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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以勾结后金的罪名被处以碟刑。《明季北略》中记载：“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 关于袁崇焕，现代人对他褒贬不一，但更多的是贬义。尤其是他说过的“五年平辽”，后面皇太极绕路喜峰口，兵临北京城下，更成为现代人攻击他的借口。 清兵入关崇祯2年（1629年），后金军从喜峰口入塞，连克马兰峪、汉儿庄、潘家口、洪山口等边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闻警赶去救援，却被武英郡王阿齐格斩于马下。遵化失陷，巡抚王元雅上吊自杀。北京闻讯戒严，九门紧闭。 袁崇焕自宁远赶赴蓟县，后金军离蓟县西进，连下玉田、三河、香河。皇太极于11月15日，驻营通州。11月16日，袁军至北京左安门，后金军前锋也抵北京城下。 11月20日，后金军主力蜂拥而至，在德胜门与明军激战，互有伤亡。后金军俘获明朝太监两名，后用反间计诬陷袁崇焕通敌。随后崇祯皇帝以“议饷”的名义，召袁崇焕入宫，随后把袁崇焕拘留，下锦衣卫狱。 此时，后金军反间计成功，，袁崇焕顺利被崇祯皇帝逮到了监狱，此时北京城的老百姓也知道了投敌这一虚假消息，都认为袁崇焕擅杀毛文龙，通敌叛国，此次引金兵围京，妄图逼迫朝廷签订城下之盟，无不愤恨至极，聚集到街上，纷纷要求处死袁崇焕。 主帅被捕，袁崇焕率领的军队军心崩溃，当即便走散一万五千人。随后崇祯紧急调来满桂守卫京师，满桂在永定门外与后金军展开大战，终因寡不敌众，阵亡了；而后的总兵黑云龙、麻登云被俘，也投降了后金。后金军的各个将军都要攻打北京城，却被皇太极阻止了，皇太极笑道：“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 有人又说了，清兵入关，皆因袁崇焕之过，夸下海口说要“五年平辽”，结果清兵却兵临北京城下。这是袁崇焕之过吗？ 古北口和喜峰口属于九边中的蓟州，皇太极没从山海关入关，而是从古北口和喜峰口入关，对此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蓟辽总督。 蓟辽总督和蓟辽督师虽皆含有“蓟辽”二字，但其职责并不相同。蓟辽总督实际上负责蓟镇防务，而蓟辽督师则负责辽东防务，但是两者又有相互支援之职责，蓟辽总督镇蓟援辽，而蓟辽督师则镇辽援蓟。 很多人认为袁崇焕担任蓟辽督师，便由袁崇焕负责蓟镇的防御，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如同上面所说的，清军从古北口和喜峰口入关，袁崇焕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北京城下，护卫京师，何过之有？ 清军绕开袁崇焕负责的辽东军区，从蓟州入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避袁崇焕的锋芒，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肯定，而到了部分现代人的口中，便成为了袁崇焕不作为。。 并且，对于清军喜峰口和古北口，袁崇焕早有预警： “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袁崇焕）不敢越俎而议者也。今西部无存，东患我独当之。若东若三十六家道于卜与素什兔等穿连辽、蓟、宣、大沿边一带，以东之悍于战，藉西马为用，人人皆兵，兼喇之饭食，寝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祸更烈，臣（袁崇焕）窃忧之。” 五年平辽至于五年平辽，这个虚假宣传，根据袁崇焕和崇祯对奏，也可以略知一二。 天启七年5月，袁崇焕上《陈战守疏》，道： “......臣念海宇十年，疲于东役，征调生乱，转输告窘，不得已而用一简静精密之法，曰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以实不以虚，以渐不以骤，......从此且耕、且筑、且前，夷来，前后四年，便可制胜。” 崇祯元年7月上《再恳天恩辞免疏》： “......臣至南直太平府，闻东西虏一时俱举，锦、杏之前矛，夷折而尽！臣知必仇之寇，遂忘尚病之身，立刻带亲信丁壮，马上星驰，适伏暑淫雨，跋涉过劳，由病转剧，然负病兼程......天适其穷，人当其蛊，此时即干夫能手，尚且难之，况臣庸下......” 元年7月平台召对后，上《敬剖臣衷以祈圣鉴疏》： “......计辽事十年矣，征调乎腹心，孤人子而寡人妻；转输于郡国，枯民膏而竭民体......向已竭天下之力为守，今又益北直之保、河、齐、江北，旋转四千里为边，其难堪乎？大宁失而辽、蓟单，河套失而延、榆薄，识者犹以为失策，况辽之资寇，则奴骑步可犯蓟门，舟师可犯燕、齐，逼近都门，与大宁、河套之远在塞外者大不同！” 种种资料都说明了袁崇焕并没有低估后金，那为何他会说出“五年平辽”口号呢。个人认为有两点。 一是崇祯皇帝性格急躁、多疑、刚愎自用，巴不得今天给你兵马，明天就能够提后金君主的人头来见，此时如果袁崇焕提出“二十年平辽”或者是“十年平辽”，那估计直接就被拉去重大五十大板了。 要知道崇祯皇帝当政17年，换内阁首辅50人，刑部尚书17人，兵部尚书处死2人,自杀1人，处死总督17人，如果口号不够响亮，不能让崇祯满意，后果最轻就是被撤职。 二是大明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内有各地农民起义，外有后金虎视眈眈，加上各种天灾，内部分歧，如果不能在极短的时间解决掉后金的话，那么大明将会被拖垮，喊出这个口号，实属下策中的上策。 有人认为，“打仗是将帅的事儿，胜负责任也应由将帅负责。”这种观点表面上看似合理，实际上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历史上无论是古代的白起、韩信等战神，还是近代的曾、左、李等名臣，他们之所以能够建功立业，除了个人素质出众之外，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君主的支持和信任。没有君主的赞同和授权，任何将帅都无法施展才能，甚至可能遭到杀身之祸。 因此，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明确指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为了防止君主对战争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和破坏。 “打仗是君主和将帅共同的事儿”，只有君主和将帅之间有着良好的沟通和合作，才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后金的反间成功，袁崇焕被错杀，实属可惜。 下图为辽宁兴城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石像，可见有不少人还是认可袁崇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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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兴城民族英雄袁崇焕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