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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绥之(1922-1985)，山东邹平人，中共党员，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知名学者，鲁迅研究著名专家。 薛绥之194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任《世界日报》副刊编辑、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55年调我校中文系任教。薛绥之专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主持编辑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等三套大型史料丛书为中国现代史料学的建立发挥了铺石开路的作用。他曾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山东省现代文学研究会和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等职。1984年，薛绥之被评为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曾荣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 逆境弥坚 凝练学术方向 薛绥之，本名薛景福，1922年3月生于山东省邹平县大临池村。1933年以前，他在故乡读小学。1934至1942年，在济南读高小和中学，其间曾在济南日语专科学校学习两年。1942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46年毕业后，在北平《世界日报》任副刊编辑兼记者。1947年，为谋生渡海至台湾彰化中学任教，并兼任《世界日报》驻台记者，写过多篇进步的新闻报道。1948年初乘船返回青岛，旋任青岛《民言报》记者，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祖国的解放。薛绥之1949年之前的经历尽管没有大的波澜，但他后来在思想、治学和个性上的一些特点已初露端倪。 新中国成立前夕，薛绥之被友人邀至北平，入新创办的华北大学国文系学习。在这里，他正式受业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前辈李何林先生。自此以后，他实现了自己的宿愿，把主要的精力专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1950年初，被分配到天津工作，先在中学教语文课兼任政治辅导员，不久即转入天津河北师院中文系任讲师。同年，根据工作需要，薛绥之主编了新中国第一家面向中学的刊物《语文教学》，并在该刊上发表《我是怎样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为了忘却的记念>的五烈士》等教学研究文章。薛绥之在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作品的教学与研究上起步较早，而且重视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弄清史实、疏通课文，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思想。之后，薛绥之又相继在天津业余学院、天津师范学院、天津教育学院的中文系任教，继续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并不断发表一些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于1954年发表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化战线上的“围剿”与“反围剿”》一文。这是新中国建立后较早出现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文化战线上敌我斗争的专题性论文。由于史料翔实，立论正确，论证得体，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该论文发表后，学术界前辈张静庐先生以为必出自熟悉当年史实的老同志之手，及至得知薛绥之仅30余岁时，即致函表示赞赏，遂将此文收入他编选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之中。1955年，薛绥之经严薇青教授举荐调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并兼管资料室工作。此后，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研究及资料辑存上用力更勤，先后在报刊上发表《鲁迅的笔名》《鲁迅的两句诗》《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七十五周年》《鲁迅是怎样为克服公式化概念化而进行斗争的》《鲁迅新版本的特色》《清除鲁迅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观点》《鲁迅杂文的战斗性》《鲁迅与瞿秋白》《郭沫若的历史剧》等论文。至1957年，他编纂的《鲁迅研究资料索引》，由山东省图书馆内部印行，这不仅对鲁迅研究资料的钩沉有重要意义，而且为其以后大规模地展开鲁迅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时，薛绥之据自身的知识学养，初步确立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 正当薛绥之在学术道路上阔步前行的时候，却陡遭厄运。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书不能教了，文章不能发表了。自此以后，薛绥之长期身处逆境，精神受到极大压抑，加之一人独处（夫人赵智铨此时仍在天津，至1963年方调至济南），其苦闷孤寂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薛绥之没有沉沦。1982年秋，他曾对其研究生们说：“当时我被错划为右派，完全是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左’的政策造成的。在我蒙受不白之冤后，感触最深的，不是当时不可避免的冷眼、歧视和诬蔑，而是领导和同事们以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同情、关怀和安慰。正因为这样，我当时总算没有沉沦”。薛绥之善于从艰难时世中汲取人生的暖意，相信困境只是暂时的。恰如他对冯中一先生所说：“还能越革命敌人越多吗？这是反常的，不会长久的。”薛绥之以罕有的热情和干劲投入到力所能及的工作当中，并以自己的热情助燃他人。1960年，山师中文系拟编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薛绥之被指派与中文系十几个学生一起为编书准备有关资料。