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中国失去了让日本收手的最好时机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为何还要在上海挑起战争？

其实原因不复杂，无外乎三点。

其一，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占领了整个东北不假。但是，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很大，他们的战略目标是整个中国，而不不仅仅是东北。占领东北并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日本关东军在东北轻易得手，反而刺激了日本军部的侵略野心，他们亟需进一步扩大侵略范围。

其二，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全国各地都爆发了抗日游行活动，上海地区的示威游行尤其激烈。上海爱国人士成立了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组织民众开展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短短几个月时间，日本在上海的企业就被迫关闭了90%。日本轮船公司的船舶也被迫停航。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认为必须用武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用武力维护日本商业利益。

其三，当时日本关东军当时正在秘密筹备建立伪满洲国。为了转移英、美、俄、德等列强的视线，日本急需制造新的事端。

日本侵华，有一套固定模式，这套模式是这样的：日本军部利用一些边缘人自导自演制造事端，然后诬陷是中国人干的，以此为借口出兵，迅速占领目标区域，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协议，承认既得利益。一直以来，日本的这套把戏屡试不爽。九一八事变是个模式，一二八事变是个模式，华北事变也是这个模式，后来的七七事变同样是这个模式。

为了入侵上海，板垣征四郎指使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在上海制造事端，并出资20000日元作为“活动”经费。田中隆吉又把这个任务转交给“大名鼎鼎”的间谍、满清皇族败类川岛芳子，让她具体策划实施。

川岛芳子经过秘密打探，得知四个日本僧人1932年2月将在上海杨树浦做寒修行。寒修行是日本佛教徒在冬季举行的一种修行仪式。川岛芳子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1932年2月18日下午，四名日本僧人前往杨树浦，经过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门前时，突然冲出一群人把四名僧人暴打一顿，并在现场高喊：“是日本人，杀死他们。”四名僧人都受了伤，送进医院后，一名僧人因伤势过重死亡。

原来，三友实业社是上海一家爱国企业，以积极参加抗日活动闻名。当天，该厂正组织工人进行护厂操练。袭击四名僧人的是川岛芳子事先安排好的日本浪人，伪装成三友实业社的工人，将这起事件嫁祸给三友实业社。

事情发生后，60余名日本人按照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的指使，到三友实业社闹事。三友实业社为了不扩大事态，工人们十分克制。但是，日本暴徒十分猖狂，于20日凌晨纵火烧毁了三友实业社的仓库和部分厂房。事情闹大后，巡捕前来制止。在此过程中，日本暴徒又袭击了巡捕，两名巡捕被暴徒砍死，其中一名暴徒被巡捕开枪打死。事态进一步扩大。

当天下午，大批日本人在上海举行聚会，公开“抗议”。见时机成熟，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登场了，他倒打一耙，要求上海政府公开道歉，惩治“凶手”。

日本政府当然也没有闲着，他们按照计划，以保护侨民安全为由，向上海增兵，30余艘战舰开到海上，日本在上海的总兵力超过6000人。

1月27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向上海政府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于28日下午6点前作出答复。

面对日本的军事、外交压力，国民政府选择了妥协、退让。上海市长吴铁城于28日下午3点复函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同意了日本提出的全部条件。但是，日本人的目的是军事入侵上海，他们对吴铁城的答复置之不理。1月28日晚上11时30分，日本海军上海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下令向闸北进攻。驻守闸北的中国部队是第十九路军翁照垣部。翁照垣部当时准备较为充分，见到日军进犯，并不犹豫，按照事先部署对日军进行了还击。

淞沪抗日由此开始。

当时，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总兵力3万人，士气高昂。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决心抵抗到底，绝不退缩。蔡廷锴曾说：“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国军中很多将领都主张对入侵日军坚决还击。名将张治中面见蒋介石，请求率部抗日。陆军87师261旅旅长宋希濂也面见何应钦，请求率部参战。
当时，中国部队的抗日热情高涨，士气高昂。

但是，蒋介石有自己的想法。他知道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不回击是不行的。但是，他又不想把事情闹大。说白了，他还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于是，他命令前方部队“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日本方面对中国守军持蔑视态度，认为中国驻上海的部队不堪一击。日本司令官盐泽幸一曾扬言：“一旦发生战事，4小时即可结束。”他们没有想到，战争爆发后，十九路军竟然死守不退。双方鏖战半个月，日军发动的两次大规模总攻，都被十九路军粉碎了。

十九路军虽然兵力比日本人多，但是装备差，禁不住长期鏖战。时间一长，便顶不住日军的攻势。十九路军几次求援，都被蒋介石、何应钦压住了。

2月14日，蒋介石终于同意增援十九路军，命令张治中率第五军奔赴上海，投入战斗。第五军和第十九路军同仇敌忾，寸土不让，使得日军一直没有突破闸北。日军不得不更换主将。扬言4个小时结束战事的盐泽幸一被撤换。

2月29日（1932年2月共有29天），日军增援部队抵达长江口。3月1日，日军发起了第四次总攻。

此时，原本兵力占据优势的中国部队在日军面前已经没有优势，加之日军武器装备比中国军队好，中国守军疲态渐露。

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官兵苦苦支撑，期待援兵尽快到来。但是，求援的电报打了一封又一封，何应钦均不予理会。蒋介石也拒绝增兵上海。

3月2日，第十九路军无力支撑，不得不退出战斗。淞沪抗日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从整个战争形势来看，当时中国军队是有机会在上海痛揍日军的。

日军增兵前，总兵力只有6000人，而十九路军全军3万人，再加上第五军4万多人，兵力上占了绝对优势。当时全军士气高涨，战斗力很强。纵使武器不如日军，也可以利用主场作战的优势予以弥补。另外，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等将领指挥得当，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一直坚守阵地，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迫使日军四次更换主将。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如果蒋介石下定决心，积极部署，集中优势兵力痛揍进犯日军，快速消灭进犯的日军，就可以让日军暂时收手，换来难得的和平——哪怕是短暂的。

然而，国民政府高层却始终没有和日军决战的决心和信心，错失了一次好机会。

蒋介石2月13日提出：“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淞沪抗战期间，国军作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决定。比如，正当第十九路军和日军鏖战之际，何应钦竟然命令空军不得对日本海军投掷炸弹。比如，战争期间，驻扎在上海的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竟达成了协议，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舰也不主动进攻中国舰队，双方维持“友谊”。再比如，2月23日，第十九路军伤亡已经很大，快抵不住了。黄强参谋长见到蒋介石，哭着求他增援。蒋介石派上官云相率第一师、戴岳率独立旅增援。但是，上官云相的部队走得比乌龟还慢，迟迟不到上海。戴岳的独立旅则一直停留在杭州，按兵不动。如此奇葩的操作，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国军这些骚操作的根源都在蒋介石。参谋次长黄慕松曾说：“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缴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果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

到底是抵抗会招致“沦亡”还是不抵抗会招致“沦亡”，国军的全面败亡已经给出了答案。

淞沪抗日失败后，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本取得了他们想要的权益，伪满洲国也在1932年3月1日“顺利”组建成立。张治中将军得知《淞沪停战协定》的内容后，十分气愤，说这是“沉痛的收场”。

《淞沪停战协定》并没有实现中日和平，反而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不久之后，他们如法炮制，入侵热河、察哈尔，国民政府又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日本制造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国民政府最终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这一次又一次的教训是沉痛的。历史反复告诫我们，软弱、委曲求全是换不来和平的。在侵略者面前，枪杆子要硬，拳头要硬，要拿出光脚不怕穿鞋的硬气，才能得到和平，得到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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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人：历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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