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2年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战争和1937年爆发的八·一三淞沪战争都是日本方面借口本国公民在上海被杀，由日本的海军方面挑起事端，日本陆军随之卷入战斗，日本源源不断增兵上海，继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事。由此角度看来，八·一三淞沪战争似乎是一·二八淞沪战争的重演。但两次淞沪抗战分别发生在中国的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时期，当然会有诸多方面的不同。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比较，对两次淞沪抗战的不同加以探讨。 两次淞沪抗战战争准备比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强占了我国东北之后，为了进一步获取在上海这个中国经济中心、国际性大都市的利益，日本军部已准备占领中国的具体措施，日军在上海进行挑衅，妄图制造事端，同时藉此转移国际上对其强占东三省的视线。 1932年1月5日，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板垣征四郎大佐，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发出如下电报：“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1]田中隆吉在战后的供词中曾这样供述日本当局策划上海事变的真相：“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上校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2]通过田中事后的证词，可知一·二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早已预谋的，是日方故意为之，并另有所图，而绝非1932年1月29日“日本政府关于上海事变的声明”中所说：“此次帝国海军在上海方面所采取之行动，与以往各主要国家在该地区屡次采取的实力行动相同，完全是以保护本国侨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及维护我国权益为目的，别无他意。”[3]
在事变发生前夕的1月23日，第十九路军将领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沪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决定“与倭奴一决死战”，“死守国土”[4]。虽然我军广大官兵早有抗战决心，但南京国民政府迫于日军进攻强大压力，并顾及自身的利益，害怕战事扩大，妄想与日本达成一定的妥协，同时又幻想着美英等国的干涉来解决中日纠纷。一·二八淞沪抗战在战争准备上我军是仓促应战，战争的爆发，则完全出乎南京政府的意料。在这种矛盾心理下，决定了一·二八抗战中方在战争准备上陷于被动局面是难以避免的，同时也给一·二八淞沪抗战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住在溪口（蒋在宁粤和议后被迫下野），表面上不问政事，实际上仍然操纵南京政府的重大决策。在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后，蒋介石仍不断策划对日投降阴谋。另外，从九·一八事变起，在前方作战的十九路军官兵连军饷都领不到。截至1932年5月底，军政部欠发十九路军的军饷达八个月六百余万元之巨。淞沪抗战开始后，海外同胞捐给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七百余万之数，我军（十九路军）向军政部请领欠饷时，军政部竟说捐款应归公有，欠饷应在捐款中扣除，所余之数应上缴[5]（P123）。得不到政府的财力物力支持，十九路军要做准备工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驻防京沪的十九路军，原已奉命调离上海，尚未及离防，突遭日军进攻，激于民族义愤，奋起抵抗。而且十九路军当时调沪不久，情况生疏，对于日寇的真正企图，看得也不是很准确。国民党政府没有给该军提供任何情报，直到战争前两星期，十九路军才从自己所得到的情报中判断日寇的侵略已不可避免，才积极进行应战部署[6]。十九路军在上海一直是孤军奋战，直到2月18日，张治中将军指挥下的中国方面第五军才由南京地区赶到淞沪，参加对日作战。而其他有些名义上是派出的支援部队，但国民政府强调因种种困难，根本不令其开赴前线。尽管刘湘、何键、白崇禧、顾祝同、刘峙以及阎锡山等曾先后发出通电：“请缨抗日”，“协助十九路军卫境御侮”，但军政部通令各部队：“第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5]（P123）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在上海除了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这两支部队外，中国方面再无援军。
与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原因相同，八·一三淞沪战争的导火索是所谓的“大山中尉在中国军用机场附近被杀”事件。早在7月17日，日本驻上海的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就给日本海军司令部报告：“如果局限战域，则有利于敌方兵力之集中，深恐将使我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7]此时，日军正对华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为全面制服中国，日军在华北与上海两面发动进攻。 与一·二八被迫的、被动的抗战不同，中国方面对八·一三淞沪抗战则完全是有预见的。正如事后陈诚所言：“中日战争之必然爆发，早在吾人意料之中；淞沪战争的导火线是为着虹桥机场事件，亦为国人所深悉。当时敌方海军陆战队约6 000人在淞沪一带藉端挑衅，我第九集团（军）为应付事变，遂将附近部队向淞沪一带集中，于8月13日开始英勇抗战。”[8]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有可能再次进犯淞沪，事先作了一些积极备战。早在1935年冬即由张治中主持修筑了吴江到福山、无锡到江阴、乍浦到嘉兴三道国防工事，在卢沟桥事变前该工程已经完工。全面抗战开始后，又决定将中央政治会议暂停，改为国防最高会议，党政各个部门均参加，每个星期开会两次。同时，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具体的军事指挥，蒋介石亲任陆海军最高统帅，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确定战斗序列。在1937年8月6日召开的国防会议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宣布：基于既定的“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的方针，策定守势作战时期的作战指导原则为：国军一部集中于华北持久抗战，特别注意山西的天然保垒；主力则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9]。南京国民政府已做好了在上海与日军作一死战的准备。8月上旬，国民政府命张治中所部秘密向吴县、常熟、无锡一带集结，并于8月11日向上海集结，以图应付突发事件，并成立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由张治中担任司令，战事爆发时即进军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驻在苏州，对外不公开，用的是“中央军校高级教官室”的名义。并增建苏州至嘉兴铁路，名义上为缩短京杭距离，实为战时部队调动方便[10]。 8月13日战争开始后，南京军委会制定的第三战区作战指导纲领是：“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11]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除调派张治中部外，在军事部署上，还把装备精良的陈诚、胡宗南等部先后调往上海战场，并把四川、云南等地方部队源源不断地调往上海，蒋介石先后共调集70余师计70余万兵力前往上海战场，誓与日寇抗战到底。 