历经千年巨变，现在虽然已经失传，但在《四库全书》中还列有⽬录。在那样一个风云动荡、儒学湮灭特殊时期，五凉国还能有此成就，其经典作品与重大贡献足令后⼈仰视，完全当得起陈寅恪先生那句“继决扶衰”的评价。 据凉州文化院研究院研究结论，这批书籍，仅是五凉时期凉州⽂化圈、敦煌⽂化圈本⼟学术作品总汇中的“冰⼭⼀⾓”。五凉学术及研究成果，冠绝五胡⼗六国。仍拿上述作品来说，其中的《周髀》（1卷）是中国流传⾄今的⼀部最早的数学著作，被史学界称之为“数学⿐祖”。《周髀》成书于西汉，但经⼏百年风⾬沧桑到五凉时期才在凉州得到整理编辑，重新刊印发行。北凉⼈阚骃撰的《⼗三州志》，是⼀部全国性的地理总志，是研究我国西北地⽅史、西北民族史和中西交通史的必不可少的资料。内容以在汉代版图内所设司⾪、豫、冀、兖、徐、青、荆、扬、益、凉、并、幽、交⼗三州为纲，系统介绍了各地的郡县沿⾰、河道发源及流向、社会风俗等地理现象。此书是中国早期最有影响⼒的地理巨著之⼀。 可见，五凉时期文化艺术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这种持续的欣欣向荣最终促成了武威文化发展中第一个高峰，即五凉文化的诞生与发展。五凉国先后定都武威，唯一例外西凉，虽然都城不在武威，但灭国后北凉王沮渠蒙逊掳走了西凉皇后和公主之余，也将西凉国的所有士人名流带到了武威予以优待，继续扶持他们未尽的文化事业。所以说，武威汇聚了五凉文化的所有精华，五凉文化亦是武威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特质。 五凉⽂化中影响最⼤者就是佛教⽂化，其分⽀性⽂化如⽯窟⽂化、译经⽂化和僧侣⽂化，不仅影响了中原佛教⽂化的发展，还直接催⽣了⼤乘佛教在长江两岸、川蜀之地的兴盛。北凉灭国，北魏从武威掳走以昙曜为首的众多僧侣与工匠们将石窟艺术带到了中原，才有了享誉世界的山西云冈石窟与洛阳龙门石窟，唐代修筑的四川乐山大佛，亦是佛教文化一脉相承的杰作，而敦煌莫高窟则是佛教文化在中原发展成熟后反流的结果。如果说莫高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幸运儿，那些依然残存或已经消失了的早期石窟就是巨人本身。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非常有底气地说，五凉⽂化是中国佛教⽂化的源头。 高僧昙无谶便是沮渠蒙逊自西凉国迎请回武威的一代传奇僧人。昙无谶在武威与张掖相继开凿天梯山石窟与马蹄寺石窟，佛教文化与石窟艺术相结合的模式，正是五凉文化之于佛教文化的一种具体呈现。 有赖于五凉文化对佛学的承续，让我们知道在五凉时期，武威是全国佛教最发达的地区。《⾼僧传》是千百年来中国佛教界公认的早期佛教⼈物传记经典，此书中收录的五凉国⾼僧多达34名，占当时全国⾼僧的⼤半。其中，仅武威籍⾼僧就有9⼈。“凉⼟译经”是世界佛学界的佳话，在五凉时期仅昙⽆谶就在今武威城中译出了11部佛经。中国第⼀部完整汉语《⼤般涅槃经》就是在武威诞⽣的。作为“佛说的最⾼阶段”，此经成为海内外佛教徒⽇常诵经，被誉为“众经之渊镜，万流之宗极”。武威籍⾼僧竺佛念、智严和宝云也勤奋译经，他们译出的《普曜》《⼴博严净》《四天王》等均是同类经本中的第⼀版本。北凉王室贵胄沮渠京声，是中国最早的王⼦出家者，他不但到西天取经，还在武威城勤奋译出了第⼀个汉语版的《治禅病秘要法》，此经因是后世出家⼈修⾏必备书⽽海内闻名。后凉时期，古天竺佛经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汇聚到凉州，梵⽂佛经存量很多。6传奇译经大师鸠摩罗什⼀边在凉州城学习汉语，⼀边搜集各类梵经，客居长达17年时间。鸠摩罗什一生共译佛 经35部，总294卷，最著名者即众所周知的《⼼经》。 五凉文化对于中国古典乐舞的影响也是一大特征。西凉乐舞与凉州词，以及凉州乐舞与隋唐文化的渊源，详见《河西传》相关章节，此处不做赘述。 建筑技艺与美学艺术当中，也有五凉文化的元素在内。众所周知，包括佛教在内的多种外来文化在凉州初步汉化以后传入中原，体现在建筑艺术方面的具象，就是前凉张氏家族对于姑臧城的重建和扩建。 张轨到凉州任职时，姑臧城因遭兵乱，残破不堪。