他无私地提供了自己历年辑存的全部资料线索，具体设计和规定了每辑资料的编辑体例和原则，而且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选编了一套长达300万字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这是我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第一套大型的系列化的资料丛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资料建设中起了极大作用。1960年这套丛书由山师中文系内部印行，受到诸多高等院校以及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者的重视。就这样，薛绥之在逆境中顽强地开拓了自己的事业，为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做出了时至今日仍常常得到学术界赞扬的重要贡献。同年，“右派”帽子被摘掉，他又开始写文章了。他不仅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的“今之论者”》《关于<学衡>的创刊号》《刘和珍与<莽原>》《关于“新月派》等带有考证性、理论性或专门研究社团流派的文章，而且应山东人民出版社之约，写成了一部鲁迅作品的讲析手稿。不幸的是，1966年，“文革”开始，他又遭到揪斗、抄家、劳改，不仅书稿出版无望，又因主持编印所谓“流毒”全国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除“右派”外，又加上了一条“鼓吹30年代文艺黑线，为牛鬼蛇神树碑立传”的“罪名”。历年辛苦购置的图书、资料，几乎损失殆尽。 从新中国建立前夕到“文革”，薛绥之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治学方向和风格。从治学方向看，薛绥之在现代文学这个总体范围内，涉猎甚广，从作家作品到社团流派，从史料考核到资料钩沉，他都做过不少工作。但是，他的主攻方向却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对具体作品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这一方向是与他的教师生涯联系在一起的，现实性、针对性、指导性是这一主攻方向的出发点。二是对现代文学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选。薛绥之一直重视史料，在被错划为“右派”后，更是有意识地选择了尚可发挥自己优势的主攻方向。 拨乱反正 打开鲁迅研究的春天 1975年，薛绥之被分配至山师聊城分院中文系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薛绥之的人生之路展现一片坦途。当时，全国掀起了“读鲁迅”热，鲁迅作品的各种注释本、讲解本一下子出了不少。但是，许多注解主观随意性很大，不够准确。针对这种情况，薛绥之连续写出《鲁迅作品某些注解异议》，先后发表在山师学报等刊物上。他的“异议”力求准确、稳妥，符合原意，深受读者欢迎，各地转载、翻印者达20次之多。1979年，他将这些文章修改、订正、增补，以《鲁迅作品注解异议》为题出版后，影响极大，颇受学术界好评。《鲁迅全集》新版时，这些“异议”成为重要参考，影响甚广。但薛绥之并不满足，为搞清鲁迅作品的某些背景、史实及针对性，他主动写信求教当时身陷囹圄的冯雪峰先生。两人书信往来多次，薛绥之自谓受益匪浅。这些信函，后来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辑上。 鲁迅的作品博大精深，牵涉的事件、人物、典故和风俗十分广泛复杂，薛绥之深知研究、普及鲁迅作品的艰巨性。鉴于此，从1975年起，薛绥之拟定编写《鲁迅生平资料丛抄》，得到山师聊城分院领导的支持。至1977年，该丛书第1本《鲁迅在绍兴》出版。此后又陆续编辑出版《鲁迅在广州》《鲁迅在北京》《鲁迅在上海》《鲁迅在西安》等共11本。除《鲁迅在厦门》因故未能编成外，其余鲁迅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都有了专辑。这套丛书是对鲁迅生平史料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前后历时约4年。 1978年，薛绥之晋升为副教授。1979年，学校党委作出《关于薛绥之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待遇，被任命为山师聊城分院中文系主任。至此，薛绥之背负了22年的精神包袱彻底卸了下来。此后，薛绥之工作劲头更足，著述更勤更丰。1979年3月，《鲁迅作品讲解》（上下册）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鲁迅作品教学初探》《鲁迅作品注解异议》相继出版，颇受学术界瞩目。 1981年，经教育部批准，山师聊城分院与山师分开，更名为聊城师范学院，薛绥之晋升为教授，被任命为副院长。从1980年起，薛绥之与天津人民出版社筹措出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至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学术盛会时，他与韩立群主编的该丛书第1辑正式出版发行，受到参会学者们的一致欢迎和好评，被认为是近年来鲁迅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鲁迅研究》《鲁迅研究动态》以及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相继发表消息和评介文章。全书共分5辑，约300万字，仅原始图片资料即达300余帧。至其逝世时，第4辑已出版。同年，薛绥之的《鲁迅作品教学难点试析》（与柳尚彭合著）也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学术界有人发表评论，谓此书“分析重点”“指明难点”“阐释难句”“提供资料”，因而对鲁迅作品教学“切实有用”。 1982年，薛绥之正式组建班子，开始主编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专业辞典——《鲁迅杂文辞典》。该辞典共收有关鲁迅杂文的辞目1500余条，至薛绥之逝世前终于完成，交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同时，他还受山东鲁迅研究会的推荐，担任了规模更为宏大的《鲁迅著作研究资料丛书》主编。这套丛书凡30册，长达600万字，是对过去60年来鲁迅著作研究成果的第一次系统化的检阅和总结。 在短短的七八年的时间内，薛绥之竟连续主编了3套规模巨大的资料丛书和两种大型专业辞典，出版了两本专著，主编和参与了4册鲁迅作品教学和讲解的专书，发表论文近50篇。这一项又一项重大的成果，为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也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1984年6月，薛绥之由聊城师院调至山东大学，任该校文史哲研究所教授、学位委员会委员、《文史哲》编委，同时还兼任聊城师院教授和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是年冬，他完成了艰巨的《鲁迅杂文辞典》定稿工作，又与天津人民出版社商定修正《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事宜，准备参加香港书展。