根据上述事实可知，八·一三抗战前夕，南京国民政府便已预料到了第二次淞沪抗战已不可避免，蒋介石既已决定与日军开战淞沪，就下定了决心主动出击，在上海主动抗敌。八·一三抗战是七·七华北抗战的继续，成为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的又一个主要标志。 两次淞沪抗战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比较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迫于全国人民抗日的激昂情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2月8日、23日两次致电全体参战人员，称赞其“忠义之气，照耀天日”，“节节抗战，所向无前”，并勉励他们“继续努力，以竟全功”[12]。但是，国民政府并无抗战的勇气和决心，仍然继续执行“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主义政策，把“剿共”作为抗日的前提，却将“攘外”停留在口头上，对于日本的军事挑衅，采取不抵抗，不扩大，求妥协。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1月31日，汪精卫在开封作报告指出：“我们并不主张对日断交，因为日本对我使用手段已经超过绝交，超过宣战，已是不断的进攻与占领了。仅对日绝交，是不能发生何等作用的。不主张对日宣战，因为此次日本对我虽无宣战之名，而有宣战之实……中国此时应联合宣战各国，以制裁日本，用不着宣战的。”[13] 第一次沪战开始后，十九路军在上海孤军作战，南京政府不但不调兵增援，反而荒唐地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除派第五军参战外，国民政府未派任何部队参战。1932年1月23日，行政院长孙科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本日下午与汪、蒋两先生详商应付上海事件，佥主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缓和态度，应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14]（P298)1月31日，何应钦再次致电吴铁城“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各国领事既出面调停，请兄等酌量情形，斟酌接收。望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司令通令所部严守纪律与秩序，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前线部队，尤须遵守。”[14]（P341）何应钦又令空军：“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14]（P342）同时，蒋介石指示蔡廷锴，“如日军确无侵占闸北之企图，双方立即停战”[14]。 可见，国民政府自一·二八抗战开始便无抗战决心，其“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方针实为妥协，阻挠和破坏十九路军抗战，同时还妄想着依靠国联和美英调停，当日军宣布停战和国联通过停战协议后，南京政府立即就开始了与日军的停战谈判。
与一·二八抗战蒋介石对日妥协、对日抱有幻想不同，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时，蒋介石对日态度有了一个质的转变。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仍奉行不抵抗政策，对日寇的进攻仅作消极抵抗。但由于日本的步步进逼，使蒋介石感到日本对华野心永远满足不了，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已无可避免。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南京政府随即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15]，“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16]。蒋介石国民政府，从八·一三抗战始，彻底放弃了对日妥协政策，走上了全面抗战之路。 两次淞沪抗战国共关系比较 一·二八事变爆发之时，国共两党还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当时，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建立了数块红色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对国民党而言，对于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所带来的深重的民族危机问题，国民党仍坚持对日妥协政策，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反而对中共领导的红军加紧围剿。当时全国有两百万军队，但可调之兵大部分被蒋介石用来打内战。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却不肯调派正在“剿共”的嫡系精锐部队前往上海支援抗战。1932年3月1日，沪战还在紧张进行之时，国民党四届二次全会在洛阳开幕，会议通过宣言指出，方今之急，首曰御侮，同时“绥靖剿匪，所以巩固后方，昭苏民厄，亦不容忽视”[17]（P15）。3月14日，蒋介石仍提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18]。当时蒋介石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6]（P26）。而就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之际，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南京国民政府答应取缔抗日活动，将参与抗战的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派往福建去“剿共”。5月24日，国民政府特派蒋介石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对“剿匪”加紧进行部署，准备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17]（P17）。 在中共方面，由于当时党的决策权掌握在“左”的领导者手中，对于一·二八时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共领导人仍缺乏一个正确的判断，这点从中共同期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如“中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两个政权———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尖锐对立。这是目前政治生活的核心，这是全国革命危机生长的最主要标志。”[19]1932年2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决议》指出：一·二八事变是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必然结果，“要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而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估计和分析，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全党“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受这一错误策略影响，共产党多次失去了利用国民党中一些政治派别、中间阶层的抗日反蒋要求，以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好时机[20]。