随着河西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发达和中原流民的大量涌入，姑臧城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张轨便以大手笔营建姑臧城。他在旧城基础上，增筑完成凉州五城的规模。张茂即位后又高调修筑了灵钧台，规格堪比皇城，是紧跟时代潮流的壮举。张骏时，姑臧有了凉州七城的规模，初具“七城十万家”盛况。张氏以“拟于王者”的京都标准营建姑臧城，对后世的王都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曾言：“前后凉之姑臧与后来北魏之洛阳就宫在北而市在南一点而言，殊有相似之处。又姑臧本为凉州政治文化中心，复经张氏增修，遂成河西模范之城邑，亦如中原之有洛阳也。”后来西凉王李衏的曾孙李冲父子受命为北魏政权规划营造洛阳新都时，就参照了姑臧城的模式，创造了洛阳格局，而洛阳格局又影响到东魏都城邺城和唐都长安的营建。简言之，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都城格局，其源头可追溯到五凉尤其是前凉张氏修筑的姑臧城，史学界和建筑学家把五凉时的姑臧城称作王都鼻祖，就是由此而始。 五凉⽂化同时也被看作隋唐文化的源头，源自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的观点。他说：“秦凉诸州西北⼀隅之地，其⽂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西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脉，然后始知北朝⽂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河西遗传”指的正是史不绝书的五凉⽂化。陈寅恪明确指出，五凉⽂化是隋唐⽂化的源头。 《中国通史》中也详细阐述了五凉⽂化汇⼊隋唐⽂化的“线路图”。在这本书中有“凉州在当时是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化最多⼜是接触西⽅⽂化最先的地区。”这样的论证。只是，权威如《中国通史》在阐述西晋⽂化时总结说：“敦煌是凉州⽂化的中⼼”，专家们认为凉州⽂化隶属于敦煌⽂化。这是严重背离历史事实的。凉州和敦煌在很长历史时间中不但在⾏政上是辖属关系，在⽂化上更是⼲枝关系，凉州统辖敦煌是常态化，而敦煌没有统领过凉州。即便唐晚期张议潮率领归义军收服瓜沙甘肃等十州时，武威一带依然在吐蕃人建立的“凉州温末”政权的统治之下。何况，张议潮的归义军势力维持时间并不长久，在归义军取得一定胜利之后，河西走廊的张掖一带实际上也由甘州回鹘所占据，只不过甘州回鹘与唐王朝交好，名义上归张议潮管理而已。近些年来，巨人肩膀上发展起来的敦煌⽂化获得了空前资源支持，媒体的宣传与相关专家学者，以及地方上的奔走努力，使得敦煌文化名声显赫、蜚声国际，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喜事、大事，我们与有荣焉。但是，有部分学者罔顾历史，强行将河西走廊的一切文化都归类于敦煌文化的羽翼之下，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且极为不公平的，研究历史、传承文化不能囫囵吞枣。 五凉⽂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武威的代表性文化。武威既是五凉⽂化的核⼼区，⼜是五凉⽂化资源的富集带，在当今复兴传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的大好时代里，五凉文化是时候重新焕发光彩了。对此，有学者呼吁，应该从五凉⽂化源头学、⽐较学⼊⼿，把五凉时期在全国具有影响的历史⼈物、事件、现象梳理出来，催⽣⼀批新的⽂化创意作品，让史实说五凉，让具体的⽂化⽂物个体塑造五凉，让五凉⽂化成为具体可感的活⽂化，成为能系统配套武威新⽣景区、产⽣经济效益的实⽤⽂化、主流⽂化。此倡议提得恰逢其时，我们只管拭目以待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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