他审订了《鲁迅大辞典·事件分册》《鲁迅著作研究资料汇编》书稿，并指导研究生们完成了《解放区话剧研究资料》3巨册。 史海钩沉 成就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巨擘 薛绥之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的贡献，首先表现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他的一些颇有见地的重要学术思想及学术影响也主要地体现于此。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他主编了几套大型资料丛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对促进和推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的发展，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立，起了铺石开路的作用。 1960年，薛绥之主持编写了《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包括《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索引》《中国现代作家小传》《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以及毛泽东、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赵树理、夏衍、李季、杜鹏程、周立波等作家的研究资料汇编。这些作家研究资料汇编内容包括：作家作品、评注资料，作家关于自己的思想、生活、创作的文章等，并附有作家年表。《索引》编辑出版时，有人建议将所有“右派”的文章删掉。薛绥之认为，既是索引，自当求全。经其据理力争，不少文章幸免于难。这套丛书，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尽管尚不成熟和完善，但已初步搭起了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社团、期刊进行全面搜集、整理、研究的框架。它的总体设计、编辑原则、编辑体例，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编辑出版相当匮乏的情况下，这套丛书的问世，引起了国内外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1981年，薛绥之、韩立群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5辑）开始陆续出版。这套《汇编》是在1977年开始印出的《鲁迅生平资料丛抄》的基础上重新编选而成的，但编辑思想、体例和方法有了明显的改进与提高。“辑入本书的资料，除具有直接见证意义的原件、图片外，尽量选录第一手资料，对回忆、访问、调查，亦以收录当事人的见闻为主，必要时，加以补正，以昭信实。”“对于资料中的不同说法，编者如有取舍，用附记形式注出另外的说法，以备进一步考核。”这套《汇编》以资料翔实、考证细微受到海内外人士的普遍好评。蒋锡金先生在《人民日报》著文说，“这部《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为普及并提高鲁迅的研究都做了十分有益的和必要的工作”，是鲁迅研究著作中“特别使我感到喜爱”的一种。著名出版家赵家璧称此书是“出版界的传世之作”。日本一些鲁迅研究专家也来信表示赞赏。 从1982年开始，薛绥之在原《鲁迅杂文中的事件》《鲁迅杂文中的人物》的基础上，拟定编写《鲁迅杂文辞典》。他要求，除对以前印出的有关鲁迅杂文的400余条辞目重新修订外，再增加鲁迅杂文中涉及的人物、社团、事件、流派、报刊、书名、词语、学故等各类辞目1500余条，共80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鲁迅研究专业辞典。《辞典》出版后，以体例周详、辞目完备、内容丰富、观点稳妥而受到学术界注目。 此外，自1982年起，薛绥之指导研究生编辑的《林纾研究资料》《许地山研究资料》《解放区话剧研究资料》陆续出版。全部编写工作都是在其指导下完成的。《林纾研究资料》出版后，一向很重视资料的著名作家唐弢认为，此书是当时出版的数十种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中内容最厚实、文字最简洁的一种。 仅从上述粗略的介绍，薛绥之在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方面的成就已显而易见。人们称他为“资料巨擘”，这绝非溢美之辞。资料学本身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要真正做好它，不仅需要功夫和耐性，而且需要眼光和水平。《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的编辑几乎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进行的，体例如何编排，资料如何选择，均是他一人筹划。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除资料的选择外，史料的考核辨析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薛绥之广采博征，把不同的说法以附记形式注明，以备读者查考；对资料中原来不够准确和存在的疑点，则加上说明性的按语，对不易理解之处也附以简明的注释。《鲁迅杂文辞典》更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这部辞典专业性极强，有别于一般的工具书。如何体现专业辞书的特点，每个辞目应包括哪些内容，从1973年起，先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期的思考和探索，最后终于确定了较科学的解决方案：辞条的前半部分讲词语本身的内容，后半部分则联系鲁迅的生活、思想和著述及同代作家的评述。这种体例和方法已得到鲁迅研究者的广泛赞同。这充分反映了先生治学态度之严谨、学识之渊博。 薛绥之对资料研究的重视源于对资料意义的深刻认识。他曾多次联络北京等地学者创建一门新学科——中国现代文学资料学。这表明，薛绥之在学术实践中，已将资料研究工作上升至理论的高度，视之为一门不可替代的学科。他说：“做学问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理论，二是材料。理论即是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它就会迷失方向；资料即是文学运动的基本史实。掌握了这些史实的来龙去脉，充分地占有材料，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我们的结论才会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否则，就只能空发议论。要切实提高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踏踏实实地下大功夫。” 