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上海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作用已初步显示。在一·二八事变前夕，中共中央便发出紧急通知和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派遣大批的军队来上海，进行着各种挑衅，准备着血的屠杀劳动群众，镇压革命运动，占领上海。”[21]号召工人和群众武装起来，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随着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以及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矛盾的全面升级，特别是八·一三事变的爆发，迫使国民党放弃对日本侵华的动摇态度，从西安事变以来开启的国共合作态势才最终得以形成。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提出了迅速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要求，国共两党为实现这一目标均作出了努力。
为解决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的分歧，两党进行了多轮谈判。谈判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军队问题、边区问题、中共合法地位问题以及组织各党派联合体问题。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虽已决心抗战，但他对当时中日交战仍抱有和平幻想。因而对中共方面的提议反应冷淡，谈判最初未获结果。直到8月13日上海事变的爆发，在万分危急的情势下，国共双方才最终坐下来，搁置争议，从而使谈判得以加速进行。在两党后期谈判中，国民党放弃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表现出较多的团结合作愿望。在这种良好的合作态势下，9月22日，国民党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公开谈话，表示愿“接纳”全国各党派，愿与共产党“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22]，公开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庐山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最终形成。 从一·二八到八·一三淞沪抗战，国民党对共产党从围剿到合作，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下促成的，而八·一三淞沪抗战则促使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加速并最终形成。 两次淞沪抗战结果及影响比较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率先奋起抵抗，第五军随之参加战斗。他们以装备简陋的7万之师，与装备精良的8万之敌抗衡达月余，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但自始至终，中国军队一直处于被动不利地位。1932年3月3日经英国公使兰普森斡旋，中国与日本外交代表谈判，并于同年5月5日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依照这一《协定》及其附件规定：日军可以驻守上海，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守、设防[23]。这样，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成了一座完全不设防的城市，这为日军以后扩大在东南沿海的侵略，提供了一个极为便利的前进基地和进攻跳板，同时也为第二次淞沪战争的再次爆发留下了隐患。
而在《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陆海军除一部分调回日本国内外，陆军主力第14师奉日本参谋总长的急令，迅速调往中国东北，列入日本关东军的序列，对中国东北的抗日军民进行“讨伐”[24]。日本侵略者利用《协定》签订后所取得的战略主动，改变了进攻方向，加强了对东北的进攻。此外，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际视线集中于上海的时机，成立了伪满洲国，从而部分地达到了其发动第一次淞沪战争的目的。 与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方面的一味防守与退却不同，八·一三淞沪抗战整个战役曲折复杂，先后经历了进攻、相持、防守和退却几个阶段。尤其是长达50天的大规模阵地战，在中国抗战史上绝无仅有。在八·一三抗战中，国民政府领导人在抗日御侮的旗帜下，团结全国各个党派和广大民众，以极大的努力去组织了这场会战。10月初，日本方面为尽快迫使中国就范，将其主要进攻方向由华北转向上海，到10月底，在淞沪战场上的日军师团总数已超过华北战场，从而减轻了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的压力，对国共两党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配合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确如陈诚所说，“淞沪一隅已支持约三月之久，使狂妄的日本不敢再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眼光来轻视中国……淞沪抗战转变了敌'沿平汉南下’之原定计划”[8]。同时，八·一三抗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热情，增强了广大民众抗战胜利的信心，有利于全国抗战总动员，为沿海众多工业企业的内迁并建立后方抗战基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改编，国民党最终放弃“剿共”，彻底转向抗日。
八·一三淞沪抗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1937年10月28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华军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此为近世中之第一次”，“华军之英勇抵抗已足以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荣誉”[25]。 我们在分析评价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既要看到国民政府及其广大官兵浴血奋战，与共产党合作彻底抗日，同时也要看到八·一三抗战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在这次淞沪抗战中，仍然是由政府包办抗战，政府对广大民众发动不够，不能把军力和民力结合起来。陈诚在回忆沪战经过时指出，“敌军由狮子林方面登陆之后，附近各县地方负责者，事先不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事后不知动员抵抗，这也是我们作战中极大的缺点。”[8]中国军队在上海及附近这个狭小的三角地带，与日军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消耗战，徒作无谓的牺牲。此外，蒋介石国民政府仍过多地寄希望于国际干预，国民政府认为，在靠近外国人社区的地方打仗，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和同情，列强还可能进行干涉。这使战略受到政略影响，导致国民党军队没有及时撤出战场。“这种勉力支持，待部队溃乱、战线动摇时，才实行被迫的撤退，因此不能整齐而有计划的退却”[8],造成了中国军队的重大伤亡。