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 ——黄道 | 大余县人民政府

黄道

    黄道是江西横峰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等职。他所领导的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他在江西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从人力、物力上支援新四军；他领导新四军在各地的办事处、通讯处、留守处等，极力为新四军服务；他在奉调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途中，在江西铅山县河口镇被顽固派特务谋害，年仅39岁，是新四军抗日将士英名录上记载的第一位烈士，在新四军初创时期的历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陈毅称他是“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这是恰当的评价。

领导闽北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黄道留在闽北坚持游击战争。他根据当时闽北的严峻形势，否定了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提出的“不失苏区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大安”的“左”的错误主张，制定“开展游击战争，保存力量，相机打击敌人”的正确方针，改变斗争方式，主动撤出大安，把部队分散在武夷山打游击。

　　1935年，是闽北游击战争最艰苦的一年。敌人对游击区实行大规模军事“进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把红军游击队一网打尽，或者困死、饿死、冻死。在这种情况下，黄道率领游击队在深山老林里跟敌人周旋。他们没有粮食就吃野菜，煮竹笋；没有房子就蹲山洞，盖竹棚；没有冬衣就背靠背温暖身体。后来黄道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在这十年中，我经过人未经过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尝过人所未尝过的咸酸苦辣的味道，但这对我却是滋滋有味的生活。”就在这时，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投敌，带着敌人进攻分区领导机关。黄道和闽北特委果断决定，由吴先喜任军分区司令员，将机关及时转移，避免了一场大损失。黄道还编了一首《骂叛徒李德胜歌》，对游击队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此后，形势更加严峻，敌人出重金悬赏捉拿黄道，并把他母亲和妹妹押到闽北来。但黄道毫不动摇。他和吴先喜集中兵力，在上饶甘溪金钟山打了个歼灭仗，歼敌2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1935年8月，为了打破了敌人的封锁，黄道提出“积极向敌后挺进，开辟新游击区”的计划。闽北独立师兵分三路，分别由黄立贵、吴先喜、饶守坤率领，出击外线，开辟了闽东北、闽中、抚东根据地，巩固了原有根据地。1936年4月，闽北、闽东游击队主要负责人在福建政和县仰头村会合，在洞宫山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闽赣省委、省军区，省委由黄道、叶飞、范式人、阮英平、黄立贵、吴先喜、曾昭铭、曾镜冰组成。经叶飞提议，由黄道任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由叶飞担任，黄道兼任政委。为了孤立敌人，争取同盟者，闽赣省委采取了利用旧保甲制度、实行“白皮红心”和减租减息政策，站稳了脚跟。年底，闽赣游击区已发展到东至大海，南至闽江口，西达闽赣边界的光泽、资溪，北连信江流域。闽赣游击队终于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1937年初，黄道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悟出党有了新的政策。他一面派人去上海、香港，以取得与党中央的联系，一面召开省委会议，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七七事变发生后，黄道、曾镜冰于1937年9月20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的名义，致信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并转国民党中央政府，表示愿意将闽北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要求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光泽县县长高楚衡受熊式辉委托，写信给闽北游击队，表示愿意谈判，望指定地点。于是，黄道起草了谈判条件：（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二）释放政治犯；（三）划定我方驻防地点，供应我方粮饷军需。如果对方同意，我方将做到：（一）停止打土豪，分田地；（二）不再使用苏维埃名称；（三）红军改为抗日义勇军。不日，黄道派邱子明、黄知真代表闽赣省军政委员会，与江西省第七保安司令周中诚、光泽县县长高楚衡在光泽县大洲村举行谈判，对方基本上接受了我方条件，双方达成了协议。大洲谈判后，黄道派曾昭铭去向党中央汇报。曾昭铭在南昌见到了陈毅，并得到了叶剑英的电报。至此，闽北红军游击队恢复了与党中央隔绝三年之久的联系。根据谈判协议，黄道率闽赣游击队1500人来到铅山县石塘镇集中。为了纪念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黄道给参加了三年游击战争全过程的200位同志，每人发了一枚银质的“闽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为了鼓舞战友们杀敌上前线，黄道写了一首充满爱国激情的《满江红》，其结尾是：“擎起那神圣的抗日旗帜，收复失去的土地，争取民族的独立，与世界劳苦的弟兄，手相携！”陈毅对黄道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功绩，作了高度评价：“在与我党中央隔绝的情况下，在进攻者长年的包剿下，黄道同志能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所以能够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来适应抗日战争的爆发。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贡献。”