筚路蓝缕 开创史料学研究方法论 薛绥之在学术研究尤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理论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其中涉及作家作品、社团流派、文学运动等诸多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最能体现他的学术见解。如果将他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从内容上加以分类，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鲁迅作品的研究。薛绥之对鲁迅研究虽然也注意从宏观上开拓，但相对而言更重视从微观上求深入，特别是对鲁迅作品的重点、难点和疑点的研究，既是他的研究优势，又是他的研究特点。这方面的研究仅散见于各种期刊上的论文就有近50篇，从关于鲁迅作品的总体认识、鲁迅研究现状的把握，到具体的问题，诸如鲁迅的生活琐事、思想矛盾、鲁迅的笔名、鲁迅作品中的标点符号等等，他都有所论述，几乎涉及鲁迅生活、思想和作品的各个方面。在这方面最能体现他的学术见解的是《鲁迅作品注解异议》《鲁迅作品教学难点试析》两部专著。鲁迅作品内涵丰富深广，历来歧义最多。薛绥之从具体的史实和鲁迅作品的具体内容出发，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见解独到深刻，论述有根有据，颇见功力。同时，抓难句的解释，抓标点符号的研究，把对鲁迅作品探索的触角伸向最细微处。而这些恰恰是不少人不屑一顾的研究内容。这两本著作对鲁迅作品的探讨，难句解释占了很大比重，这不是一般的以词解词或就句解句，而是联系背景材料或作者本人的心境或全篇的构思，针对研究中的分歧，加以具体的解析。不论对难点、重点的讲解或对疑点、难句的分析，都能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进行探讨，尤其重视大背景或小背景的史实考证，不作主观的根据不足的推测和判断，力求避免单向思维的直线探索，尽量把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 关于文艺运动和文艺斗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满了外部的或内部的错综复杂的文艺思想斗争。把它们扩大化或者予以抹煞，都不能正确揭示新文学的本来面目，而扩大化的倾向则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文学斗争的研究中占居了主导地位。薛绥之对文艺运动特别是“左联”时期文化上“反围剿”的斗争进行了多年研究，发表了不少有关论文，其中影响较大者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化战线上的“围剿”与反“围剿”》和《鲁迅在反文化“围剿”中的斗争策略》。 关于社团、流派的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很早即引起薛绥之的重视。1963年即有《关于“新月派”》《刘和珍和<莽原>》等专论。前者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新月派逐步演变、走向消极的过程。他没有给这个复杂的流派先扣上一顶“反动”的帽子，然后寻章摘句地加以“批判”，而是从史实出发揭示出它步步后退、终于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的复杂过程，对其批判的锋芒完全隐蔽在具体史实的叙述中，体现了薛绥之治学中一贯坚持的“重史料、重事实”、不“以意为之”的作风。“文革”后，他对社团、流派方面的研究较为着力，陆续推出《<子夜>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关于语丝派》《五四时期的文学社团》《总结历史，破浪前进——纪念左联50周年》等文章。薛绥之对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曾有一个大的设想，视之为一个重点研究课题，不仅撰写这方面的文章和专著，而且计划招收此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临终前他为上海教育出版社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话》的7万字遗稿，就是按照社团、流派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及其本来面貌的。 关于中学语文教学和鲁迅作品教学的研究。薛绥之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又是一位教材方面的理论研究者。他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和投入的精力，在专门致力于文学研究的学者当中是少见的。这固然与他的学术研究方向相关，然而何尝不体现为一种追求厚重的脚踏实地的治学态度和一位科学研究者强烈的责任感呢！由于他从教学工作的需要出发，或因教学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因自己的考察发现了带有普遍性的教学现象，才引发了他的思考，转而为文，力图从理论的高度上做一些有益的探讨，所以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带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用性，尤其对中学语文教学有重要指导意义，为很多教学工作者所重视。 1985年1月15日晚，这位精力一向极为充沛的学者，却急匆匆地离开了人间。弥留之际，既无痛苦，也无遗言，平静而逝。讣告一发出，学界为之震惊，海内外唁电、唁函多达200余份。人们称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资料巨擘”，他的逝世“是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的重大损失”。 薛绥之先生辞世不久，冯光廉、朱德发发表《薛绥之教授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一文，总结其一生的学术业绩。由其学生徐鹏绪教授牵头，诸学生议定筹资编辑印行《薛绥之先生纪念集》，以资悼念，永存风范。李何林、唐弢、王瑶、许杰、王士菁、任访秋、姜德明、冯中一、严薇青、孙昌熙、刘再复、林非、孙玉石、袁良骏、倪墨炎、王得后、俞元桂、冯光廉、朱德发、韩立群、王富仁、陈子善等40余专家学者撰写了纪念文章，对其人品、学识作了全面评价。 袁良骏先生撰文呼吁创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其中诸多思想得益于与薛绥之的切磋、交流。直到今天，常有学者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学发轫和建设的角度，梳理薛绥之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 该文章刊登在《山东师大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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