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两次淞沪战争实为日方蓄谋已久，由于国民政府主观上对日抱有和平幻想，因而造成在一·二八抗战时中方措手不及，被动迎战。在战场上，国民政府害怕战事扩大，只派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前线作战。而在此同时国民政府却把军事进攻重点放在国内的“剿共”上，国共双方在此时均没看到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受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战场上我方悲壮的退却，最后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第一次淞沪抗战为什么失败，当时的《时事新报》作了分析：“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政府拥兵二百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26] 到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情况有了大的改观。国民政府已料到中日第二次淞沪战争不可避免，在战争准备上远比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要主动充分很多。正如陈诚所说：“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以牵制之。”[8]在战场上，国民政府集中了大量军力，包括众多中央和地方部队，誓与日军决一死战。笔者认为八·一三淞沪抗战是自九·一八以来，到抗战胜利结束这十多年抗战历程中一个重要的“关节点”。是上海危机，促使蒋介石国民政府最终抛弃幻想，联合中共和国内其他党派，一致对外，加速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终形成。
两次淞沪抗战存在上述诸多不同，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两次抗战中国民政府抗战指导思想的不同；另一方面，也与日本侵华的战略意图不同紧密联系。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当时日本已经拟定了3种情况下的派兵方案，“必须进行对华全面战争时”[14]（P310）便是其中方案之一，但其时日本的侵华战略是有限性的，为的是转移国联在东三省的视线，达成其成立伪“满洲国”的目的。到了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日本的侵华战略却是无限性的，日本“放弃不扩大方针”，实施全面侵华。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国民党及时调整了与中共关系，国共两党携起手来，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了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从而使八·一三淞沪抗战没有像一·二八淞沪抗战那样对日妥协，而是发展成为一场规模巨大的抗日之战。（《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0，作者：汤梓军） 参考文献 [1][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6.08. [2][日]东京广播电台第十二频道报道部.证言.我的昭和史:第1卷[.M]1.9691.72. [3] [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Z].东京原书房.1973. [4]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2卷[M].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1.96. [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一一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MI.北京:中 [6] 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7]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抗战军事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1.63. [8] 陈诚私人回忆资料(上)[J].民国档案,1987,(1). [9] 贺永宣.中华民国建国史纲[M].台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2.77. [10] 刘劲持.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M].八.一三淞沪抗战[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3.5. [11]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一一抗日御侮:第4卷[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1.2. [12] 罗家伦.革命文献:第36辑[C].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1.565. [13] 国闻周报[N]1.932-02-22. [14] 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军事上):第2卷[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15]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1. [15]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1. [16] 申报IN]1.937-08-15. [17] 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18]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一对日战争时期(绪编三)[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3.4. [19] 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AJ.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2.77.120] 中央档案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A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CL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48[21] 王秀鑫,郭德宏.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22]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M1.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3.30[23] 中央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一九.一八事变[M1北京:中华书局,19886.31.[2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M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2.29.[25]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4.4-45.[26] 时事新报[J]1.932-05-05.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