主持新四军驻赣办事处

　　1937年冬，中共中央决定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黄道任分局委员和军分会委员。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至南昌三眼井高升巷１号办公。1月10日晚，黄道到达南昌，向项英、陈毅汇报工作，并参加东南分局会议。根据中央指示，黄道领导的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饶守坤任团长。黄道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一起，去游击队集中地石塘宣布中央决定。在送别自己带了多年的部队之后，即赶往南昌，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不久，又担任东南分局宣传部长、统战部长。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对外办事机构，东南分局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一起办公。它在东南分局的领导下，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处理我党我军在东南地区需要办事处出面处理的各项事宜。黄道根据党中央“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指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采取各种形式和办法，在群众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江西青年服务团等几十个抗日群众团体，并在这些团体中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的力量。黄道派夏征农到青年服务团总团部负责宣传工作，黄道向他们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陈毅向他们作关于游击战争的报告。青年服务团采用话剧、街头剧、演讲、歌咏、壁报、漫画等多种形式，深入农村、工厂宣传抗日救亡，成效甚好。当时南昌抗日救亡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吸引了许多外省青年。一年多时间，办事处先后选送了1000多人到延安去，到新四军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许多同志，都是由办事处介绍去的。办事处还为新四军筹集大量军需物资，支援前方将士。黄道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协调党派关系，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团结各界人士和名流学者。还派地下党员去做刚从苏联回来的蒋经国的工作。他利用公开身份，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进行合法斗争，颇有成效。

  　1938年6月26日，马当要塞失守，九江、南昌形势危急。为此，办事处邀请在南昌的国民党元老和各界知名人士30余人，举行了一次招待会。黄道主持会议。他说：“处此非常时期，国共两党必须捐弃前嫌，进一步紧密团结，消除隔阂，一致对外，共赴国难。”会议当场散发了由曾山、黄道、涂振农署名的《我们对于保卫江西的意见》。李烈钧、熊育锡、许德珩、王造时、王枕心等先后发言，称赞中共保卫江西的意见很好。要求江西党政当局召集各方人士，共商大计，群策群力，保卫大江西。

　　同年8月，黄道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知识》一书，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总结了闽北游击战争的经验，并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这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战略方针，指导战争颇有意义。

被国民党特务毒害致死

　　1939年3月，日寇大举进攻南昌，国民党江西当局仓惶撤退，却故意不通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命令江西省保安处，要集中全市所有车辆作疏散之用。对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车辆亦可征用，对该办事处可以“便宜行事”，事后可称是伤兵乘机闹事。黄道从地下党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将车辆集中起来，将全体工作人员武装起来，并率领全体人员撤离南昌，迁往吉水县的三曲滩，避免了一场类似平江惨案的事件。

　　1939年4月，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决定迁往上饶。此时，恰遇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东南前线视察，黄道与曾山在浙江金华迎接。黄道调驻赣办事处两部汽车，一个警卫排护卫周恩来住的金华中国旅行社，保证周恩来的安全。他还精心安排周恩来在金华接见闽浙赣三省的省委书记，与他们研究和部署了三省的工作。尔后，他又陪同周恩来到江西上饶、吉安。4月18日，黄道与周恩来在江西樟树分手，周恩来返广西桂林，黄道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在途经江西铅山县河口镇时不幸染疾，住进河口大同旅社治病。这时，国民党特务策划了暗杀黄道的阴谋。5月23日，国民党特务头子张超（此人后任军统福建头目，被陈仪所杀）密派特务黄玉成、吕鹤年等伪充招待，买通为黄道治病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重伤医院医生，趁机给黄道注射了毒药针，害死了黄道。当黄道还一息尚存时，他敲着床板，大骂蒋介石、汪精卫阴谋反共和妥协、投降的可耻行径。他还对守护在身边的陈清风、胡金魁、徐莲娇等人说：“要抗战到底，革命到底。”

　　黄道牺牲后，中共中央东南局、新四军军部极为震惊和悲痛。东南局发出《关于悼念黄道同志的通知》指出：“他的死，不但是党的损失而且是全国人民的损失”，号召“东南党的同志，在前线在后方更加忠勇地奋斗而完成黄同志未竟之功”。陈毅得知这一噩耗后，奋笔写了《纪念黄道同志》一文，称赞黄道是“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江西人民革命领袖，抗日的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对黄道一生的革命业绩作了高度评价。东南局派出曾镜冰、陈丕显代表东南局慰问黄道亲属和主持悼念活动。在河口，广大群众冒着坐牢的危险前来参加吊唁和追悼会。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闽北老区人民要求，决定将黄道遗体安葬在崇安县（今武夷山市）长涧源。

　　黄道的灵柩抵达长涧源村，中共福建省委和闽北特委为黄道烈士设立灵堂，东南分局代表陈丕显，福建省委和闽北特委领导曾镜冰、王文波等，黄道的妹妹及儿子参加守灵。数百名干部群众参加悼念。最后，人们在黄道的坟墓旁，种下了两行松柏，祝愿黄道烈士的革命精神万古长青。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军将黄道的坟墓掘开，抛尸山间。闽北老区人民冒着坐牢和杀头的危险，将黄道忠骸收敛起来重新安葬。1950年，中央革命根据地访问团闽浙赣分团到闽北长涧源访问时，群众主动做了一口棺木，将黄道的忠骸装殓起来，交给访问团运到江西上饶。1953年，黄道灵柩安葬在上饶信江河畔烈士陵园。在长涧源黄道原墓处，则建立了一座黄道烈士墓亭，作为对黄道烈士的永久纪念。

　　黄道遗有三子一女：黄知真、黄知机、黄知深、黄知慧。当时黄知真、黄知机已在新四军服务。为使黄道幼子黄知深免遭顽固派的迫害，项英和曾山交待陈丕显：“追悼会后，把知深带到新四军来。”这样，黄知深被接到皖南，进入新四军教导队，最后奔上了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